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希普勒：在美国，人们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领（3）

杂货包括了一些很贵的东西，比如一天3.99美元的“方便午餐盒”，科迪只有在吃这种午餐时才不会在学前班的房间里到处乱跑。其他项包含了五十二个条目，萨拉和威利在把它们列出来的一个月之后都不记得那些是什么了。其中有马上就被忘在脑后的2美元和5美元的花销，有161美元的演唱会门票（去听奥兹•奥斯朋），有52美元的参加某场婚礼的全套服装，各种各样的45美元到50美元的生日礼物、结婚礼物，其中一个花钱的日子还是那些狡猾的厂商们发明出来的：母亲节，那天他们也买了很多没有必要买的东西。

主要是威利牺牲自己以节省开支。他同意不再抽自己最爱抽的骆驼香烟，改抽4美元一盒的万宝路。总之戒烟是完全不可能的。放弃下馆子吃饭、方便食品和垃圾零食看来是一种不可能的牺牲之举，萨拉愤怒地拒绝了家访员布兰达提出的这一点。“她的开支计划是：你得吃一周的汉堡包和土豆泥之类的东西，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萨拉嘲笑说，“我要吃我爱吃的东西。”

A：咱们34岁了，破产，而且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B：快，咱们去炫耀一下新手机！

（图片来自网络）

即使萨拉和威利成为节约模范，他们的生活还是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枷锁。在谋得铺屋顶的差事之前，威利的日子过得很穷，他欠了700美元电话费，又因为买一辆二手车而欠了5000美元，医药费也欠了10000美元。他没办法用电话；她可以，但那只是因为她的话费是在十八岁前欠下的，当时她还不能负法律责任。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她很有可能得学一些父母试着耍一个花招：用孩子的名字和社保账号开一个电话账户。

威利欠医药费的情况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典型。他没钱去看牙医，牙齿都坏了。而且他做的是道路建设工作。每次脓包肿起，他都会到最近的急诊室里要止痛片和抗生素。法律规定医院急诊室要给所有人看病，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医疗保险，不过急诊室可以在之后寄出医疗账单，这些账单通常都是大数目。这些收费超过了威利的承受能力，而且把他的信用等级毁了。

“很差，”萨拉在描述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这么说，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高亢而紧张。

“是我们把自己搞穷了，”威利回应道，“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可以过得挺滋润的。有时候我一个星期能挣700美元回来。我知道我能过得挺滋润的。但是，你知道的，我们都不能坐在家里说，好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钱，就这样了。”他哀怨地一笑。“如果我们口袋里有10美元，而且我们都病了，不想在家里坐着，我们就会出门花10美元买冰淇淋和晚餐。我觉得花点钱能让日子好过点。”

萨拉给出了她自己对贫穷的定义：“我们没有存什么钱。我们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威利说，“我不怪别人。”

威利干的铺金属板的活儿足可以让他的家庭脱离联邦贫困线，但是他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些福利补助。孩子们符合SCHIP，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条件，萨拉从WIC得到了牛奶、谷物、花生酱、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的食品，WIC是一项针对妇女婴儿和幼儿的营养补助项目。有几年，在他们填所得税申报表时，他们不仅收到了代扣的税费中的退税部分，还获得了额外的“劳务所得抵税额”。

有一年，他们用他们从美国国税局（IRS）收到的支票去弄了文身。“我们就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她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会很孩子气。”威利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个巫师，萨拉撩起衬衫露出后背，让我看她的刺青：是一颗荆棘绕出来的心脏。

从服装设计师到助理厨师，移民中产的美国梦

在洛杉矶，“娜拉”和她的丈夫也陷入了困境。她锐利的眼睛因愤怒而闪闪发光，口中言辞尖刻。她是一家韩国餐馆的助理厨师，一周要工作六天，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而且在热气熏人的厨房里工作的员工是分不到顾客的小费的。晚上，因为她的丈夫不愿意做饭，所以她到家之后还得为他和他们的儿子做饭。

“做了一天的饭，然后在家还要做饭，这简直就像在地狱里。”她愤怒地说道。她和丈夫吵过过很多次，有一次，她对他吼道：“为什么你要让我来这里？”他走了出去，十天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