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全球角色的下降

梅新育：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全球角色的下降

原创：梅新育

参考阅读：

梅新育：我看“中国梦”与“新时代”

梅新育：GDP超越日本向中国提出新考验

前言：

读者诸君好！

这些天忙，整理资料、外出考察调研，以及想写点长东西，多日未更新，抱歉！借今天全国各地学校开学之机，开始恢复发文更新。

本文以“《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全球角色变化》”为题刊发于今日《新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主要论点：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堪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盛世”，对日本政绩突出。

安倍的政绩是局限于日本国内与自己纵向比较而取得的，其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也是以日元计价而实现的；若在全球背景上考察，以美元计价，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仍在不断萎缩、人均GDP低于高收入国家群体平均水平。

“安倍之治”更近似中国的“康乾盛世”，而非“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万历年间的日本综合国力全球排行一度攀上其在古代史上的顶峰，对抗中国断送了它的短暂盛世与前途；现在，面对本国经济全球地位下降的趋势，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彻底扭转的可能，要实现日本长期根本利益最大化，尤其需要日本执政者对本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作出明智的抉择。

——最后，《新京报》约稿要求1500字左右，这篇文章感觉有点意犹未尽，是否就此再写篇长一点的？诸君意下如何？

2020.9.1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全球角色的下降

梅新育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在其接近8年之久的第二次执政（2012年12月26日至今）期间，安倍晋三改变了日本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以其“安倍经济学”实现了以本币计价的日本经济较长时间增长，这是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20余年里日本少有的成就。但从全球背景上考察，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份额、地位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如何自我定位才最符合日本的长期根本利益，从安倍到他之后的日本执政者，都面临这一无可逃避的历史性抉择。

我总是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因为上午和下午经常不是同一个人——巴西时任总统卢拉2009年一句戏言，道破了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缩短给日本造成的困境；而这种198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现象，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时不得不面对的首要挑战。

笔者统计，从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首相，历时25年，日本便更换了23任、17名首相，平均每人次任职不足一年半，任职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职）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职）任职都只有两个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日本首相“短命”现象变本加厉，接连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任职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职，2010年6月28日就任的菅直人若非遇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政争暂时中止，多半也会任职不足一年就去职。日本国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在相当程度上，当时的日本事实上已经处于无领导状态，犹如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一艘没有船长的航船，其状态比明神宗万历晚年多年不上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局面下，全世界都对日本首相频频易人习以为常；而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开辟新路。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成功实现长期执政，安倍至少在这近8年里成功改变了日本的“无船长航船”状态，使得日本得以摆脱频繁的政府更迭而静下心来开展一些必要的经济社会建设。通过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本币计价，日本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就业上升与股市上涨。虽然安倍经济学实施至今，带来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退出、财政健全化遥遥无期等负面后果，但解决了日本当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

尽管如此，安倍经济学的上述政绩是局限于日本国内与自己纵向比较而取得的，其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也是以日元计价而实现的；若在全球背景上考察，以美元计价，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萎缩、人均GDP低于高收入国家群体平均水平的局面：

1995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达到53355.8亿美元的最高峰，是年日本人均GDP为42536.17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占全世界7.531%，[1]这是二战以来、甚至很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的最高峰

2000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6.524%，人均GDP为37301美元，虽然低于1995年水平一成多，但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22129美元）高出六成以上。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出任首相，这一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4.581%，人均GDP为46720美元，仍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8182美元）高出两成多。

2013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4.497%，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就暴跌17.5%，落到38551.51美元，低于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9116美元）。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标准衡量，这个19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公认的“经济优等生”从这一年起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从此未能扭转人均GDP低于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局面。

2015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继续下降到4.243%，该年日本人均GDP（32478.90美元）比2000年低13%，是安倍这近8年执政期间的最低点。

到2019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下降到3.796%，比2012年占比下降0.785个百分点；该年日本人均GDP（43044.98美元）虽然高于2015年，但仍比2000年低8%。2018年日本人均GDP为41550.89美元，仍然低于当年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44787美元）。

从产业、科技视角考察，在这几年里，日本同样未能扭转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有鉴于此，如果说安倍执政这近8年不失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盛世”，它也更近似中国的“康乾盛世”，而非“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一个国家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正确自我定位；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对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也尤为关心。在中国晚明时期，凭借人口增长、生产力进步和全面开发银产量占全世界1/3的石见银山，日本综合国力全球排行一度攀上其在古代史上的顶峰：

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大明王朝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军队战力强劲堪比一战、二战时期的德军，财富充盈堪比今日之海合会诸国总和，……

如此资源，如能善加利用，日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必然比现在要高出许多。然而，丰臣秀吉错误地选择了与中国对抗之路，导致当时日本迅速从其国际地位颠覆跌落。今天，面对本国经济全球地位下降的趋势，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彻底扭转的可能，要实现日本长期根本利益最大化，尤其需要日本执政者对本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作出明智的抉择。

