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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平邦:《叶落长安》 最底层的良知(2)

2012-06-11 11:07:21 作者: 司马平邦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如今这个年代全国性的人员流动,富人和穷人都占不少,但在新中国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员流动是穷人,饿得没法活了,大批大批的流民跨省逃荒的事常常有。

 

她苦出身,可以说是极苦出身,却有着更接地气的乐观精神和生存能力,你可以说她是随遇而安,也可以说她是苦中作乐,但从童年到老年,这个女人在与种种时艰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是惊人的,16岁的他被白老四强暴,那种逆来顺受在当代人看来似乎不可接受,但以当时年代、又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贫家女孩,本能的反抗已经将其个性里的闪光点映照得格外灿烂――况且,郝玉兰的成长之路其实或者对当时的中国女人来说可能更具草根阶级的代表性,她们只能在注定的悲剧中表现挣扎,但最终她们还是要安于悲剧在自己身上必然发生,且只能以最小的人生悲情作为自己一生幸福的指标。

解放后,郝玉兰也曾有过与白老四离婚的机会,但她最终再一次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与其厮守,使白老四作为中国封建礼教的一个恶胎,始终没有摆脱原罪,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社会属性,我们看到,随着郝玉兰年龄的增大,她对这种注定悲剧的命运的妥协与保护却愈发强烈。

看着郝玉兰不平而又妥协的命运,我觉得似又看到自己家族里那些已经作古的长辈女人们,也许郝玉兰身上有她们每个人的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郝玉兰更像是鲁迅笔下祥林嫂的镜子另一面,祥林嫂在旧礼教的迫害下死去,郝玉兰却在礼教的迫害下活下来――而她作为文艺形象的主题并不是反礼教,而是追求生活、生命和活着。

祥林嫂与郝玉兰的相同处在于,她们都是最最底层中国妇女的化身,不同处在于她们巧遇的时代、社会状况不同,而面对时艰选择的态度也明显不同。

正如郝玉兰在剧中提醒中共女干部张文清时说的,老百姓的事,都是糊里糊涂的。这是一种虽貌似糊涂但又格外清晰的民间逻辑,是中国最底层人群从来的文化与伦理的双重逻辑。

剧集没有一味对所谓劳动人唱赞歌,郝玉兰的老妈就是一个可以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的穷女人,她抱怨、自私、偏心,所有女人们可能有的毛病她都有,且,他还是出卖女儿的第一元凶;与白家一起逃荒来到西安的吕盛全家祖传都是贼出身,世传顺手牵羊的绝活;他们在剧中的出现,拉近了剧集与复杂现实的距离,让这个并无大批判立意的故事里处处流露着小批判。

另一户叫张俊的人家,因为解放前小有资产,在解放后被定为小业主,张俊和他媳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经历着那些时代中国最典型的一些政治变故,我们从他们家的故事里,可以理一理往事,可谓往事如鉴。

个性坚强的贫妇郝玉兰另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爱给毛主席写信――剧集这样的安排我想是有历史出处的,小时候我也常常会听说身边或不远处的某某人又给毛主席写信了,虽然那些信发出后也是石沉大海,但每一封平民给领袖的信都可以成为人们平淡生活里的谈资,而郝玉兰最大的不凡是她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居然就收以了毛主席的回信,后来这封信不但成了她的传家宝,还成了她的护身符、门神贴。

其实,郝玉兰的命运,也代表了她背后那一大批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这个贯穿几十年的故事里同样有一种苦中作乐、逆来顺受却又勇敢追求生存和生活的底层价值观,这也是它最为打动人心之处。

《叶落长安》以朴实、凝练的底层社会良知贯串起全部故事链,剧集没有刻意增加故事链上每个小细节的故事性,也不强调表现上的节奏感,不过它们个个都很耐看,我想,主导它们耐看的原因主要在于它的这个底层社会良知的核是相当坚硬的,剧集无意升华或者装饰这种永远属于底层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而意在用准确、精致的细节堆积完成对这种中国底层社会良知的致敬和怀念。

它感动你的时候,你可能还丝毫不察。

责任编辑:张亚西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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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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