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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农民“新命”(3)

2012-06-11 20:13:00 作者: 赵树凯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农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民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就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也是中国农民“新生”的开始。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借用黑格尔对人和历史的理解,认为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使人获得了普遍的相互承认,人们“被承认”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历史已达至目的地而将不再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农民,他们真正“被承认”的需要将怎么实现?这对于更宏大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关键所在。

农民“新命”:公民化

就个体而言,一个农民只要还是另类身份的农民,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前途可言;从整体而言,当整个农民群体脱离了这种另类身份,则农民不再是农民,或者此农民不是彼农民。所以,农民的政治前景或者政治解放根本上就是农民作为一种另类社会身份的终结。其根本的动力是农民自身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公民化。

通过农民的公民化,可以感受到新农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悄然崛起。这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奠定了广泛基础。在当下,我们已经可以处处捕捉到新生代农民的新变化。农民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公开指责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侵犯人权”,进而给予公开抵制。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不大理会过去那套“主义”“道路”体系的话语逻辑。他们冷对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这是新政治的社会基础,也是新政治的希望所在。

新生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涵了更多的变数和希望。

新生代农民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这包括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付出劳动能否有合理的工资、能否及时足额拿到工资;进入新的工作环境能否有比较适宜的居住场所;子女能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且在父母的工作所在地接受教育;能否获得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养老保障,等等。实际上,这对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者大致均等化)的要求。这些其实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权利主张,是他们对政府态度的主要考量因素。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说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社会体制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政治权利的核心则体现在农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之中。笼统地说,农民与政府的互动方式可以分两类。

一种是良性互动,农民的意志可以有效地反映于政府过程,有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也有有效的权利表达机制。这取决于政府的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他们,政府是否能有效积极地反映他们的意愿。

另一种是非良性互动,农民不得不通过抵抗甚至一些破坏性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政府通过这些抵抗来知悉他们的要求,甚至通过他们的破坏性行动来调整政策和行为。

我们看到,当下的政策改进逻辑中,就有一些非良性互动的特征。这个问题的演变方向也是两个。非良性互动或者向良性互动转化,或者是这些非良性互动因素不断积累,直至爆发。要促使其由非良性互动向良性互动转化,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就农民工来说,政治民主问题也同样突出。在新的城市社区,他们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同。这样,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才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解决二元体制不仅仅需要新的社会政策,如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政策,也需要统一的政治体制,实现原市民与新市民政治权利的一致,二元体制的根本解决是政治解决。就是尽快实现选举权利的流动。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十数年而无法成为选民,这种原居民与新居民的分裂是政治性的。关于人口迁移中的选举问题,国际经验有很好的解决途径。中国的情况不论多么复杂特殊,只要认真研究探索,不难找到解决之道。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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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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