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斯宾塞等：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博鳌现场| 李稻葵、斯宾塞等：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近期，中国接连推出重磅措施，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管与处罚，吸引国内外的密切关注。监管的目标是什么，方向在哪里？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上，与会中外嘉宾讨论了数字经济未来的监管与发展。
主持人：请李稻葵教授讲讲，在数字经济模式带来的监管新课题中，哪些问题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社会层面上的新尝试？比如大家关心的大数据平台企业的监管。您觉得未来我们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对数字经济，尤其是大的数据平台监管作出努力和尝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社会各界对于数字时代企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大家需要有虚怀若谷的状态。现在很多的数字平台被认为具有垄断定位，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比如零售行业。
很多人说阿里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谁也没有想到拼多多现在的零售量超过了阿里。我想说的是，即便是零售这个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行业，它的大产业格局还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数字平台已经形成了垄断的格局呢？怎么能用100多年前美孚的经验来进行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呢？
我觉得我们社会各界得认认真真地坐下来研究。已经发生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明显不太符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行为，我认为应该监管，比如阿里“二选一”的问题确实不符合商业竞争的基本道理，可以监管。而利用大数据欺负老客户的行为也可以监管。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刀切，或者使用回溯性很强的监管措施。
所以，我在两个月前提出，国家层面应该对数字经济专门成立一个数字经济监管与发展委员会，把监管与发展的问题放在一块儿讨论。重点是放在发展，而不是监管。监管是为了发展，也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相关方或者企业。但是，其根本的目的不是要惩罚这些企业，而是要保证我们的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能够健康发展。
主持人：李稻葵教授的观点非常清晰。监管和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姿态是非常好的。今天，几个大平台都在我们的圆桌上。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只是此时此刻，还有长远未来的数字化监督和管理。请问林海峰总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领域的监管和治理？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科技总裁林海峰：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监管的核心目标是整体的、长期的福祉的增加。第一是要增加消费者的利益，第二是要保护竞争。而保护竞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消费者的利益。监管如果思考到这两个核心点，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直说坚持企业文化，以用户的利益为最大的依归。这个话很多企业都会讲，但是真的要做到，尤其是在碰到有些商业利益冲突的时候，是很难的。
在现实中，比如在理财业务里，我们会极大地突出对金融资产销售过程中的风险监管，因为很多时候用户对于持有期是有判断的，但风险是他很难发现的。我们希望跟监管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如果全社会都能够在理财业务里对于风险这件事情有非常清晰的监管，并让老百姓听得懂，其实不需要产生金融资产的销售，或者，错误的金融资产和用户就不会匹配，用户自然就会获得长期调整后的收益，这就形成了用户长期福祉的增加。
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围绕着用户长期的福祉增加和保持竞争。每个行业和领域都有可以深入的点去琢磨。我怕的是如果一刀切，看上去解决了问题，但其实对客户的利益是有害的。所以需要企业和监管良性的互动。
主持人：通过良性互动可以把这个观点传导出去。您刚才讲的重点是所有的治理是为了用户。我想问问陈龙教授，您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数字革命本身是协同关系的革命。所以最大的表现不是经济一下子增长很快，而是我们人类协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打通时空的边界。早前，我们每次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工厂、公司，和它们的标准化，现在是一些平台连接了很多的企业和消费者。这个现象已经在起来。
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授陈龙（图源：博鳌亚洲论坛）
其实我跟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写一篇叫《平台经济学》的文章。我们在想，这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叫平台，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就业的机会。不好的我们要去管，要设置边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它的好处。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共识的：我们到底要监管什么？监管的目的是什么？它既然是一个协同的革命，所有人都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我们怎么做？我们协同的质量很重要，在意的应该是实施，而不是臆断或者恐惧。所有技术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焦虑史。我们不知道一样东西是什么，就会有臆测。凭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大胆地尝试，以及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空间给了我们市场化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为什么走下去，不应该臆断和恐惧，扼杀协同革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我们应该有协同的质量和共识的机制。既然是协同的受益者，我们各方，包括用户、企业、政府，都应该坐下来，一起虚心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李稻葵教授刚才讲的那样。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任机制，要相信对方。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刚才几位讲得非常好。我补充一点，就是监管和创新有时候千万不能对立起来。其实监管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创新。前天我参加了数字货币的讨论，听了周小川行长讲述数字货币，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中国央行定性，许多数字货币是炒作，要坚决遏制，很多数字货币的交易所被取缔。这是非常严格的监管，保护了很多人的财富。
