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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希普勒:在美国,人们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领(4)

2015-05-11 19:47:04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穷忙》是讲美国的穷忙族,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疑问,美国的穷人有多穷?

1991年,他花20000美元从南韩来到这里,六个月后,她花15000美元来到这里。现在,他们的存款减少到了5000美元,而且他们搬到了一个更小、更便宜的公寓里住,他们睡在客厅里,让十三岁的孩子睡卧室。

在首尔,这位丈夫做的是进出口生意,卖的大部分是太阳眼镜;在洛杉矶,他打零工,做电焊。她曾经是个服装设计师,但是在这里,她不懂英语,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所以,她觉得自己困在了洛杉矶“韩国城”区的韩国餐馆亚文化圈里。“我去语言机构上了三个月的课,”一位翻译转述了娜拉的话,“但是我很快就忘光了。我年纪太大了。”她四十五岁了。“我住在韩国城;不懂英语我也还能熬下去。”她能熬下去,但是不能熬出头。

表面上看来,在他们都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收入还不差。虽然她的工作时间很长,相当于每小时薪水仅仅达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就是6.75美元,而且加班时间被忽略不计,但是她一个月能挣1700到1800美元。他做门和篱笆的按揭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到2000美元,所以他们一年总共能挣将近40000美元。这形象地说明了双薪家庭的好处和单亲家庭的风险:在那些低收入人群中,单独抚养子女本来会是摆脱贫困的良方。

但他们还是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洛杉矶是个生活成本很高的地方。公共交通情况很糟糕,所以他们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卡车,一辆小汽车。他们的工作没有提供医疗保险,所以他们花很多钱去看韩国医生和牙医。身为非法移民,他们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政府救济(娜拉坚称,无论如何她都会拒绝接受救济的)。而且,心理上的封闭让他们感觉有种挫败感压在心头。生活在社会边缘,与世隔绝,如一潭死水,娜拉只想回到韩国去;但她丈夫想留下。

李正姬也觉得自己身陷困境。她是一个结实的小个子女人,脸上挂着苍白的微笑。1995年,她和她的丈夫从南韩到这里来;他是拿着学生签证要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的。

“我们把在韩国的房子卖了,”她解释说,“我们在韩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把房子卖了,那就有很多的钱,我们就能来这里舒舒服服地上三年学。我们俩都会上学。我们从没想过我要去工作。这不是计划内的事情。当时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钱很快就花光了,才一年的时间。”这里的生活成本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从在韩国住有三间卧室,两间浴室的房子沦落到在洛杉矶住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他们的两个孩子有床睡;这对父母则睡在地板上。

白天:您一起要份炸薯条吗?

晚上:我要让孩子们和账单一起生活吗?

(图片来自网络)

她从在韩国当银行柜员变成在洛杉矶当女侍应生,赚得比最低工资还少,一整天都要小心翼翼地在餐馆厨房里湿滑的地砖上绕来绕去。有一天,她托着一个盘子,失足摔倒了。陶制餐具坠落在地板上,她的梦想也摔得四分五裂。她的背伤得很重,所以她一年都没办法工作。由于急需用钱,她的丈夫不得不退学找了一份工作——拿大学文凭的希望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正的雇主没有赔偿他的工人;她找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答应她,如果打赢这场官司,他只收她一笔胜诉费,但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至少五年。

在此我要再说一遍,这个家庭的收入是可观的,但是他们到美国时心怀的雄心壮志已经破灭了。这位丈夫现在是一个制衣承包商的经理,一个月挣大约2000美元,比大部分的制衣工人挣得多得多,而且正回到一家韩国餐馆端盘子去了,一周工作六个晚上,那里的小费很丰厚,实际上她每月能挣到800元薪水的两倍。然而,这些钱全都花光了,他们存不到钱。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花费很高。生活的压力折磨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本可以回家去,但是他们感到很挫败,没脸这么做。

“如果你光看我们挣到的工钱,那是不错的,”她说,“但问题是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工作,谁来带孩子?所以最后你每月大概要花500美元请人照顾孩子,而且我没有多少时间和我家人和丈夫在一起。所以,最后就是上班,回家,睡觉,然后又出来。没有时间做饭,所以他们都出去吃,”谈到她的丈夫和孩子的时候,她这么说。那是很贵的,而且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因此变差了。

“我丈夫是个工薪族,但他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他有朋友,但是他不能和他们出去玩。他得回家带孩子。所以我丈夫和我有很多矛盾——争吵。他没有休息日。在韩国的时候,我们从没吵过架。我听其他移民说,移民的头五年你和你丈夫会吵架,但如果你度过了这段时间,你们就会永不分离。”

但是“永不分离”只是个相对的说法。她的丈夫早上7:30或8:00就要出门,到晚上8:30才回来,而这时候她还在工作。“我大概十二点或一点走进门,打开门,我的丈夫在打鼾,大家都睡着了,而且我有种感觉,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变得非常忧郁。在韩国,至少我们晚上能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聊。但是现在,我们和对方没有什么能聊的。我们没有说话的时间,也没有聊天的内容。”在一个方面上,韩国移民们已经被美国同化了:他们的离婚率大概是50%。

到美国来的移民们如果要求得解脱,基本上都要等下一代出力。如果父母们不会说英语,他们的孩子会说。如果父母们只能长时间工作,领低工资,孩子们是能自由寻找一条道路,学到更高水平的技术,获得更好的教育,顺着这条道路向上走的。我们很难把他们的情况和过去的时代相比,但是在今天的种族围城中,这些假设也不是完全成立的。即使我们相信下一代能够取得成功,进步,出人头地,走进同一片阳光下,共享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这种信心并非完全不可动摇。

的确,当我问正,她预计自己的孩子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时候,她的回答令人不解;她描述了自己在“韩国移民工人扶助会”举行的活动中有多么积极,她们要改善韩国餐馆中的工作条件。她相信,这场战役如果能取得胜利,她的孩子们的生活会好过一些。

于是,我问她,她希望他们在餐馆里工作吗?“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餐馆里工作,”她哀伤地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上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纽约大学,变成医生、律师,但是——现在我儿子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我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是说到他们将来的就业,谁知道呢?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穷忙》,上海译文,2015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微信公众号:上海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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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