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美国一味与华为敌 后果比9·11恐袭更加严重

美国一味将矛头对准中国 后果比9·11恐袭更加严重

【编者按】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也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突发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一场长达20年的反恐行动，也自此在世界范围展开。

20年后的今天，轰然倒塌于9·11恐怖袭击的美国纽约双子塔已成历史，但那腾空而起的恐怖烈焰仍将长久地冲击着我们以及未来无数代人的记忆，也催人思考我们该如何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值此之际，新京报评论部将连续三天重磅推出系列专栏，从美国反恐20年、大国关系、国际安全机制等三方面，深度解读“被9·11改变的世界”。此为第二篇。

文 |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时间2021年8月31日凌晨4时，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这标志着美国针对阿富汗塔利班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彻底结束。此时，距离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仅11天时间。

尽管各方对美国早晚要从阿富汗撤军心中有数，但是，当拜登政府手忙脚乱地从阿富汗撤军时，还是在各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美国的多数盟友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美军在海外作战多年，即便撤离也不应如此欠缺章法。阿富汗的一些邻近，则担心美国撤离造成恐怖主义势力扩散。距离遥远的美国盟友，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盟友，则担心这会形成“多米诺效应”，加剧本国安全局势恶化。

而一些西方评论家则渲染，9·11事件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为中国崛起创造了机会，20年后的今天，美国撤军也将再次为中国扩大影响力提供契机。但事实上，在9月7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后，联合国“五常”，只有中国最快速地给予了阿富汗具体的援助，并从外交和安全上助其构建多边舞台。

随着美国此次从阿富汗撤军，世界格局似乎正朝着中美两强趋势发展。一方面，美国着急从阿富汗撤军，被认为是要进一步举全政府、全社会之力，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另一方面，与20年前美国是“一超”，中国仅是诸大国中的一方不同，如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是最为接近美国的大国，也因此被美国视为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为强大的对手。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其变化牵动各国的战略决策，引发诸多内政外交的调整。在国际舞台上，能够被当成大国的国家屈指可数，而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美国、俄罗斯被公认为是大国，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只是偶尔出现在大国名单中。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大战略的调整，往往是带节奏的，甚至也迫使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不过，也不是说其他国家都是被动应对霸权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努力从中趋利避害、发展自己。显然，中国的战略和决策成效更大，因而也受到多方的关注。

9·11事件

将中美从“战略竞争对手”拉回到合作

在21世纪帷幕拉开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如日中天。9·11事件发生后，当年10月，美国即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采取军事行动。

由于美国的这项军事行动并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因而舆论上出现了美国是一个帝国的说法，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界盛行，单边主义思潮泛滥。

即便如此，当时的国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支持美国反恐，是否支持美国的反恐也成了小布什政府划分敌友的重要标准。在此形势下，美国迅速组建了“超豪华”的反恐联盟。

不仅是美国传统盟友支持，由于打击恐怖主义也是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目标，因而上合成员国也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战争。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会议上，反恐也成为各国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话题。

中国积极支持美国反恐，让中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也在反恐问题上寻求中国的支持合作。为此，美国在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当晚，提前向中方作了通报。

2001年10月8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约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通话。10月19日，也即在上海举行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与小布什会晤，中美双方确立要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在相对于前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具体而言，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以及当选后，曾放弃了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转而强调中美是一种“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

9·11事件，再度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定位。9·11事件以及美国的反恐行动，促使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中国则抓住机遇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取得了更加有利的位置。

获得这种更加有利位置的标志之一，就是2001年12月中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由此迎来更大发展，并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十多年后，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美国智库才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广泛效应，并因此而逐步否定了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所采取的“接触+融入”政策。

不过，在当时的反恐大局下，美国也无人去这么长远地设想中国发展前景，也未曾担忧中国对美国构成的长远挑战。2002年10月25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同小布什总统谈话时指出，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中美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已经在外交、金融等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反恐合作，中方希望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逐步谋划和诸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俄关系，在积累了相关经验之后，中方尝试着将不对抗、不冲突的理念运用于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建设。例如，从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构建了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2009年7月，这两个对话合二为一，并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引用了“人心齐，泰山移”这一中国古语，来形容美中两国共同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决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致辞中特别使用中文“风雨同舟”，来说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美中需要紧密合作。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此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描述中美关系的一个固定词汇。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奥巴马第二任期快结束时。2016年下半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攻击中国，中美双方开始大幅度减少用“新型大国关系”定位彼此的关系。事实也表明，特朗普显著背离了数十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

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造就更加敌视的美俄关系

其实，早在2011年9·11事件10周年之际，奥巴马政府即提出要从阿富汗撤军，将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二部署到亚太地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但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略有不同，不仅没有减少阿富汗驻军，还进行了新的军事部署，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美俄在叙利亚的较量。

2018年4月，特朗普还趁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发动了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小布什时期负责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的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表示，发射导弹攻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与撤离打击“伊斯兰国”的美军，并不一定矛盾，但轰炸叙利亚的确凸显了需要进一步明确美军驻扎的目标。

考虑到美俄关系的背景，我们不难理解特朗普加大驻军力度的动因。此时，美俄关系已因2008年俄军攻打格鲁吉亚、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6年指责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等事件严重恶化。在俄罗斯看来，美军扩大在阿富汗的存在，是谋划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从北约东扩和中亚两个方向上压制俄罗斯。

事实上，美俄关系的下降，与9·11事件也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反恐，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也改变了美俄关系。

熟悉地缘政治发展历史的都知道，100多年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曾提出一项著名的公式，即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谁就将控制世界。美国借在阿富汗打一场反恐战争，实现了在中亚建立军用基地的目的，显然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的安全意识。