我们知道，数字货币的价格波动可能非常大，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如果放任做的话，中国的很多散户会进去。另一方面，也并不是说光有监管遏制。中国也推出了数字货币。现在非常清楚，很多资产不是数字货币，央行也在主动创新，推出了央行数字货币，京东和央行都推出了数字货币试点。货币在全世界进行了数字化。具体不展开了。
还有一个宏观的例子。我在欧洲待了很多年，中国这些年数字发展的很多方面是领先于欧洲的。欧洲在监管和创新方面可能更多的侧重是监管。基本上，以保护为主的法律一出来，很多企业，特别是新兴的创新企业，就没有办法承受法律方面的费用。
中国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数据是生产要素的国家，然后把发展放在前面。所以我们的数字经济这些年飞速地发展。除了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也有很多的竞争，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发展之后也要考虑监管，包括今年要出台数据保护法。在发展当中创新，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大家的观点非常一致，监管是需要的，但是需要有目的。我也想问问迈克尔·斯宾塞，您觉得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管、治理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做法，大家是如何来解决垄断问题、隐私问题、公平有效问题，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这个话题很大。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场工业革命。曾经，机械自动化实现了以后，很多物理的过程都自动化了，但信息、数据控制、决策都是由人来处理。而我们现在进入了未知的领域，机器和我们共同在信息和决策方面发挥作用。
一定程度上，平台是推动新的经济协调模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这些平台不仅是企业，还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架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在发挥作用，有大量的资源，而我们知道它们本身也是活跃的竞争和创新中心。
以我作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的颠覆性效应的经济学家来讲，数据量非常大这点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些数据以越来越复杂的算法缩短信息的鸿沟。如果不理解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就会有信息上的鸿沟，不能够形成市场。所以，我们需要深度地用经济工具去了解这些平台能够带来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并解决相应的问题。
我刚才的这些同事也已经谈到了这些问题。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我们要不断地谦虚学习，要了解到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要过早作决策。数字化的技术是非常有前景的。
我认为，监管方面最大的挑战就是网络内容的监管，这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东西。因为它是在个人权力和集体智慧之间的一个矛盾的选择。有一些网络内容确实会影响到社会凝聚力，会煽动社会的不安。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地理解这个问题，更别说解决它。
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现场图（来源：博鳌亚洲论坛）
主持人：我想把我们这一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稻葵教授。我们现在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刚才讲到了监管和发展中的平衡问题。您的远景想象中，如果在一个已经相对发达的数字经济时代，在治理的过程中，有哪些主题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
李稻葵：我现在还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观点。数字经济对我们人类社会，包括政治治理和经济生活的冲击，恐怕不亚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而它带来的冲击是根本的，因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观点的碰撞、信息的不对称。我们面对的既是重大机遇，也是挑战。其实人类有两类思路，一类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的思路。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我要先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再去发展。另一类的思路是英国人的思路，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我们再来解决。
坦率地讲，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有一种实践精神，都有一种让实践先走一步的态度。中国和美国有竞争关系，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哲学理念是相通的，我们双方实际上有共同点。我还要讲一个原则，英国人也提出过了，就是“砂箱实验”。换个角度来说，数字经济像孙悟空，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各种冲击，但是我们要找到如来佛的手掌，让数字经济跳不出去。
这个手掌是什么呢？一是不能产生系统性的危机，二是不对上线的企业和个人产生过大的冲击，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调整。三是不能在互联网上进行不实的传播等。互联网是新事物，我们应该拥抱它，接受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牢牢把握底线。只要底线把握住了，让实践先跑一段，我们再总结，产生理论，再过来补课和监管。这就是我基本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