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送不进灾区？来看看日本人的反思

物资送不进灾区？来看看日本人的反思

2020年1月，发源自武汉的新型肺炎很快扩张到全国，在日本已经出现了游客传染给当地人的二次感染。这次的传染病处于萌芽阶段专家也似乎认为病毒传染力较低，毒性比SARS低很多，没有人传人的可能。

因此可能对疾病表现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没有预料到的是可能因为潜伏期较长，其感染力受到了低估。加之病毒潜伏期都似乎具有感染性，传播速度比SARS快很多，1月底确诊患者已经超过了SARS的确认人数。

我曾经在日本的学校教过生物学，在课堂上较详细地教授病毒的增殖机制，也在课堂简单讲过HIV、埃博拉病毒、宫颈癌疫苗不良影响等问题。

据我所了解，2014年，寨卡病毒在美洲开始流行，直到2015年2月才被认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015年10月，巴西东北部的一个省疑似患者人数达到5.6万人，由于数据太大，巴西政府其后也不做统计。最终估算感染者达到约50万到150万人。

而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流行可能比寨卡病毒流行似乎更难控制。虽然现在我不是很了解武汉的实际情况，但猜想在初步阶段因为防疫信息太少，决策也可能有点困难。

寨卡病毒传播途径及路径示意图

最近专家查明病原，分析完病毒基因，传染力较强等信息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已经有一定的信息，再回顾萌芽阶段的防疫，则发现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

但笔者也承认，这可能是某种结果论，只能今后以此为鉴，继续努力完善防疫政策。所以，笔者在此撰文介绍日本的物资供给所存在的问题，以供中日两国双方互通交流。

日本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国，每次发生地震等灾害时都会出现交通网切断、居民孤立等问题。

特别是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中，由于受灾地区广，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使得居民的避难变得长期化，也因此援助物资的供给成了更为人瞩目的“灾害”。

从灾区以外的地方筹措物资没有太大障碍，但是接下来的环节存在着很多复杂的问题，这是需要加以充分考虑的。

当时的运输保存发放环节主要出现了以下五类问题：

（1）部分避难所一周都没有收到粮食。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物资筹措，而是运输车辆和人员不足。

（2）受灾者所在位置的定位也加剧了物资供应的困难。特别是很难掌握在家自行避难的受灾者情况。

（3）随着时间推移，受灾者需要的东西会发生变化，但是供给的东西是一定的，没有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物资。

（4）政府机关等必须要筹措各种援助物资，这些物资的存放场地无法获得保证，且管理人员不熟练、人员不足等也是当时遇到的困境。

（5）很多灾区不需要的物资会被送到。例如，有时会送来便当类或者蔬菜、水果等不能长期保存的食物，也有信件、折纸、宗教书籍，不仅没有用，而且增加了放置场所，处理起来也很困难。

因此，如果向受灾地投送的物质不合适，不仅物资无法送到，反而会增加受灾地区的负担。

根据报纸报道数量的统计调查，物资不足的情况从地震发生到第三、四周报道得较多，与此同时，从第二周也开始出现部分物资剩余的报道。

另外，特别是由于个人捐助物资会直接运送到较为容易联系的主要城市市政府等机关，导致物资集中在这样的地方而无法送到其周边地区。

物资不均衡也成为问题，结果就是出现特定物资在有些地区剩余，在有些地区不足的情况。

对以上情况做出反省后，近年来日本的新闻机构在灾害发生后在当地进行采访，总结各地的援助物资需求。

因此全国的政府机关、企业、个人都得以向受灾地运送必要的援助物资。这样受灾者也得以事先知道什么样的援助物资什么时候到来，来多少。

在运送多种保存食品和物品的时候，只要把它们以家庭为单位包装起来，那个箱子就可以直接带到受灾现场，因此可以大幅减轻当地政府的负担。

想给受灾者发信息的人可以不写信，而写在装有援助物资的箱子表面比较好。

现在武汉以医院为单位提出援助物资需求，为了减轻医院的负担，在省外有必要统一物资，统一运送。

另外，由省外派遣的医疗人员携带援助物资也是有效的。事实上在灾害中政府机关也和医院一样也会陷入慢性人员不足的状态，因此日本各地的政府机关也派遣了增援的职员。

当然在这篇报道刊登时，武汉也可能已经处于物资过剩，医院为收取和保管物资而伤脑筋的状态了。

所以，看个人媒体上发布的募捐公示时，一定要注意发布时间。假如一周前的公示，募捐来的物资已经充足，而别的物品短缺等问题又已经呈现。

另外，另一个令人担心的是“灾害弱者”的状况。所谓“灾害弱者”是指平时的生活没有大的障碍，但是灾害时无法自行避难的居民。

比较典型的人群有老年人、残疾人、婴儿、儿童、孕产妇、外国人等，在日本平时会制作“灾害弱者名单”，以备灾害时使用。

日本灾害弱者支援说明图

对于住在武汉市内的老年人和孕妇等，希望可以做到让他们优先得到援助。由于慢性病患者不能去医院，拿不到处方很难取药。

对于这样的患者，在分配援助物资的时候，应当给予一个月的药物，对于需要人工透析的肾脏病患者，也应当安排能够放心接受透析的环境。

2014年2月，暴雪袭击了东京地区，我自己就成了“灾害弱者”。当时，我正返回故乡青梅市（东京）。每日降雪，门前的积雪接近1米，导致我无法外出。邻居的老人都说从未经历过如此大的风雪，村民都觉得无可奈何。