而作为一个大国，在安全上拥有较大的排他性地缘空间，或者说势力范围，曾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的一种长期默契。

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梦想被西方接纳，执行一边倒政策。但是，在1997年至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基本只是看笑话。而且，从内心深处看，西方从来不认为一个经济上虚弱的俄罗斯，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

为此，俄罗斯开始平衡东西方关系。2000年3月，普京开始担任俄罗斯总统，大幅度修改了前任政策，逐渐与美国疏远，双方贸易占比大幅度下降。1992年至2000年，美国占俄罗斯贸易的比重年均达到7%左右，但2001年至2020年下降至年均仅4%。

对俄罗斯来说，美国出兵阿富汗，眼中肯定不只是一个阿富汗问题。事实上，西方在中亚地区曾搞过多次“颜色革命”，推动中亚国家内部的民主革命，从而压缩俄罗斯的欧亚空间。

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1987年至1990年，苏联军费开支年均为美国的72.2%，2020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为美国的7.9%，下降惊人。而“9·11”事件发生后，这个数字上升为8.1%，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达到了10%。

因此，整体而言，为了抗衡美国影响力，俄罗斯提高了军费开支。不过，在美国人眼中，如今俄罗斯的国力已退化到地区性大国地位，并不具有全球影响力。

更进一步的启发是，冷战时期的美苏模式，实际上主要是军费开支上明显的两极格局，而在经济上彼此近似于脱钩。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在军费开支上远不能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相比，在经贸关系上也迥异于冷战时期。

把“亚太”修改为“印太”

印度日渐受到美国重视

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时，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当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亚太”修改为“印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也被改组为印太司令部。

由此，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转向“印太战略”。尽管，后者实质上还是在前者的延长线上。

2020年底，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特朗普论中国》的文件集。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在文中宣称，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历史性的全球野心，中国是比在鼎盛时期的苏联更有能力的竞争对手。

中美两强的趋势日渐明显。日本有研究机构提出，21世纪的前50年，国际秩序主要是在中美之间展开，形成“竞争性相互渗透型秩序”。在此背景下，日本试图在中美之间扮演一种“关键变量”角色。

但总体上说，9·11事件以来，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较快，原因在于人口结构问题。日本国内也普遍认为，无法单独制衡中国崛起，只能依靠多方结盟推动对华战略平衡。在面对此一百年大变局时，日本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2018年7月，日本与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意味着一个覆盖6.2亿人口、约占全球经济总量30%、全球贸易总量37%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诞生。

2018年3月，日本又推动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2020年11月，亚太地区15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力，也必将深刻影响区域内各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而印度作为区域内另一大国，9·11事件之后，美印关系的最大变化是，美国承认印度拥核地位。在金砖机制下，印度也改变了早期利用这一机制抗衡美国的目标，转而用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在日渐流行的“印太”概念框架下，印度的地位也日渐受到美国重视。一位美国高层曾说，美国谈论印太，部分原因是这一术语正视了印度崛起这一事实。使用这一概念，意味着美国重视海洋自由，这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繁荣至关重要。

在特朗普时期，美印关系主要集中在防务、贸易和能源三方面。首先，防务和安全合作仍将是美印伙伴关系的核心支柱。其次，印度未来拥有3.5亿中产阶级消费者，对美国出口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印度是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重视印度，毫无疑问是希望其能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因此，随着美国扭转9·11以后的大国联盟战略，将促使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进一步重组，而这个过程可能将持续数十年。

中国引领新兴经济体

世界力量对比呈“东升西降”态势

古往今来，在国际较量中，国家实力始终是赢得国际政治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基础。在9·11事件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5.0%，中国占4.7%，中国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按现价美元计算，这个差距还要扩大，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12.7%。

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期，尤其是国际经贸联系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增长。例如，2002年至2007年间，外贸年均增速超过30%。通过进入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多个西方国家，如2004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崛起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引领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并整体形成了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革命性变化。

2001年，时任高盛集团经济学家的吉姆·奥尼尔发明了“金砖国家”概念，迅速风靡全球。20年后，奥尼尔在评估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时提及，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理由，而不一定是说，“金砖国家”未来一定可以保持这种高速增长。

实际上，“金砖”五国中，也只有中国维持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仅经受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也扛住了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奥尼尔认识到，中国的GDP已是其他“金砖”四国的两倍多，“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比欧盟还要大，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正在接近美国。

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0年各主要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印度为3.2%，日本为5.4%，中国为17.1%，美国为23.8%，中国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为77.3%。而2019年，中国经济占美国的比重为71.7%。中美经济总量对比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变迁，而此前，第二大经济体占第一大经济体的比重还没有一个达到71.7%的。由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阶段。

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美国在多个重大国际事件中处置不当，丧失了利用冷战红利造就的机遇，打造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的机会。1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曾指出，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耗费了至少3万亿美元，如果这些钱用于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其国力不至于如此恶化。

美国决策层的失误，还在于没有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例如，2002年5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表示，中国经济崛起将是数百年来最伟大的事件，相比之下，冷战不过是人类发展的插曲。

在那次演讲中，萨默斯最为关心的不是美国自9·11事件开始的反恐战争，而是全球化。

2004年，美国第一个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更是破天荒地改变了对自由贸易的信仰，他表示，如果中国在美国人擅长的领域内获得技术进步，那么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便不可行。而一部分美国学者已经看到，9·11事件后中国加入WTO，将是一起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极为重大影响的大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也成为了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其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文化出了问题，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执政理念出了问题。

如今，在美国中产阶层大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总统拜登重提“中产阶级外交”，应该说也是一种“纠偏”尝试。但是，一味把矛头对准中国，可能是美国在21世纪犯下的最大战略失误，而其后果也将远比9·11事件严重。

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这无疑也需要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来认真考量、深刻反省。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