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反腐与扶贫的理论支撑《九评》之八
储贺军:反腐与扶贫的理论支撑——《<九评>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之八
原创:储贺军/宜兴紫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让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主义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些骄人战绩当中,如果只看到中国GDP稳居全球第二位置这类物质层面上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在反腐和扶贫这两个领域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才更为值得称道的,因为她们代表着中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最能使广大劳动人民切身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反腐与扶贫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题和方向问题。
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抉择
在历史长河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诞生,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但各自又享有截然相反的根本利益,这种差别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全面表现在各个领域。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道路抉择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革命导师们有着众多的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根据革命导师们的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基本因素和特征:1.国家机器必须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不容私人资本染指;2.建立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制;3.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统治性地位,并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无产阶级摒弃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交给社会,其生产目的和分配原则在于追求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福祉。正如《三评》所说:“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则在这些基本点上具有黑白分明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力量直接或间接控制、参与和影响国家机器,权力机关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促使、保证、维护资本力量庞大到完全或基本上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同时,这种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资本主体类型是金融资本,实体经济单位仅仅是屈从于金融寡头的奴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私人资本的增值。
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同样基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基础之上,有两种南辕北辙的社会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道路选择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而理论抉择居于最首要的地位。对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极尽所能地布下了许多障眼法,比如强政府与弱政府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这些问题自有其在局部领域内各自应有的意义,但绝非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强弱,也不是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最基本制度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一些人常常试图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来批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事实上,革命导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贫穷代表社会主义,相反,他们都坚定地认为并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创造更为巨大的生产力。对此,《第九评》总结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原因与理由: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列宁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完善自身的物质建设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全球贸易额还都是表面的现象,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升了社会总体福祉才更为重要。此次全球疫情的发生,就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全体人民一个安宁健康的环境,是所有物质生活中最为基础、最为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做到了,资本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必将体现在北京冬奥会和东京夏奥会二者比拼筹备、建设与组织等环节上。让我们翘首以待更多的鲜活实例吧。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思考道路抉择问题,非常具有启迪意义。了解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的思路与措施,还要有许多的功课要做,否则,容易陷入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误区。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是粮食税和引进外资进行工矿建设,推行新经济政策具有比较特殊的背景,外敌干涉与内部叛乱刚刚结束,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工农关系非常紧张,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村置换农产品。俄共内部又有人提出立即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列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实施类似《布里斯托条约》那样的战略退却,以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承认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做法与实践,他还鼓励大家主动地吸收、扬弃资本主义的合理成份,“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临时措施,苏维埃俄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搞社会主义。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几乎同时期,列宁还写了《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这篇文章反映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做出了大量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准备。列宁提出并重申了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及时预见了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他特别指出:“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列宁及时指出苏维埃俄国内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这番话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列宁晚年的另一段重要思想,列宁曾经批判一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
列宁描述的这类人很多,我们姑且将他们归类为“践资派”,其中包含践行、践信、践莅、践礼资本主义道路、制度、措施、理念的各种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