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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农民“新命”(2)

2012-06-11 20:13:00 作者: 赵树凯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农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民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就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也是中国农民“新生”的开始。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借用黑格尔对人和历史的理解,认为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使人获得了普遍的相互承认,人们“被承认”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历史已达至目的地而将不再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农民,他们真正“被承认”的需要将怎么实现?这对于更宏大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关键所在。

“农民的终结”与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土地分户经营是农民在农村内部对于旧体制的抗争,那么,农民的流动则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J.Solinger)所说,是“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

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在农村内部,或者说如果不外出,他们的身份困境经常被掩蔽,因为,周围都是制度上身份相同的农民。但是,当他们带着原来的身份进入城市,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有了与城市体制的直接互动,这种不合理才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

以“孙志刚事件”为转折,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种种歧视限制政策规定逐步取消。现在,不少城市把暂住证取消了,有的改为居住证,有的规定满足一定条件即可成为城市的市民。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保等方面的权益也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这些政策改善大大提升了政府在农民中的信任和威望。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权利需要政治保障。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怎样参与城市公共管理,既让这些新移民能够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城市,又让城市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倾听其利益诉求,这不仅关乎新移民的权利保护,更重要的是关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新的政治整合。如果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将会带来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这种对立本身是由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为造成的,其对立后果也是政治性的。

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不得不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这不仅凸显了制度的不合理,同时,也启发了农民对既有体制的不满,并且教会了农民如何反抗与斗争。流动是一所“大学”,使农民获得了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艺术和组织实践。经验显示,回到村庄的外出农民是最有创造性的,不仅善于创业,而且也勇于和善于同地方政府谈判或组织抵抗。市场化和流动,其实锻造了一代新农民。这是富于抗争或者说敢于表达的一代。笔者从2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和访问大量农民工,今昔比照的一个强烈印象便是,农民工中出现了显著的代际差异。

所谓“代际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在自我认同、社会认知、政治态度、权利意识、就业选择、意见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归结起来看,新生代农民所体现的独立、自主、平等不同于父辈,更加具有进取性。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观念与政治态度往往令人惊异。这从“民工荒”的问题上可见一斑。有的农民工认为,“民工荒”实质为“奴隶荒”,对于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当然应该选择离开,不要指望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安于做奴隶。有的民工在网络上发帖子称,要“全国工人团结起来,宁可失业,不进血汗工厂”。可见,“民工荒”是农民工争取权利改变社会现实的觉醒。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生活与发展的选择权。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重新审视农民的社会角色与位置,重新确认自己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敢于挑战权威、挑战旧习,而且敢于付出代价和牺牲。农民的新起点由此可见端倪。

孟德拉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就发现了新农民与旧农民的重要区别。他指出:“人们会禁不住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与旧农民相比较,新农民的态度与旧农民的意识存在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孟德拉斯同时认为,这个群体的权利要求同原有的政治法律结构发生了冲突,他们的个人成功受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权利的制约,这就造就了他们崭新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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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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