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书比人长寿”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费正清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版，68 .00元。
“书比人长寿”，是中国著名编辑家赵家璧晚年所著一部书的书名，语出费正清致赵家璧的一封信。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任职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时，曾与赵筹划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事未果，费正清旋即被召回国，这套书在赵主持下，于1949年出版。1980年赵在《读书》杂志刊文回忆“美国文学丛书”出版经历及与费正清交往种种，并将杂志遥寄哈佛。1981年，费正清复信说，自己正在撰写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信中述及“你在《读书》上所写，为了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中译本所经历的长期斗争和最后胜利，是一篇动人的故事。我深信刊印的书籍的价值，比起人来，更为长寿”。
“书比人长寿”，是一位学术权威和编辑名家的共同理想，然而，从现实看，就如同人群中享有期颐之年的人终是少数一样，书海里比人长寿的书，更是不多。话说回来，书能否长寿，终归要看写书人，书是因人而长寿。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注定是一部不朽之作。这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甫一出版，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费正清的一众名徒，据说大家纷纷找来阅读，目的是看看老师在书中有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迄今，中文版分别于1991、1993、2013年已出版了三个版本。其实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代中国学研究名家的生成与一家蜚声国际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崛起。后世研究中国学的人，费正清绝对绕不过去，而他的这本书同样有参考价值。
费正清的“现身说法”，让我们不仅感叹他的好运气，可能还会外带一点“羡慕嫉妒恨”。在费正清的中国行中，有两段时光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是1932-1935年间，费正清在中国访学，遍识学界名流。不仅认识了欧文·拉铁摩尔这样卓有成就的一流西方汉学家，还结识诸多赫赫有名的中国学者———史学家蒋廷黻(具体指导费正清并安排其进入清华大学执教)、傅斯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外国文学教授叶公超、温源宁，人类学家李济……而1932年在北京东兴楼饭庄与中国学者的雅聚，更是让费正清激动不已，晚年回忆仍颇为自豪：“我发现在等候我的人中，半数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陶孟和，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办者。”这所有的一切机缘与安排，都源自费正清那声名显赫的未来岳父———哈佛大学伟大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教授，后者不仅蜚声美国学界，亦有国际影响，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学家极为熟识，通过这些中国医学家，费正清认识了数不清的中国学界名流。二是1941-1946年间，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雇员，费正清频繁来往于中美两国，穿梭于美国政府、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不仅能够会见蒋介石、宋美龄这样的上层人物，更与周恩来，尤其是其助手龚澎、杨刚等人来往密切。两段经历，造就了费正清学术上迥异于欧洲汉学家的视角。不同于西方传统汉学家着眼于古代中国、以考证为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费正清显然对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更有兴趣，他采用的研究方式乃是社会科学的路数，他秉承的是“在中国，理解中国”的研究思路———他的中国经历为他提供了这样的便利。
1955年，在哈佛大学执教近20年的费正清筹划设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不仅是费正清个人学术生涯的高峰，更是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哈佛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研究界，费正清都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像傅斯年在中国一样，美国学界很多人将其看作“学霸”。据说，在研究中心收发室，有两个收件盒，凡是费正清发出的文件均被放入“上谕”盒中，而寄送给他的文件则被归入“奏章”盒中。他的很多美国学生，因其名JohnKingFairbank，称他为“约翰王”，而中国学生，则背地里叫他“太上皇”。其实，很多情况下，费正清都是谦恭礼让，对学生、同僚，乃至学界同仁，都倍加关心，充满仁慈之心。最为明显的是，他对自己培养的100多位博士生，可以说关怀备至，从论文的写作、奖学金的申请、博士论文的出版甚至于毕业后谋职，无不提供最大帮助。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遍布美国近百所知名大学，其中不乏列文森、史华慈、芮玛丽、费维恺、孔飞力、墨子刻、罗友枝、特里尔、柯伟林、卜正民这样的学术名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2013年中文版的护封上赫然印着“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傅高义、余英时”等全部出自他的门下，其实此中只有孔飞力是费正清真正的学生，魏斐德的老师是列文森，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余英时的业师是杨联陞，傅高义在哈佛读的是社会学，并未师从费正清。出版者此举，恐怕还是觉得这些人在中国知名度较高吧)。当年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先也是由研究中心资助的，即使后来历经曲折，黄仁宇转而与李约瑟合作，他依然对费正清充满敬意，觉得自己与研究中心的不愉快合作，并非是费正清的原因，而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掣肘之故。20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人殷海光境遇窘迫，费正清亦积极为其申请基金资助，帮他走过了最后一段艰难岁月。
费正清的经历说明，一位顶尖学者的生成并非易事：个人要有不错的天赋，很好的人脉，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时代机缘(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及其个人研究均深受外部环境之影响，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时期，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岁月，费正清也苦过，而美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其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说，一个人可能拥有费正清那样的好头脑，但未必会有他那样的大成就，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好机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