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过年、祭祀与理性主义

春节临近，城里的居委会老太太们忙着到各家各户门前贴出警告，民工返乡前夕是小偷小摸的高峰，大家要提高警惕，关好门窗，小心陌生人光临等等。于是，有人就感叹，这春节不但闹得生产停顿，运输紧张，还事故频发，治安混乱，能不能取消算了？甚至，干脆把其他两个“黄金周”也取消算了，变成带薪休假行不行？

如果早些年，我可能会举双手赞同此类建议。今年春节我又是在京过年，算来大概已经有好多年春节没回老家了。外地人在北京过年真像是过黄金周，无非是放松几天，休息几天。春节在我眼中一直就没有多高的地位，觉得不就是走走亲戚，吃吃喝喝吗？这亲戚味越来越淡，钱味越来越重的春节，不过也罢。

但是，现在，我有些犹豫了。

一、过年的意义

在我孩提时的记忆中，大人们是很重视过年的。似乎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过年。尽管是在文革时期，破四旧也没把过年破了。广播里经常讲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但是，家里的祭天地、祭祖宗的礼仪却一如既往。过年从腊月廿三祭灶神那天就算正式开始了，廿四、廿五、廿六是杀鸡、杀鹅、大扫除，青石板地面用水冲得干干净净，不留半点尘垢。到廿八凌晨一点刚过，大人们就起来了，用大灶烧好整鸡、整鹅、整块猪肉，上面插上筷子，筷子上盘上肠子，热气腾腾地放到供桌上，周围摆上三茶六酒，点上一对大蜡烛，三跪六拜，祭告天地。一切结束后，父亲就来叫我们起床，用烧肉的高汤煮好年糕，让我们美餐一顿。当然，破四旧、除迷信的影响也是有的。按照风俗，祭告天地只能由家里的男子来完成，妇女都要回避。只有七、八岁的我也算是家里的男子，应该和父亲一起跪拜、祭告，但我很相信广播里的话，觉得应该破除迷信，坚决不肯拜。他们也只好作罢。到除夕晚上，再把祭过天地的鸡鸭鱼肉切开，做成各种菜，分五次祭祀土地爷、列祖列宗和外客和外客太太（我至今还不知是这位外客太太是何方神圣）。轮到我们吃分岁酒时，菜早就凉透了。所以，我印象中，这顿年夜饭总不如平时的某个祭日的菜好吃。后来，有一年用上了火锅，把凉透了的菜放到锅里煮一煮再吃，算是神人同乐了。吃完年夜饭后，各家各户都放鞭炮比赛，把沉沉的黑夜照得通红透亮，煞是热闹。后来，看《祝福》的鲁四老爷家的过年，觉得就是如此。只不过，那时候的立场站到了祥林嫂一方，对鲁四老爷家的热闹总投以憎恨。每当想着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多少祥林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倒在路旁，我对过年的热闹多少抱着几份清冷感。长大以后，对过春节的兴趣总也浓不起来。

但是，近年来，社会心态浮躁，物欲横流。仓廪空虚的工人农民固然不太知礼节了，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高官厚禄、腰缠万贯的新旧权贵、老板们怎么样呢？贪污腐败、盗窃国资、侵占扶贫款、抗洪款、拖欠工资、纵容矿难、操纵舆论、制造泡沫，一样的“放辟邪侈无不为也”！而且，没有后者的“放辟邪侈”，就没有社会治安的恶化。现在，似乎人人都想把锅里的肉捞到自己碗里，吃不吃得了都争着捞，根本不管养猪人还一口都没吃着。这样做，产权倒是明晰了，但就不怕养猪人上来把锅和碗都打烂吗？有些人反应很快：我端着碗跑到国外去吃不行吗？这完全是一种末日心态，横竖这大家庭没有人关心了，这日子是不想过下去了。

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肉不捞到自己碗里，难道还让它烂在锅里吗？古往今来，四海九州，都一样。人性如此，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我就想起了春节，想起了祭天地祖宗的上一辈人。比如，父亲是不是没有私心？有。但父亲会不会用坑蒙拐骗的方式，用杀熟的方式去赚钱？肯定不会。父亲会不会为了挣得不义之财而出卖良心？肯定不会。如果父亲有权，他会不会想着赚一把就跑，到国外躲起来，虽然不能光宗耀祖，但却可以快乐逍遥？肯定不会。父亲做事情，上对得起天地良心，列祖列宗，中对得起亲戚朋友，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此前提下，他才会追求个人利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正正当当地挣钱，清清白白地做人。我观察父亲的心态，困难时期没有多少抱怨，日子好过了，高兴但绝没有得意忘形，仍然勤俭持家，从不挥霍浪费，而且愿意接济亲朋好友。父亲是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是不是读过多少书？没有。父亲虽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基本上做到了。

