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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疫情大考让西方看到中国力量

2020-03-01 19:06:51 作者: 周文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是源于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太过于推崇万能的市场化。这套理论本来是准备误导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果却成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文 | 疫情大考让西方看到中国力量

作者:周文

回首过往,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是源于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太过于推崇万能的市场化。这套理论本来是准备误导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果却成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用中国理论,走好自己的道路。这个理论就是强调核心力量,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有机结合和辩证法。由此,中国发展不断突出重围,道路越走越宽广。因此,疫情大考只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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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年春节,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疫情,猝不及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应对的一场“大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这次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怎么应对、应对效果如何。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制度之优,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展示。在疫情面前,中国交出了世所罕见,令人敬佩的满意答卷,全方位彰显了国家治理中国答卷的世界形象。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力量”何以源源不断?无时无刻不打动全世界的心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扣问,世界上很多人都感到无法不思考这个问题。

枪炮、钢铁与病菌

关于不同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往的解释简单化:社会制度、武器装备、科学技术、流行病、语言文字等等。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开创性谈到,欧洲殖民者赖以征服新大陆的三大秘密武器。他把不同文明的征服过程的原因,归结三个语词,那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

对于枪炮,中国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

枪炮的背后,有钢铁这类工业文明的代表支撑着,所以钢铁也是征服别人的一个利器。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们曾过度迷信,工业化、现代化首要的是钢铁。为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各地各业保驾护航“钢铁元帅升大帐”。当时工业上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街头巷尾墙头标语都是“以钢为纲,赶美超英”;“倾家荡产,大炼钢铁”;“让钢铁元帅升帐”……。赶美超英,主要是钢铁产量的赶超。

前两个容易被世人理解,而对于病菌,可能容易被很多人忽视。戴蒙德深刻地剖析病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戴蒙德讲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并不是因为欧洲人用枪炮屠杀了他们,而是欧洲人带去的病菌几乎灭绝了他们。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美洲地区居住着大约500万左右的印第安人,但其中有将近90%的人在十六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死去。对此,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里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由此颠覆了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不是哥伦布的勇敢、西方的枪炮征服了新大陆,而恰恰是病菌给新大陆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应该说,在所有灾害类型中,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与气候灾害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发于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西方学者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畅了。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黑死病,让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与成为1500年后世界霸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与发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 甚至可以说这场黑死病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但是,弗里斯在《国家与大分流》中说,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而且极富功效,但是制度的功效比起自然伟大得多。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气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会是疾病爆发等因素。

无论如何,历史反复证明,大灾、大疫、大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考。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已多次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国冲击:西方睁眼看中国,什么是中国力量

在很多人眼里,这场疫情,让更多的人深谙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辉煌到衰落、又再次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5000年文明连绵不绝,靠的是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靠的就是国家的统一调度,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综合实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出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令世界动容。

对于这场疫情大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站在人类福祸的高度,盛赞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了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疫情发生以来,举全国之力急驰支援湖北、支援武汉,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汇集疫区,19个省份对口定点支援,10天迅速开设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来自于出色的领导力。可以说,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没有各级党组织力量的发挥,这样的奇迹是不可能想象的。

在整个防控防治疫情过程中,可以看到,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在这样广袤的国土、有着14亿人口超大规模,能有这样高效的组织应对效率,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做到、才能实现。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最值得夸耀和最让世界侧目的,就是这个国家强大高效的执政能力,是执政者的高效迅速反应能力。

过去西方对中国有三大忧虑:一是14亿人口大国崛起,会带来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崛起的警惕,因为所带来的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必然对西方形成挑战;三是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所以按西方逻辑,中国崛起必然会独霸世界。而对于西方来说,它们希望的是永远将中国作为西方薅羊毛的地方,不希望中国强大。不光如此,西方极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对我国长期经济封锁,武器封锁,技术封锁,他们最希望的结果是将我国直接给围堵垮了。即使到现在,这个心思都没改变。

西方的担心总有西方的理由,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是最勤奋的,中国市场是最大的,中国政府是最有力量的。

外力既无法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在18-20世纪的200年时间,西方凭借种种机缘巧合赢得了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但是,回头看,西方的成功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导致西方国家的民众习惯于安逸的生活,并且忽略了对自身文化断层的认识。

西方一直不承认自身的问题,而是认为遏制中国就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毛主席曾说,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一直在持续,但是我国的发展却也一直没有停滞,反而是不断的加速发展,加速崛起。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最多的人口,以及五千年文明不断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上有着坚忍的毅力,有着巨大韧性的民族。所以中国有着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以及强大无比的国力,而且国土地大物博,经济更是世界第二。这么庞大的力量,又有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完整的产业链, 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够围堵成功的,即使西方那也是不可能,这是最核心的。

