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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贺军:2020年中美主要风险点预测评估和对策建议

2020-02-29 11:15:00 作者: 宜兴紫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在2020年这一时间段的相关问题,很多问题不是一年这一时间段可以容纳的,因此对于问题的实质进行探讨十分有益。

中美国旗 

做好自己,迎接挑战

——2020年中美主要风险点预测评估和对策建议

宜兴紫/储贺军

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在2020年这一时间段的相关问题,很多问题不是一年这一时间段可以容纳的,因此对于问题的实质进行探讨十分有益。

1、 美国经济的泡沫化与中国经济的扩张需求

2020年的美国经济,大概率会延续2019年的基本态势。2020年是大选年,经济表现对于特朗普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不出现极端意外的情况下,只要2020年可以延续2019年的经济表现,特朗普连任几乎没有悬念。正是因为经济表现对于特朗普连任的重要性,特朗普会使出浑身解数让各个经济指标达到或保持最佳状态。房地产商人、娱乐业大亨出身的特朗普,或许并不懂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但是,对于美国国内生意如何兴隆,市场如何繁荣的把控力,的确是游刃有余。

美国经济各项指标虽然爆棚,特别是股市在2019年已经,而且在2020年还会继续屡创新高,但是,必须看到现在的美国经济完全处于泡沫状态。泡沫并非一定是负面词汇,而且泡沫也并非马上就会破裂,但是,泡沫终归是泡沫,总有回归本质的那一天。

认定美国经济是泡沫,主要基于下述原因:一、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要把工作带回美国的承诺并没有实现。美国当下的就业指标虽然很好,但是,这些工作并非是把流失到海外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结果,而是减税效应的产物。美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新增的工作岗位大多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二、在很长时间内,美国已经没有出现实质性技术突破了。很多新的产品亮点,都是炒作的结果,都是金融产品的题材和噱头而已,都是以制造业产品形态反应出来的金融产品。三、消费指数依然是美国经济好坏的核心。消费表现固然重要,但是,在美国,消费行为经过金融手段无限制放大,消费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债务的增加,而且上不封顶。这种情况可以使一时的经济表现非常靓眼,但是,债务的负累迟早会遭遇到最后一根稻草,而引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

中国经济这两年总体上是健康的,但是也的确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是暂时的,相对的,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一、 中美贸易战。事实上,贸易战本身对于中国经济的直接打击,非常有限,只是减少了一些出口而已,而且绝对数字并不很大。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与美国的伴生关系,特别是中国许多企业和个人对于美国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依赖,使得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人的心理打击极为强烈。不知道不再依赖美国之后,中国的经济究竟如何发展,这才是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最大的冲击。这种现象在2018年的下半年最为明显,对于2019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冲击最大。

二、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速度需要全新的理念进行诠释和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全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也是现成的西方经济学完全无法解释的。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方向问题、速度问题,绝不能在西方现成的经济学理念中去寻找答案,需要中国自己原创性的理论和视野。有些人觉得中国现在的GDP增速已经够快了,每年增量绝对值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但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数据参考价值不大,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

三、 中国经济需要提速,需要扩张。前几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动降速是必要的。在此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出现了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对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使用,使得降速成为进行必要调整的前提条件。经过几年的降速调整,很多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发展方向已经逐渐清晰,故此,提速与扩张已经成为完全必要的选项。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提速和扩张能够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干劲。

2、 在科技领域中,美国的封锁打压与中国的自力更生

现代科学技术是西方几个世纪前摆脱落后、征服世界的看家本领,现代科技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人文精神更为浓郁的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个中缘由很难说地清楚,甚至很难评价。西方自从有了科技领先地位之后,就一直享受着科技的红利。起先,西方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掌握和应用科技,其它的民族都是愚昧的、落后的。对于中国人,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天生就具有对于现代科技的排斥性。但是,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在高铁、5G领域实现突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自卑,当他们看到中国人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寻求航天、大飞机、芯片的突破的时候,自卑就转为了恐惧。

对于知识产权这种制度的核心目的,中国和美国有着根本地不同理解。中国人更多地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当促进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美国人更为倾向于保护既有的发明利益。当看到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之后,美国人的本能反应就是中国人在偷窃他们的技术成果。追赶者取得了领先者曾经取得的成绩,领先者就想当然地认为追赶者抢走了领先者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人的基本心态。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在进行,目前看来,第一阶段的协议有望达成。中国官方尚未宣布第一阶段协议的全部细节,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第一阶段的协议基本上还是过往历次中美谈判成果的套路,即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美国不再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是不增加新的关税,这次美国人承诺降低已增加的关税。