是什么塑造了父亲的品格？当父亲跪拜天地时，他会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当父亲祭祀列祖列宗时，他会不会懂得自己只是家族传承长河中的一段，会不会产生对子孙负责的真切想象？当他敬畏天地，尊敬祖宗，爱护子孙时，他就有足够的心胸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会有足够的仁爱去关心亲戚朋友，关心邻居，甚至陌生人。

我了解父亲。尽管父亲长在红旗下，但对新社会教育的印象不深，缺乏广大的阶级感情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也不能到像雷锋那样公而忘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社会的人都像他那样能够对天地、对祖先有敬畏之情，对家庭负责，心态平和，脚踏实地，在社会道德和舆论允许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今天社会绝不会糜烂、浮躁和自私到如此地步。

由此，我进一步想到了家乡的舅舅、舅妈、伯伯、伯母，想到了从小熟悉的那么多亲戚、邻居。他们也许文化不高，也许没有思考过人生的意义，也许讲不出多少仁义道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大都勤劳、善良，不浮躁，他们的个人利益是有道义界线的。

我印象中，在家乡，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祭天地、祭祖先。也许，绍兴乡下的祭祀风俗之浓厚在全国是领先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怎样，更不知道祭祀风俗之浓淡与道德品质高下的统计相关数据。但是，就我从小至今对周围亲戚朋友的观察来看，与其说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学校课堂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如说是逢年过节的祭祀活动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简单说，世界观：天地有灵，养育万物，人应该感谢天地；价值观：和为贵，忍为上，亲帮亲，邻帮邻，勤劳致富；人生观，祖先有恩，泽及后代，父母有恩，孝敬为本，上谢祖先父母之恩，下育子孙后代，即所谓“光前裕后”，人生才圆满，到晚年才可以颐养天年。

这个推论首先是令我自己吃惊。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祭祀的意义完全被党的教育冲销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既不相信天地有灵，也不相信鬼神有灵，历来对祭祀活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你们祭祀是你们信，反正我不信，也不拜，但祭祀完了的菜却是要吃的。父母两大家族都有许多祖先要祭祀，所以，我隔三差五地可以吃到忌日酒。正因为采取了这种态度，所以，也就忽视了对祭祀的社会意义。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道德水平的高下是和社会变迁、政策调整、宣传教育密切相关的，和祭祀的关系不大。然而，随着社会观察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渐发现，社会制度、政策、宣传不断变化，社会风气也不断变化，祭祀活动所形成的深层次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却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鼓励人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流氓和妓女的行为方式领导了时代潮流，贪污腐败者能够官运亨通。按说，这时候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线，追逐自身利益才是。但是，我注意到，只有那些不择手段的利己精英才能系统地、自觉地突破所有道德底线。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要经过反复的思想解放，才能有所堕落，有所腐败。尽管如此，还是心有不安。这才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可以承认，在前三十年，政府不提倡的祭祀活动为较高的道德水准奠了基。在后二十多年，政府同样不提倡的祭祀活动又为社会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更进一步，祭祀活动只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出生、启蒙、结婚、生子直到丧葬，人生的每一步都被注入了意义，都与天地、父母、亲戚、朋友相关联。个人只是社会和自然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必须在与社会与自然的互动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可以预料，只有在这种意义网络中的人才能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果没有这种意义网络，那么无论仓廪多么充实，都不能知礼节、知荣辱。

二、新祭祀体系

遗憾的是，主流社会似乎压根就不懂春节的意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共产党还有资格不懂春节。虽然祭祀活动被当作封建迷信打压，在社会价值体系形成中的意义被低估，但是，社会道德风尚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这固然是因为党的干部队伍普遍廉洁奉公，也是因为新社会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人生意义解释体系。

这套新的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有其祭祀对象，那就是几百万烈士。天地祖先的祭祀体系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起作用的。而烈士的祭祀体系则要强烈有效得多。烈士的事迹感人至深，无处不在。连环画、小说、电影、广播都在讲烈士的故事。烈士的信仰崇高伟大又简洁明了，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在日常生活中，烈士的行为又可亲可近可仿可学，无非是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客观上，这套新体系可以使青少年心胸开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能吃苦耐劳，能锻炼意志，也能增长才干。我就是被这套新的集体的祭祀体系俘虏，而排斥旧的家族化的祭祀体系。对于孩子来说，天地显得遥远，祖先又显得陌生，旧祭祀体系的内在意义无人解读，更无从理解——我到现在才理解。所以，一下子就被新的祭祀体系吸引住了，这一吸引看来就是一辈子。

