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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农民“新命”

2012-06-11 20:13:00 作者: 赵树凯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农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民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就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也是中国农民“新生”的开始。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借用黑格尔对人和历史的理解,认为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使人获得了普遍的相互承认,人们“被承认”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历史已达至目的地而将不再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农民,他们真正“被承认”的需要将怎么实现?这对于更宏大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关键所在。

《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农民正在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因为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新的公民权利的获取,并不仅仅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的变迁所致,更重要的,是与现代国家的构建(statebuilding)密切相关。“农民研究”也因为当下农民的际遇而具有了更多的思考维度和更大的想象空间,成为理解诸如政权构建、公民身份、权利结构等众多根本性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与政治

考察若干年来上层政治运作与农民的关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决定有关农民事项的政治议程中,农民自己却鲜有说话的机会和权利,农民硬生生地被“代表”了,成为“政治”的陪衬,成为种种“说教”的聆听者和被迫接受者。现在,从农民的角度看,这些说教运动已经走向了反面。农民已经或者正在失去耐心。于是,我们看到,基层的若干所谓“教育”“学习”运动演变成政府系统的自导自演、自说自话。发生的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的农民正在改变基层的政治生态。

现在的关键在于,需要建设一种体制,使得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协调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的机制上。这种体制应该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农民的利益要求能够顺利地进入政治过程;第二,政治生活的纷纷扰扰并不将农民裹胁进来。上层政治家可以为了更好地贯彻民意而斗争不已,甚至频繁换人,但是,民众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与此同时,由于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的需求能够顺利地被制度吸纳和反映。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底层的农民构成了基本的民间社会,但是,传统民间社会和现代民间社会显然在政治结构中的位势不同。传统的民间社会隔绝于国家政治过程,无法参加政治过程,朝廷里的事情农民是无法过问的。而现代民间社会,依然独立于国家政治过程,却能够有效参与政治过程,或者说政治当局高层的活动是应该而且可以被基层干预和制约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根本区别。在现代民主国家,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格局中,争斗其实也很激烈。然而,正是由于存在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利益冲突的协调过程才是均衡的、制度化的、良性的,其结果才成为温和的、可预期的。

亲民:领袖与体制

经验显示,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境遇,往往与领导人的亲民品格及其表现直接相关。因此,人们呼唤亲民的领导人的出现,敬重亲民的领导人。问题在于,亲民的领导人和亲民的政府并不是一回事。有亲民的领导人很好,但是,有亲民的制度更好。领导者个人的去留是不断变化的,无法预测的,稳定的制度才是可以依赖的。而且,如果制度不亲民,会导致领导人无法真正亲民,因为会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充当他和“民”之间的障碍。根本上讲,亲民不应该是一种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而应该是政府的政治品格。这种品格从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政治领导人的内心善良,而是来源于政治体制。

一般而言,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所有重要政策需要整合民意代表乃至社会公众的意见,政府领导者的个人作用并不是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政府制度本身缺乏民众根基,个人集权程度比较高,统治者个人的良心或偏好,对民众的命运影响很大,民众必然期待亲民的领导人。但是,这种领导人的出现就像古人所期待“青天”一样,是偶然的、缺乏制度基础的。

1949年以来的农村政策历程,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名义上农民当家做主,事实则远非如此。即便是晚近30年中,仍有大量政策和观念在企图“训导”“驯化”农民,试图固化农民的思想,甚至规制农民的需要。要真正落实“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的承诺,最重要的就是“以知治国”,开放农民的表达渠道和自由空间,真正建立起保障农民选择自由的制度体系。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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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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