回顾10年前旧文《GDP超越日本向中国提出新考验》（梅新育：GDP超越日本向中国提出新考验）中已被证实的主要预见论断：

一，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

二，提高劳动收入和人口红利枯竭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降低城市中产阶层相对收入水平与享受。这几年，家政等项服务价格暴涨，“天价保姆”涌现，……相关舆论层出不穷，基本上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而最近几年我也发过几篇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成本变动的文章，有些文章转发甚广。

本文提出的主要命题：

一，“无论是个人、机构还是民族、国家，没有成就和自豪感就难以生存，遑论发展了。”这一认识和判断，应该是后来我与“公知”在很多问题上分歧的根源，也是我率先站出来保卫高铁、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等等行动的观念根源。

二，提出中国不仅要继续聚焦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且要越来越重视防范“被赶超”，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赶超。——时至今日，由于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超过了西方国家，我们在这些方面还需要防范被西方国家“赶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后来数年中，我就“防范被赶超”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评论，也是我《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的重要内容。而我这几年对“起飞夭折”风险的关注、对我认为是中国潜在“起飞夭折”风险最大来源——民族宗教问题的关注，相当程度上可说与“防范被赶超”主题是一体两面。

三，依托国内大市场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文中提到，“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GDP世界第二的成就又为我们实现上述目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而且强调“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扮演事后诸葛亮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失误评头品足，而是用冷静到冷酷程度的理智来超前思考、探索如何充分运用这些条件。”围绕这一思路，我已经发过一些文章，还有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写作修订数年，尚未定稿。

四，城市中产阶层要正视他们所向往、主张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中的调整代价。——这一判断很逆耳，但我还是愿意直言。

二、2018年11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梦与新时代’主题研讨会”发言稿《我看“中国梦”与“新时代”》（梅新育：我看“中国梦”与“新时代”）涉及日本的一段论述：

“新时代”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平视西方；这是基于“新时代”的第一项基本特征——“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所赋予我们的自信，也是“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往我国实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差距几乎是不同时代，那时我们对西方、对列强仰视、防范多。时至今日，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力图“赶超”的目标，现实实力对比的这一巨变赋予我们更充分的自信去平视西方，既不盲从，也不逢美必反、逢西必反，而是能够心平气和、冷静客观地审视其长处短处。

当沙俄侵占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当苏军百万陈兵我国北疆，那时对俄罗斯、苏联的赞美很可能滑向投降主义；今天，我们的GDP规模已经差不多是俄罗斯的8倍，[1]我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商品结构体现的是工业化中国与农矿原料俄罗斯之间的分工，我们完全有底气心平气和地欣赏俄罗斯、苏联的文化艺术成果，欣赏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欢迎俄罗斯姑娘嫁到中国来。

当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半壁江山，用屠刀把中国大地淹没在血海之中；当日本经济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只相当于日本汽车产品一项出口额的六成，而日本右翼仍然不断发难企图翻案，……我们没有太多心情去欣赏日本之美，对日本的推崇很多滑向了“精日”的泥潭。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近3倍，中国的出口也是日本的3倍，中国名义GDP从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到现在已经8年，新成长起来的不少日本中小学生初次听闻侵华日军在华罪行时第一反应是“中国这么强大，应该是中国侵略日本才对，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侵略中国？”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有足够底气坦然地欣赏、称道日本城镇农村的整洁与风景，欣赏、称道日本的版画、美食等等，支持中国小伙去娶心仪的日本妹子回家，……而不至于过多担心这样会滑向“精日”的地步。

……

也正是这样的自信，使得我们可以坦然地无须“逢美必反”，因为美国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我们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就对美国的一切作为口诛笔伐，而是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眼光审视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从贸易战爆发当日起就发文主张“中国应当与特朗普打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在国内外影响巨大；但在这场史诗级贸易战中我并不仅仅将美国视为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斗争的对手，而是用两种眼光来审视美方的作为：斗争对手的眼光，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候补主导大国的眼光。用后一种眼光来审视，就是要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这样，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就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从而错失良机，甚至陷入困境。

逢美必反、逢西必反与逢美必捧、逢西必捧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本质相同，都是缺乏自信，都是不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而是把思考、判断的任务交给西方，交给美国。

正是这种自信，这种超越以往、平视西方的客观需求，要求我们超越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心态，充分认识到反美者未必就是朋友，反而可能是更恶劣、更下作的敌人。对外国非西方势力与西方历史上的恩怨斗争，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待，而不必一味站在外国非西方势力一边。我们历史上没有入侵西方，近代西方列强对我们的侵略没有任何道理；但某些外国、非西方势力历史上长期侵犯西方，西方兴起后对他们的打击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卫反击，不宜视之为单纯的“侵略”。无论是从客观精神出发，还是从我国国家利益出发，都要求我们的认识迈出这一步。

[1]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8》表4.1数据，2017年中国名义GDP为122500亿美元，俄罗斯名义GDP为15778亿美元，中国为俄罗斯的7.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