然而，这套新的祭祀体系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它自己绝不承认这是祭祀体系。共产党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鬼魂，凡是过去了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纠缠活着的人。纪念碑只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纪念，想纪念就纪念了，不想纪念就不纪念了，主动权在活人手里。这样做，活人固然有了最大限度的主动权和解释权，但却从根本上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敬畏，可以“肆无忌惮”了。活着的烈士战友在享受特权或享受腐败的时候，完全可以解释说：“打仗为什么啊？为了后代人的享受。我替烈士享受了！”他也可以纪念烈士，但是用这种纪念法。

与此弱点相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些烈士的作用顶多不过是社会进步的助产婆，有烈士也罢，无烈士也罢，就像有助产婆也罢，无助产婆也罢，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孩子总是要出生的。也就是说，新社会和烈士的关系可有可无。

第二大弱点是，这套新祭祀体系和现实生活相脱离，缺乏相应地补充解释。按新的祭祀体系的要求，党的干部就应该实行供给制，而不是等级薪水制。供给原则应该是按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分配。这样，才符合烈士精神。但是，烈士的战友们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也有攀比心，也有名利心。如果不实行等级薪水制，这些活着的战友们会很不高兴，甚至可能会消极怠工。毛泽东并不情愿实行这种薪水制，直到晚年他还认为，这是和旧社会差不多的制度，即剥削制度。但是，迫于现实压力，还是推行了薪水制。人民群众会怎么看？人民群众可以接受这种薪水制，只要他们别拿了钱不干事、甚至干坏事。但是，从新祭祀体系的角度看，必须系统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解释，我们的干部头脑中的新思想还不够，薪水制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态的分配制度，是向旧思想的一种妥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供给制。既然如此，党的干部就不配享有烈士的从祀权，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由神圣性带来的专断权，相应地，人民群众应该有权力随时注意批评监督党的干部。这样，退一步说，可以不让他们的旧思想泛滥成灾，直至彻底背叛烈士；进一步说，有可能促成他们的新思想尽快成长，使供给制的条件早日成熟。

这两大弱点相结合，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新祭祀体系塑造了烈士和党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是缺乏神圣性的党的各级领导可以拥有神圣性和对神圣性的解释权。显然，这种权力是一种专断权。于是，到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谁反对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谁就是反对党。这样，就使得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个可以借神圣性而膨胀自己的私欲，使群众感到压抑甚至窒息。

这套祭祀体系还有第三大弱点，它斩断了人的天然联系，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理想化的联系，它把一切人际关系全都简化成两个字：同志。这就不能包容日常生活中人伦关系的复杂性，不能客观地承认并利用“由孝而忠”的成长逻辑。同志之爱从何而来？牺牲精神从何而来？阶级仇、民族恨只是客观因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由孝而忠”——的朴素道德感情，是主观因素。没有这种主观因素，同样的阶级仇、民族恨，可能只会产生汉奸、卖办、走狗。这个弱点的问题在前三十年并不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同志感情逐渐瓦解，日常人伦关系中的道德感亦随之消失，问题就突显出来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烈士的解释可有可无，把纪念烈士的主动权交给了后来的活人，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共产党领导层中，还有一类人，“被烈士的英魂纠缠”，念念不忘。这一类人就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几百万烈士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这哪里是历史必然规律的作用？分明是反抗和战斗精神发挥到极致，是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所以，消灭剥削压迫，推翻三座大山，这是激动烈士们出生入死的大追求，他们一牺牲，这种追求就不再简单是共产党的理论诉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灵魂。共产党就再也没有权力改写自己的章程了。今后如果再修改党章，与时俱进，承认剥削压迫，烈士们不答应，共产党就失去了合法性。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通过历次运动感受到，党的队伍的精神性在消退，物质性在增长，逐渐成为新的压迫阶级。他心有不甘：“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第1389-1390页）正是这种烈士情怀，人民情怀，促成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去世后，烈士之魂无体可附。烈士纪念碑还在，烈士陵园还在，电影、小说还有，但烈士之魂已经游走天外了，普通群众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人们感受到的是，在反剥削的烈士的羊头下，已经卖的是新剥削者的狗肉。甚至更进一步，烈士被当成傻瓜嘲讽。掌握新祭祀大权的宣传部门对各种以小人心度烈士腹的言论置若罔闻，甚至还推波助澜。作为烈士精神杰出体现者的毛泽东，则成了各种谣言的集中攻击对象。一下子，这个新祭祀体系被它自身的背叛者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