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依然和过去一样,是中国政府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但这种承诺和安排依然是针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者,而非针对中国政府的行为。第一阶段成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完全不是美国政府发动此次贸易战的初衷。美国政府的初始目的是,打压中国制造2025计划,打压中国政府振兴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国企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所谓第二阶段谈判的内容,但是,第二阶段谈判何时开始,具体内容有哪些,特别是美国要承担什么自身改变的内容,均不得而知。

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如何提升自身基础科学的研究发现能力,使自身技术进步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如何掌握先进的技术,从而做出更好的产品,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技术引进热潮,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通过利益共享和资金投入就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太过一厢情愿了,最后只是给了美国人攻击我们“强迫技术转让”的借口,和我们自己花了大价钱,但落入“有产权没知识”的窘境。

中国要想提升自己的科技能力,只能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原则,依靠自己,破除“等靠要”的懒汉思想。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而是积极的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经过艰苦的努力,寻求技术突破。时代不同了,艰苦奋斗主要是指在精神层面征服自我的艰难过程,而不是降低奋斗者的物质待遇水平。等到中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造出一个又一个价低质高的产品,中国就在世界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科技,肯定要打压,会不计成本不顾脸面地封锁中国,比如拒绝卖给中国人他们打上高科技产品标签的商品,拒绝中国人收购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拒绝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拒绝中国留学生进入尖端领域的学科,拒绝留美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回国效力等等手段。此外,还可以强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乃至全世界还顾忌美国压力的各个国家和企业,拒绝对华交易,不得来中国投资,诸如此类,采用林林总总的各类自残式的封锁打压手段。

实际上,美国人如果这样做,也很难实现胁迫这些企业拒绝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的目的,因为,如此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与西方公司和个人商业利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且中国制造的产品性价比,也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美国人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3、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2019年5月将成为记入中华民族史册的重要时刻之一,因为,我们顶住了压力,终于对于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了“不”。毫无疑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出的一项重大科学判断,是雄才伟略的鲜明例证。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承袭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积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华,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意识形态,也可以叫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正因为如此,早在近40年前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美国人从来是重视意识形态的,为此,他们总是在声称他们源自希腊,发展到罗马、西欧,从地中海跨越了大西洋。美国人的这些意识形态进而被中国公知群体包装为“普世价值”。美国人在最初逃离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时候,原本的目的是在北美建立一个世外桃源,故此,“孤立主义”盛行,一战之后拒绝批准加入国际联盟,二战之初仅仅把交战各方视为其推销军火的买家。直到日本极为愚蠢地偷袭了珍珠港,才给了早就筹划着“国际化”的美国意识形态精英们,一个实施全球战略的绝佳契机。

二战之后的美国,美国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美式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具体的媒介包括可口可乐、好莱坞、美元资本。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精英阶层的失败,同时,美国固有的民族意识开始抬头。有相当一批美国民众反对国际化,希望关起门来,仅仅把全球其它部分当作自己做生意的对象或者市场,重回孤立主义的世外桃源。但是,二战之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利益分布,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社会中起核心作用的金融资本,已经使美国无法回到伊甸园了。对美国而言,国际化是精英阶层的梦想,是普通百姓的不归路。现在,在美国继续坚持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同时,美国逐渐崭露出简单、粗暴和蛮横的另一面,这是美国国力下降的必然表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中国必须坚持自我,首先要排除对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感。中国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历史有《二十四史》作为支撑,不是现炒现卖地编出来的。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我们的民族是团结的,出现过瀚若星辰的民族领袖和人民英雄。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解决了作为一个古老民族,不再被西方欺凌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完成了将古老的中国传统与近现代科技时代新的外来意识形态的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艰难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它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得以新生,并实现凤凰涅磐的一个辉煌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正在带领着中国人民,承袭了我们民族前人的传统与辉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我们将向全人类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中国道路是正确的。

4、香港问题需要治本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正式建立。1999年澳门回归,几乎完全一样地套用了香港模式。20年过去了,香港与澳门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故此,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框架模式。

香港和澳门地理位置很近,历史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香港和澳门的区别。第一、澳门人少,只有50余万人;即使是相对于香港的700万人而言,都是很少的。人少的地方,相对好治理一些。第二、澳门社会相对更有组织,澳门民间比较团结,民众在相对比较有组织的条件下,从事日常生活和工作。第三、澳门产业类型相对简单,特别是博彩业比较发达,而且,在博彩业的资本构成中,美国资本占比相当大。博彩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澳门出现社会动荡,不符合美国资本的利益。