对此,几十年来,西方一直在研究,在寻找答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西方看到中国打响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展示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战略布局以及涌现出的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深厚情怀,西方开始彻底的醒悟了。

在这次疫情面前,西方清楚的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中国政府一声令下,整个中国14亿人一夜之间就待在家里,而且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整个的调动能力配合能力简直到了极至。

连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国家都发出感叹,这样的动员闻所未闻,一辈子也没见过……对于此,西方是彻底明白,为何中国是西方无法撼动的。

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14亿人的团结”。别说14亿人了,就是几千万人的国家,如果能团结一致,那也是不可撼动的,更何况中国那是14亿人的团结。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14亿人对政府的信任,对国家的支持,对国家的牺牲,这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保持连绵不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民族越是极端苦难,更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崛起。现在有14亿人支持政府,听从调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有了这种团结,什么奇迹不可能创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罗素在谈到中华文明为什么历史悠久。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

中国何以能:一个被西方有意藏匿的事实

这场疫情大考,中国“答卷”让世界惊叹,更上世界侧目。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处处彰显出中国非凡的全民动员能力,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在中国,有最能凝聚全国力量和最有办法把人力、财力、物力切实有效地集中运用到疫情防控工作上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中国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令人肃然起敬。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力量”。解开中国力量的密码,这就是国家能力。

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

霍布斯看得很透彻。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孟德斯鸠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国家如果治理得不好,在彼岸世界就难以幸福。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息息相关。

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

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斯密最关注的是秩序、好政府与个人自由安全。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罗马帝国时期很富裕的欧洲,一变而为极贫乏,极野蛮。即使最坚定的斯密学派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在19世纪的经济关系同万能的自由经济毫无关系。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才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前提,而并非是自由放任;因为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战争与强权造就了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强大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蒂利说,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强化战争。

国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国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发展好,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更好地发展自身产业。对外,国家能力可以用来做二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

反观近代中国,按照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的解释,近代中国衰落更可能是中了市场的“魔咒”,而不是西方流行的说辞,将中国落后归因于门户不开放,闭关锁国。加州学派的彭慕兰、戈德斯通、和弗兰克也坚持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即使不比英国更为资本主义化,至少也同英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相比西方国家,清代政府更倾向于对市场实行自由放任政策。18世纪的中国缺乏财政支持,没有一家国家银行,缺少稳定的国家贷款,生产更趋无分散,很少见到生产者的联合。因此,无政府主义和混乱无序才是近代中国的真正威胁。

同样,回首过往,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是源于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太过于推崇万能的市场化。这套理论本来是准备误导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果却成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用中国理论,走好自己的道路。这个理论就是强调核心力量,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有机结合和辩证法。由此,中国发展不断突出重围,道路越走越宽广。正如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利科·马西尼说,这场战疫,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因此,疫情大考只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缩影。

疫情大考给世界的启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国际社会看到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中国,看到顽强不屈、逆境奋进的中国,看到迅速出击、蹄疾步稳的中国,看到担当有为、守护世界的中国。这是以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这是以行动践行阻止疫情蔓延的大国担当!

过去几年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各国过于侧重经贸的分工协作以及政治力量的抗衡,却忽略病毒也随全球化而散播及肆虐,以至今天尝到苦果。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人类社会今后的进程,必须更重视平衡与共生的智慧。

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很好地提出了问题:是时候应该正视中国: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生活中,中国已经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担起符合其地位的责任,正在书写自己命运的篇章,也在协同书写世界命运的篇章。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因为中国人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价值观标准。

这个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标准就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很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很好。依照西方价值观,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一个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既不通过侵占领土,也不通过对他国政治军事的介入,这样的大国是怎样在国际上立足的,又会如何越来越稳定。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即使在将来,中国也不会立志于成为帝国,更不会遵循霸道和王道,而是行大道,奉天下为公。对此,早在18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已给出过答案,他说,一般地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存自己。不过,每一个国家各自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中国的目标是安定。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西方也不再是过去的西方。西方要想对中国有更多了解,就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因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在全球化浪潮中,再没有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换句话说,要用全新的目光看待中国。

现在世界已进入新世纪,新世纪有一个公式,就是学会分享。早年,天主教教会在世俗化运动中看到自己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因而感到无可奈何。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方可能也与相仿。西方要解决好自己的世纪难题,从现在起,从今天起,学会分享。因为全球分享的世纪已现端倪。

这场瘟疫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们: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这场战争还将继续下去。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带给世界重要启示,这就是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病毒无国界,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人类是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与疫情较量,谁也不可能成为局外人,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这场战“疫”再次提醒人们,要真正构建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仍然任重而道远。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中国从未缺席,中国一直在奋力前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土壤。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即使现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并最终研制出疫苗,彻底战胜病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此次疫情带给世界的最大启示,必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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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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