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文史 / 四月书社-文化沙龙 / 正文

韩德强:过年、祭祀与理性主义 (3)

2014-08-14 01:52:00 作者: 韩德强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四、汇聚人类之善,沟通不同的信仰体系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那我们已经陷入了理性主义的选择泥沼中,怎么办呢?难道我得去重新祭祖?或者我得去拜佛?或者我应该加入基督教?或者我应该去烈士墓前倾听烈士的心声?还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相互拆台,就像烈士拆了祖先的台,耶稣拆了烈士的台,默罕默德拆了耶稣的台,佛教四大皆空,见台就拆。

对此,我想,倒是一有句大白话值得回味:“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我们能不能设想万教归一,将中国自尧、舜、禹起百代的仁人志士,直至现代的烈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伊斯兰世界的默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都当作向善的典范来崇拜?其实,宗教的典籍无数,精思妙语无数,但最吸引普通公众的,还是一些以身示法的事迹,是他们一心为解救社会甚至人类的追求。后世无数信徒崇信先贤圣哲,但大多数停留在心向神往,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抓住一个善字,身体之,力行之,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们都会点头赞许。如此,人类的神性就可以逐渐上升,直至主导兽性。如此,人类社会就能逐渐告别“史前史”,从肉弱强食的动物世界走向人类社会。

但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在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善无非是施舍点小恩小惠而已,巩固统治秩序而已。千百年来,有哪一种宗教真正使社会去恶归善了吗?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就会笑话百出。

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直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烈士之牺牲换来的,是数百万共产党员在一个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忍饥挨饿、顽强奋斗争来的,是愚公移山的结果,是精卫填海的结果,是组织化的善与组织化的恶长期较量的结果,也是双方领导集体智慧和意志较量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1927年以后的中国应该走陈独秀指出的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无产阶级有待壮大,等着二次革命吧。

这里的要害差别的于,以往各类信仰所崇尚的善大多是纯善,不含恶的善。“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爱惜蝼蚁纱罩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但是,不含恶的善是很难做到的。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呼吸,要消耗资源,要消灭一些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在追求纯善者看来,这些就是恶。更不要说领导一个企业或国家,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物质欲望,因而包含着恶。所以,追求纯善的结果,最多只是追求了个体之善,局部之善,对改变社会之大恶无所助益。而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之大善时,利用了恶、包容了恶,比如,利用了阶级斗争,利用了阶级仇恨,利用了分田分地,从而利用了恶,包容了恶。虽然这些恶的成份后来造成了新社会的蜕变,但不能否认,当恶被善所主导、所利用时,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也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五、以善为主导,以恶为基础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固然造成了社会和人心的大分裂,但是,的确造就了科学和技术的昌明。如果把进步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话,恶的确推动了进步。无限膨胀的欲望和两极分化提供了技术进步的需求,追逐利润的欲望提供了技术进步的供给。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多重有效调节下,市场的无形之手,即自利,即恶,的确可以推动商品丰富,技术进步,产生好的社会后果。

因此,认识到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的负面后果,正如认真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一样,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市场经济,而是希望把它们放到适当的社会和历史位置上,发挥它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实,善是一种稀缺资源,把善放到保护蝼蚁上,是配置不当了。如果把善配置到利用恶、调节恶、引导恶的位置上,那么完全可能出现文化和制度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的健康社会,甚至可以进一步通向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内心和谐的和谐社会。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造成了西方历史的断裂,也造成了东方历史的断裂。当这种话语体系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时,就出现了20世纪两种类型的极端的社会实践,自由主义的极端,或专制主义的极端。可是,至今,东西方的主流社会还停留在这种制造极端实践的话语体系中,却以现代性自居,以文明社会自居,岂不悲哉!

责任编辑:郭守礼
来源: 作者草根博客
1 2 3
相关推荐: 过年祭祀理性主义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