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幸福研究有不断的推进，但是不希望有太多的幸福排名。幸福是多样性的，面向非常多，而排名往往会误导，会使政府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多种多样，但它们的起源，应该都是人类在面对自然，面对他自身的神秘时所产生的或者是困惑，或者是惊叹，或者是敬畏的种种复杂情绪。唯独古代的中国人，没有尝试去化解宇宙的神秘，而是选择了默默地与之共存，在这共存中，激荡出自身的可能性，就像庄子所说的：“振于无境，故寓诸无境。”
正是惊讶于自己的“大错”，影片取得了特殊的效果，这就是《铜雀台》以其特有的编剧思路撞击了观众艺术思维定势的多层重门，从而获得全新的感受。
关于日据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情况，其实一直有不少史料上的整理和学术上的讨论。不过，重点更多放在傅先生也研究到的那些“气节的楷模”，如左翼作家柯灵，“五四”老作家王统照，进步剧人李健吾，等等。对于附逆作家，文学史家们历来在道德谴责之外，不愿更多着墨。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
文学家作为良心、民族魂、意见领袖的时代一去不返了。首先当然是赶上了媒介的巨大更替，印刷文化向影视文化的转型，随着新兴媒体逐渐代替印刷书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经远去；然后，文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国民教科书”的职能也消退了，学习做一个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方式，本来是由印刷文学来承担的。你可以说，中国人还来不及成为公民，就一跃成了“娱乐至死”的粉丝群。
我们只要能够以十年前开始的时候的勇气和精神来勇于面对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今天的电影变局其实是中国电影文化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势，但这个临界点绝不仅仅意味着危机或挑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为任何个体过错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一种“柏杨式”思维遍染这片国土，浸透民间潜意识。人人以为有个天堂在外国，因而中国处处是地狱。整个国家中下层之间的广大人群落到这一步，是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是三十年前发自上层的精神大溃败散落渗透到民间的恶果。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自己为强权殖民后代的头脑，还自掏腰包！一百多年来为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若知今日当痛泣九泉！
近年来，假货盛行，其中就有假历史。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肆意罔顾事实，胡编乱造，混淆视听，使本该公正的历史，大有逆转之势。
学者须读两本书，有字之书浩如烟海读来不易，而无字之书更为重要，读懂更难。不读有字之书无以起步，不读无字之书难有创新。愿新一代学人在“两书”之间左右逢源，坐“冷板凳”，行万里路，成大器，出大家，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真学问。
在一个价值观普遍混乱，经常连基本的语文问题都搞不清楚的时代，先别侈谈什么“文化精髓”了，能不能先回到一些基本的概念上来，把砖头瓦块先认识清楚了，再设想构建高楼大厦。最后用一个对联结束吧：“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中世纪的欧洲人原本并不知道古代曾经存在过什么古希腊。所谓“中世纪”，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1000年。 这1000年中，整个欧洲并没有人知道什么古希腊文明，因此，号称文艺复兴之父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称欧洲不知道希腊的这一千年为“蒙昧”时代——“黑暗 千年”。
遗憾的是，这些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血肉，在变成鲜活的影像时却又被毫无必要地割去了，对比《风吹麦浪》、《影子部队》等同样讲述国仇家恨的电影，我们对历史上斗争的残酷性与人性的丰富和幽深反映得还远远不够到位，至少是远远没有跟上观众口味的提高。让主角吼几句秦腔、骂几声娘到底算是“进步”，还是“折腾”，观众心里自然有数。
编者按：在这中日关系紧张时期，亦须警惕对日本的“妖魔化”。观察者网特邀美国北卡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评论《菊与刀》一书，为中国学界提供另一种看待日本的视角。
我就是要打破某些人一直以来不断鼓吹和灌输的对西方史学意识形态的迷信！让国人知道，西方史学也是可疑的，也是伪造、吹牛、撒谎什么都有的，其中也有许多东西是为宗教需要、为政治需要，特别是也有不少是为幕后财团或者利益集团的需要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