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书，要读原典。古书浩如烟海，但真正可以称为经典值得反复阅读、反复思考的书，拢共没几本，这样的书要精读细读反复读。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仅仅是创作中的想象模式，如果我们用这种模式来解释南朝诗歌、理解南朝，就与真实的文化语境失之千里了。
《坼裂》同我们读过的所有描写汶川地震的作 品都是不一样的，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是作品兼具哲理的思辨、语言的智慧、特立独行的形象和强烈的时尚色彩，这就决定小说具备了一种令人称道的非凡品格和崭新 魅力，并且达到了一种时代的和文学的深度。
柳红的这份记录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也正是凭借着如此的勇气，这些八十年代的经济学人，打破枷锁，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接近着启蒙运动的目标——人的解放。
这给世界出版业包括中国提供了众多启示，同时也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版人在资本时代如何担当文化责任？属于中国书业的“黄金时代”又将何时到来？
细读《三国演义》，很难回避一个困惑：胡适第一个把它从稗官野史提升到文学史的正宗，然而对它文学性的评价又很低，说作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价值”。其实，胡适的批评不无偏颇。
《独自打保龄》成书于2000年，当时即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可惜时隔十年，多少勉强的中文译本方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十年的变化，那是多么巨大。不过我还是确信，如何迎接我们自己的大觉醒，这本著作十分有益。
人有学问不难，有满腹学问，国学功底深厚，西学修养渊博，但却没传统书生的酸气、迂气、腐气、党气，这是多么难能可贵。我常想，中国要是多些像张大春这样会开玩笑、会讲人话的读书人，该有多好？
回归诗意，就是回归我们的传统，就是回归我们的文化乡愁。只有此时，才会有所体悟：当我们与过去失去了传承与接续的关系时，我们难道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孽子吗？寻归路而不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阿青。
2004年12月27日，桑塔格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后安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那里曾经安葬了无数位她生前的仰慕者，萨特、阿隆、波伏娃、贝克特、齐奥兰……而如今，她加入了这些伟大的仰慕者的行列，她也成为了我的仰慕者。
这本书出版后，究竟卖得好不好，对于笔者这样一个图书业的门外汉来说，无从掌握，也不适宜凭空断论。但从售书网站的实时销售排名，以及这本书上市后引起讨论的热度，也不妨判断为，《微博：改变一切》是一本正在热销的新书。
事实上，在现在这个比朝发夕至快百倍、信息一发即至的年头，有用的语言，不论“国籍”，均有聚合求同（convergent）的趋势，即中中有英、美中有英、英中有中、法中有英和英中有法，已不可逆变。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我们的中国特色，除了每年花费纳税人几千亿税赋的公务用车以外，还有中央集权在经济关系和地理关系上的体 现：如果北京的政治优势并不因为计划经济的大量残留做法而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果北京不是像现在那样三环四环五环摊大饼，而是渔网的结子那样分布一个个 小市区，那么北京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拥堵。
2010年的某一天，我站在浦江饭店——礼查饭店的窗前，凌晨，外白渡桥上空无一人，然后，我看见小薛从远处走来，他依然年轻或者老态龙钟，他 在桥头停住，似乎在等待什么，许久之后，他抬头，注视这座饭店的某个窗户。他这时在想什么？他在等待什么？他的眼里或许有一丝泪光闪烁：从这里开始，这个 浮浪、幸运的人，这个注定无所属的人经历了比他所认识所遭遇的任何人都更为强劲、深邃、幽暗、宽阔的生命。
1996年已经过去，早恋现已司空见惯，但这并不意味着“尾巴”式的教育已经绝迹，校园政治依然可见，依旧还会有不同版本的尾巴故事在学校上演，只是他们的代号不再叫做“尾巴”而已。
杀戮的艰难也因为误判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因为“可疑的审判质量，动辄喊杀的舆论，薄弱的公设辩护人制度”，使得不可能出现支持死刑者所期待的“超 完美死刑”。就在此书出版的同时，美国一位刚退休的资深大法官公开表示他在三十年前支持死刑，但现在他觉得不可能出现公正理性的审判，所以反对死刑继续存 在。
读毕 《安持人物琐忆》之后，在回味其中的经典段子之余，最显著的感觉是：惟有一个允许多元价值存在和自由选择的社会，每个人才有个性发展的机会，以及生机勃勃 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潜台词，纯属笔者的一厢猜测，未必是陈巨来所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