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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2012-06-13 20:25:13 作者: 资中筠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

“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名字在我国知名度甚高。事实上和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一样,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是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中国在其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Sr.)于1913年创立的,创办资金是一亿美元,后来,于1928年与创立于1918年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合并过来,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共242,222,560美元价值的股票,到1951年本金已增值至345,397,663美元〔1〕。成立后即以非盈利团体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第一任会长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四年以后他接替老父为董事长达23年。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早期。不过有不止一个人对洛氏父子的思想以及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下面第三部分将提到。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都是重点。在人文学科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又分两部分:一是直接资助在华工作;二是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

一、在华工作概况

(1)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于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Burton)小组”共三个调查组。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Welch)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这是它在海外各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太平洋战争后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又重新恢复开张。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2)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41,250美元)来自洛氏。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下卓有成就的。〔3〕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从1925到1945年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4〕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于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马肃、钟心煊等。〔5〕(3)乡村建设与平民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的一些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抗战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从1934至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4)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在我国包括人类学):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Redcliff Brown)、帕克(Robert Park)、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在伦敦在马氏指导下作研究二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经济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大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000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0,000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自洛氏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至1945年总数425,000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0,000美元。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例如个人项目中比较著名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二、建立和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1)参与发起西方的“汉学”始于欧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美国开始得较晚,而且最初也是从欧洲传去。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大约始于20年代末。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并积极支持推动。1928年12月1日,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8〕会议”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者是洛氏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ACLS 的负责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ummel,Sr.当时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一批早期汉学家,并专门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导,说明当时美国对研究中国尚属起步。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无知,强调建立“中国学”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在ACLS下设促进“中国学”的常设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委员会”),编一部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远东学为主的讨论会等。〔9〕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学”正式进入了美国学术研究领域,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洛氏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二战结束前,在它的推动和资助下,美国十来家名牌大学建立起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后来发展壮大,至今享有盛誉。1947年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大约有十家高等院校保持至少三名以上教授远东课程的全职教师,在过去15年中几乎全都得到过本基金会不同程度的资助,其价值在二战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些大学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始最早,得款最多。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西海岸的几家大学后来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需要得到资助也不少,其中有斯坦福、波摩那、加州大学等。这些大学各有特色,例如华大早期侧重历史,战后重点研究东北亚,以华北为中心;哥大主要是历史文化哲学,后来通过其国际关系研究所把对中国的研究与社会科学各科系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方面芝大重文言,耶鲁重白话,加大重口语。对图书馆的资助主要有:国会图书馆东亚藏书部分、普大盖斯特中文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图书馆书目卡)等。除大学外,基金会在远东学方面的主要资助对象还有两大学术团体:ACLS的“远东委员会”和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资助的方式一种是对上述院校团体总预算的经常性拨款,一种是对它认为意义重大的重点项目拨款。后者包括:——会议和讲习班。从ACLS第一次会议后就有计划地每年轮流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等大学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暑期讲习班达十年之久。其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远东的注意和兴趣,帮助使美国大学文科教师与研究生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开阔眼界和培养这方面的师资。——编写教科书。重点在两所大学:耶鲁和芝加哥。二者各有特色。耶鲁的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教授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作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1936年他还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至今耶鲁仍是教授中文的重要中心。芝加哥大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汉学家克里尔(H.G.Creel)。他的特点是把读历史与学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同时能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出版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000美元。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Derk Bodde)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现已有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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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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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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