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
来源：歧路听桥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小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图：DNY59/Getty Images
冷战结束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著名文章。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将为全世界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命运扫清最后的障碍。很多人同意这一点。[《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见于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1989年夏季号。——译注]
今天，我们遭遇的是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衰退，同时独裁统治者和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领导的国家容纳了一大半世界人口。此时此刻，福山的主张显得陈旧而幼稚。但它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在过去四十年间盛行于世。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作为新自由主义之药方的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令个人和整个社会无力控制关乎他们自身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已有相当透彻的阐发，我在我的近著《全球化逆潮》和《人民、权力与利润》中也有申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尤其令人厌恶：假如某个新兴市场的头号总统候选人失去了华尔街的青睐，银行就会将它们的资金从该国撤出。随后，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好像华尔街比该国的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全球化逆潮》（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ivisited：Anti-Globalizationin the Era of Trump），英文初版于2017年11月，是作者对其2002年初版的畅销书《全球化及其不满》的扩充，有中文版。《人民、权力与利润》（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Discontent）英文初版于2019年4月。——译注]
《全球化逆潮》2017年英文初版封面，截图取自亚马逊网站。
《人民、权力与利润》2019年英文初版封面，截图取自亚马逊网站。
甚至在富国，普通民众也被告知：“你无法落实你想要的那些政策”——不论那些政策是充分的社会保障、体面的工资、累进税，还是受到良好监管的金融系统——“因为国家将丧失竞争力，工作机会将消失，而你会蒙受大麻烦。”
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
精英宣称，他们的承诺有科学的经济模型和“实证研究”作为依据。很好，四十年后，数字俱在：增长放缓，增长的果实绝大多数到了身居最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随着工资的停滞和股市的高涨，收入和财富在向上流动，而不是形成滴涓效应，向下流动。
抑制工资——以获得或者维持竞争力——且削减政府规划，怎么可能提高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买到的是纸上的财富。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这一感受恰如其分。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现实是，尽管“自由主义”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远不是那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行确立了一种思想正统，其守卫者完全不能宽容异见。立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被视作异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数孤立无助的研究机构中。新自由主义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倡的“开放社会”绝少相似性。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强调的那样，波普尔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断演化中的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知识对这个系统运转状态的改变就越多。（卡尔·波普尔，生于1902 年，卒于1994，英国哲学家，“开放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美国亿万富翁、慈善家。索罗斯于1940年代末求学于伦敦经济学院，深受当时任教于那里的波普尔影响。——译注）
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宽容更甚于宏观经济学。在这个领域，流行的模型排除了如我们2008年经历的那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不可能之事发生，人们看待这件事就好像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没有什么模型可能预测这种反常事件的发生。即便是在今天，提倡这些理论的人仍拒绝接受这一点：他们信赖市场的自我监管，拒斥外部性，要么认为外部性不存在，要么认为外部性无关紧要，由此导致的去监管化问题对引发2008年那场危机起到了枢纽作用。
假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未能令我们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气候危机理当令我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我们的文明。但一样清楚的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希望我们无视科学和宽容精神，他们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
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我们必须复兴启蒙运动，再度致力于伸张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价值：自由、尊重知识、民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题“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19年11月4日。听桥，勉力译出。题图为原文所有，正文中图片为译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