上述条件,香港均不具备。尤其是香港人员构成极为复杂。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美蒋势力一直把香港作为敌对大陆的前哨,经营日久。在1949年及其后的30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由于诸多原因,逃离大陆的反政府势力,大量在香港定居。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美国在香港长期经营,建立了人数众多的领事馆,还有大量学者、专家、记者,以官方名义或非官方人员身份,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各种力量交汇,构成了极强的反华反共力量,不可小觑。

针对香港目前的现状,以武力解决的方案,必须慎之又慎。武力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而要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抓住人心,把复杂的香港社会整理清楚。要达到这一目的,下述两个措施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两个措施,香港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

第一、全国人大要对于《香港基本法》,特别是第23条进行具体的解释,以弥补《香港基本法》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定位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的一个巨大的漏洞。《香港基本法》第23条原本规定了香港地方立法机构的义务,但是,由于诸多原因,香港地方立法机构一直未能履行自己的立法义务,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香港地方立法机构也很难具有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在香港地方立法机构不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顺理成章地代位立法。全国人大的代位立法应包括最基本的内容有:甲、阐明何种具体行为是第23条所禁止的行为;乙、一旦发生第23条禁止的行为,大陆执法力量可以直接赴港执法;丙、对于违反全国人大释法规定的具体自然人,大陆可以在内地进行审判并执行审判结果。这样才能消除香港社会动乱的根源。

第二、必须在香港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完整的领导体系。按照《香港基本法》,香港的现有制度至2047年即将到期,到期之后香港将何去何从?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制裁制造动乱的具体人,还会有新的动乱制造者出现。故此,必须填补香港社会的领导力量真空,使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机构,成为领导香港人民的核心力量,才能保证在2047年之后,使得香港平稳地真正地回归祖国。

5、新疆问题事关一带一路战略

新疆问题不是新的问题,是自汉朝以来,中国治理新疆(古称“西域”)所遇到的传统问题的延续。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段上,新疆问题一直反反复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制定了全新的新疆政策,才使新疆问题以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得以良好的处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了7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重新掌控了新疆的治理局势,使得新疆得以稳定,并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美国对于新疆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不仅仅是因为美国从未停止寻找制衡中国的抓手,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治疆策略,解决了西方体制无法解决的宗教、民族的极端主义倾向和行为问题。特别使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这种解决方式只有以中国体制作为基础和支撑,才能使用,才能奏效,而这种中国体制是西方无法复制和模仿的。基于包括上述原因在内的诸多原因,美国不会改变其传统的对新疆问题的攻击、诋毁策略,而是会继续现有方式,把新疆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

中国对于新疆地区的治理,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基础,绝不会因为美国的叫嚣而有所动摇。进入新的千年,中国正在致力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现。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支点,其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不言而喻。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于新疆的干涉与非难,与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恐惧与责难是息息相关的,即是美国发难的缘由,也是美国发难的目的。

一带一路战略非常重要,它是人类几千年交流历史上的陆权与海权之争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对于人类发展而言,陆权与海权同样重要,不能让陆权排斥海权,也不能让海权排斥陆权。由于美国的主体构成是西方海权至上主义的后裔,而且美国的地理位置与欧亚大陆不相联接,美国需要抑制陆权的冲动是一种本能反应。中国绝不能在此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未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任何犹豫和退缩。

本文中经常使用的美国这一概念,是一种文化或曰意识形态概念。中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国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形态,提及中国的国家行为,很多可以直接理解为政府行为和国家意识。但是,提及美国的行为,如何理解其政府行为和国家意识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中国模式。美国的治理是三权分立,其行政部门只是其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其它还有议会、法院、军队、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行为和意愿,同样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

6、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有紧迫感

台湾地方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在即。不出意外的话,蔡英文会顺利连任,不过无论谁获胜,对于台海关系和美国因素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和变数。(韩国瑜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即使韩国瑜当选也不会和蔡英文当选有太大区别,本文暂不讨论韩国瑜当选的问题)。对于台海关系和美国因素,必须着眼于历史和未来,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台湾问题,使得中华民族可以轻装前进,走上坚实的民族复兴之路。

蔡英文当选之后,会延续目前的对美策略,继续执行哈美政策,把美国当成自己延续“渐进式台独”、“持续性文化台独”策略的靠山。但是,由于美国目前并没有准备立即允许台湾在法律意义上宣布独立,而仅仅依然延续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以牵制中国大陆的策略,因此,美国也不太可能在自己的大选年,采取太过激动方式,彻底改变台海现状。在2020年,除非出现概率极小的重大意外事件,台海关系和美国因素可能会维持现状。在具体表现层面上,可能还是会台湾积极购买美国武器,美国的议会成员或行政高官访问台湾,蔡英文利用出访“友邦”的机会过境美国。