一旦发生灾害，日本的地方政府权限非常大，不用等待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指示就可以按照平时指定的方案来进行决策，也可以直接向自卫队请求救援。

等初期情况稳定后，权限逐渐移管到都道府县层面，最后转移至日本政府。

2014年2月摄于笔者家乡东京地区青梅市。积雪高达达到胸口之高，导致运输瘫痪。

当时似乎当地政府很快动员自卫队和警察开始车道除雪。我还记得母亲当时在老年公寓做管理营养师（类似于健康管理师兼高级营养师），早上勉强要出门步行去单位。

我劝她少了一顿饭也没有人死去，但母亲还是踏雪步行去单位。因为道阻且长，她最终花了两三倍的时间（约五、六小时）。

老家附近的车道也断了一个星期多，无法去买菜，过了三四天明显有了粮食短缺的问题。村子还有许多老人独居，有些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病，他们的情况更严重。

事后，我偶然翻看老家家传的古代抄本《贯番觉之帐》。此文献记载公元1674年至1865年间村庄发生的事件。按此文献记载，江户时期大雪造成灾害次数比其他的流传病、洪水等灾害多。

上图为《贯番觉之帐》中文久二年（1862年）的记载。“此年春季开始麻疹流行，我村疫病始于六月，直到十月，全村民都感染，无不患者。村民因此十分为难。”又写次年霍乱（当时是新型细菌感染病）也流行。介绍一旦感染霍乱，就很快丧命，并描述了扎针等三种治疗方法。

尤其宽政四年（1792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下大雪，积雪最高达到一尺八九，当年随后又降了六次雪，直到十二月四日。

次年元旦和二日两天降雪，四月六日居然又下大雪。由此我才了解到老家原来是经常被大雪袭击的地方。

小泉八云撰写的《雪女》也原来是根据青梅的一位农民讲述的民间故事改编的。我的祖先和邻居们一同在《贯番觉之帐》中记录了每年发生的瘟疫，洪水和饥荒等各种灾难。我才明白这部古代抄本是对我们后代是一种启示。

小泉八云《雪女》

尽管与物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也想最后指出一个有关信息公开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的灾害信息只有中文，英文信息非常少。

当然，部分国内媒体也以英语和其他语言报道疫情，海外媒体从中国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可以信息后以外文形式发布新闻报道。

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海外媒体，报道的信息主要是介绍当下的疫情。但在华工作的外国人需要更具体的信息。比如春节之间回本国的外国人现在不知道该不该改签，要改的话应该改为哪天。

很多单位只是提到复工延期，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安排。所以他们也正在海外困惑。留在国内的外国人更需要这种信息。

比如，武汉市宣布公交停运、取消从武汉起飞的航班等信息应当同时（及时）通知到外国人。

这种政府的通知和举措不能时间滞后，否则这会给无法获得信息的外国人造成混乱，导致他们无法积极主动有效配合政府的措施，不利于防疫政策。

在中国国内本来较难检索海外的信息，也由于时差等缘故无法时时与海外的家人联系。

国内的大多外国人中文水平还需要提高，心理上的压力比本国人还大些。还有，在发生灾难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平时要对认真负责地实行信息公开。

否则民众对灾害时才开始公布的详细信息也需要一个接受过程。

我还想介绍一下日本地方政府的灾害志愿者名单。东京都政府设有灾难志愿者的制度。东京都平时招募志愿者，其中就有外文志愿者。

东日本大地震的那一年，我也注册了。东京都每年给他们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灾害训练。

在发生灾难时，东京都联系已注册的志愿者。据我所知，外文志愿者分为三个主要工种。

一是负责翻译政府通告；一是派遣到疏散中心，提供援助、引导外国人；还有一种是被派遣到医院担任医疗口译，或通过语音通话进行医疗口译。

我也有几次给重症日籍人员的医疗翻译经验。当外国紧急病人被送往医院时，除了语言障碍问题之外，还有各种困难。

在治疗过程中，未经亲属等的同意，医院不能开始高危治疗，没有押金能进行的医治也很有限。所以，译员尽快了解患者买的保险，并且联系保险公司。

要是没有医疗翻译，医生不能与患者充分沟通，难以把握病人的状态，因而导致治疗时机过去，导致医院与患者的负担都增大。

在治疗过程中，各种治疗都无法跟患者用他/她的母语进行解释，患者也非常焦虑。因此，医学翻译人员在灾难期间起着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个人经验的总结。中国的情况跟日本有很多不同，不一定有借鉴意义。此文仅供参考。加油武汉！加油中国！中日友谊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