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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7)

2021-06-25 16:59:00 作者: 张文木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张文木教授《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一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的《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卷,对于研究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和台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现经作者重新修订发布。

其实,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有在国门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资源不足的困扰。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国家预算中43%减少到30%,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到战争进入持久战后,中国被迫将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武器对比的角度,美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又是美国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撕破面子的最后底线。在只以三八线以北的有限战争中,美国是“纸老虎”,但如果将有限战争转化为朝鲜全境的无限战争,那形势可能就会使中国的优势化为劣势,除了中国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外,真的到了美国以核武器与百废待兴的中国鱼死网破的地步,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根据现在已公开的美国档案文件看,美国准备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军方高层开始准备以原子弹作大战再启底牌的时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呈送的关于朝鲜采取其他行动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他在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说:“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由于任何地面战争升级都会造成伤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核武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我们用它来袭击满洲的基地。原子弹在那里会有效果。”3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怀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上也提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他承认,没有许多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觉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非军事顾问迪马洛特表示“我们应该在朝鲜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复会,5月20日,美国军方仍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的必要性”,这样,“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一建议的一大担心是,苏联空军可能会袭击日本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说“这一点总是压在他心头,令他不安”。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7月7日,也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前20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就美国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准备一个“临时行动方案”,以防“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就不可能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境内”。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还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进攻的可能”。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停战协定被违反,我们可能利用我们的核能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补充道:“把我们的援军放在日本,需要时随时运到朝鲜。”

可见,美国在朝鲜准备停战的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更大的更残酷的原子战争。而对于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应对这种战争既无必要,也没有力量。而中国能够在尽可能扩大战果的同时又能适时地结束战争,既是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的表现,又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战争输赢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看谁在适时妥协之前在资源可支撑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国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

在越战中中国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并迫使美国屈服的原因与上同理,此不赘述。

将朝战和越战中的背负着拯救“民主世界”这一所谓“道义责任”的美国领导人与同时期既具有共产主义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新中国领导人作比较,前者打仗更多是为了“面子”,而后者则是地地道道地为了“里子”。美国开战的理由基于所谓“道义原则”,而在事先明知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只为了所谓“政治影响”,被迫结束战争甚至想在穷途末路时使用原子弹则更是为了保住面子,这两点决定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几乎是无限的,而中国则始终将战争的目标定在三八线上,由此保证中国依托于东北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为所谓徒有虚表的“面子”。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好出风头的错误,犹如世界级“超女”,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基辛格更是极端地说:“朝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

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的赢家。

我们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国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的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其实,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与同时期的美国也将“尊重”美国在华利益当作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一样——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诉毛泽东:至于条款中涉及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在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着斯大林面再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并归俄国,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现在到了1953年,中国人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并且是在斯大林请求的条件下入朝参战而不是相反,那么,1945年斯大林对蒋公子的话这时也可用在自己头上,在落实1950年关于归还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的承诺上,这时中国已有独立地打击美国霸权的力量,在落实交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港口的承诺上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于废话”。既是废话,不如不说。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北朝鲜的同时,也就事实上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

这里可以推测的是,1950年6月朝鲜北南内战爆发,北朝鲜誓言国家统一。此时,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国参战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并以此借助金正日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这样可以弥补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同意放弃了的在中国东北的地缘政治利益。比较而言,朝鲜半岛比中国辽东半岛更有利于苏联进入太平洋。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将美国逐退三八线以后并未继续南进,而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条件适时在三八线停火。其结果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而在1950年只能用语言——“请走”了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攫取的不当利益。中东铁路及随后的大连、旅顺港的收回,使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获得的战略利益大为贬值。而斯大林则在1950年“失之东隅”之后却没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训了美国外,斯大林不仅没有从朝战中获得反而失去了此前曾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位曾在欧洲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豪气万丈并决心利用二战后期的有利条件完成彼得大帝夙愿的斯大林,三年寒暑,此时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

总之,毛泽东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转化为谬误。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挥师过江,统一了中国;1953年毛泽东仍是没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收兵于三八线,结果既保住中朝两国的利益,又没有使中国因国力透支而势必形成对苏联的绝对依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当时毛泽东听从了斯大林的话,挥兵越过三八线,那中国就会犯下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错误,其结果在中国被战争拖住的同时又会反求于苏,到那时,中国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战时的战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苏联同意归还中国的雅尔塔“红利”——因为对斯大林来说,与力量相比,“条约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俄国亚太地缘政治战略的研究中还有更深入的讨论,由于主题的关系,此不赘述。 

(未完待续;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原文载于《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卷,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3-309页;作者授权最新修订发布)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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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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