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在大陆。台湾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需要大国思维,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角度来考虑。这不仅仅是因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地位,特别是关系到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定位。解决台湾问题要有紧迫性。台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起自李登辉的“文化台独”策略,现在已经贻害甚大。1949年之后,蒋介石带领的几百万大陆赴台人员,对于台湾社会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化改造,这些努力现在都要付诸东流。新一代台湾居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很低,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将来即使统一了,台湾也只能成为第二个香港。

问题在于如何去解决。自从80年代初,停止使用“解放台湾”的口号之后,中国一直采取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实际上,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和努力始于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口号使用度最高的时期。

和平解决是否仅仅依靠谈判,解放台湾是否仅仅依靠武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历史上解放战争的遗留问题,我们不妨回到70年前,探讨“和平解放”这一概念。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年,共产党毛主席已经进入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境界,并且创造出许多“和平解放”的范例,如“长春模式”、“北平模式”、“西藏模式”等等。长春模式是先长期围困,然后分化各种势力,最终促使对方起义;北平模式是先打掉对方的核心军事能力,然后再和平整编剩余力量;西藏模式是先兵临边界,然后促使对方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然后双方谈定各方均可接受的条件,最后派兵进入对方的区域。

无论哪种和平解放方式,都没有只靠谈判,而没有武力介入的。没有武力介入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存在着两个难点,一、台湾内部政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存在一个具备接受和平解决方案能力的政治实体;二、台湾是一个岛,很难采取在长春和北平曾经采取过的围困方式。大陆空军海军力量不断增强,围困台湾岛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现在的媒体、信息时代,围困一个有近3000万人的大岛不仅代价巨大,而且会使台当局借“人道危机”之名,行彻底顽抗之实。同时,也给了美国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介入台海局势。

故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必须文武兼备,以武促和。只有当解放军登岛之后,逼近或包围台北、高雄等大城市之后,才能谈得上和平解放,也就是类似“西藏模式”的解决方案。很多人担忧美国出兵介入和平解放台湾的过程,事实上,美国人是最现实的,不会为了台湾的利益而付出过多。

7、地缘政治存在着失去底线的风险

新年伊始,美国在伊拉克击毙了伊朗军事高官苏莱曼尼,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事件。击毙的手段类似暗杀,既没有911式的视死如归,也没有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甚至连美国自己早前击毙本·拉丹式周密计划的智慧含量也都荡然无存,只剩下赌徒式的贪婪凶狠和人肉炸弹式的孤注一掷。这个事件对于2020年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特朗普对于此事的反应比较耐人寻味,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急于吹嘘揽功,反而是美国国防部率先声明,此行动是总统批准的。让人怀疑,特朗普是否对于军方已经失控?我们不必过于纠缠美国国内的此类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由表及里,关注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过去,我们通常认为,美国虽然霸道,但毕竟是一个明门正派,但是,现在的美国是否已经连最基本的面具或者脸面都不要了,什么样下作的事都可以做出来?

美国每一任总统都要提出自己标新立异的全球化计划,对于特朗普团队提出的“印太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其具体内容和可执行性尚不明朗。南海问题值得密切关注。美国总是在南海搞些小动作,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陡升,在南海区域正不断具备发生中国和美国海军冲突的物理条件。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没有发生大的正面冲突,但是,常此以往,特别是如果当美军失去理智之后,会不会发生摩擦乃至冲突?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预案。

对于可能出现的南海冲突,我们不妨认真研究一下毛主席处理珍宝岛事件的经验。就对于中国的现实威胁而言,当时的前苏联远远大于今天的美国;在东北一带出现武装冲突可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和恶果,也远远大于今天的南海。但是,毛主席采用敢打敢和,大开大合的战略和战术,成功地在珍宝岛进行了自卫反击,甚至缴获了苏制坦克,又成功地通过谈判和前苏联妥善处理了边境危机。美国并没有准备在南海或在任何地方,与中国进行任何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在局部,能战方能言和,该打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该和的时候,也绝不能犹豫。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解决台湾问题却对国际地缘政治有着重大的影响,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对于南海问题、东亚问题、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的问题,会有很大意义,可以尽快地使中国掌握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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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2019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跨入了2020年。站在新的历史高点,我们回首往事,毛主席建立并锤炼了中国体制中国模式中国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正带领着中国人民继续走在正确的大路上。只有打赢它,它才会尊重你;只有打赢它,才有长久的和平。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储贺军   

2020年1月2日记于西山

本文编辑版刊发于《环球财经》2020年2~3月合刊《战略2020》上。本文为未编辑版。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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