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猪肉问题背后的经济自由主义阴影

左大培：猪肉问题背后的经济自由主义阴影

作者：左大培

最近一个时期猪肉价格暴涨。统计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与一年前相比，猪肉价格上涨了一倍。本人在附近商店购买猪肉时观察到的各种猪肉的价格，与上述统计数据高度吻合。单是猪肉价格这一项的暴涨就导致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了几个百分点。

表面上看，猪肉价格暴涨是由于牲畜病害造成的猪肉供给减少。这种病害是所谓的非洲猪瘟。2018年我国沈阳农村发现国内首例非洲猪瘟病毒，很快非洲猪瘟就在国内许多地方大面积流行，造成猪肉产量大幅度下降。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非洲猪瘟后，中国猪肉产量降幅同比达到40%。这样的猪肉减产造成的猪肉价格上升，似乎纯粹是由于天灾。

其实不然。这一次猪肉减产造成肉价上升，原因只在表面上是天灾，实际上则是经济自由主义。

为说清原委，先转述参考消息2019年12月30日第16版转载的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2月28日的报道：政府官员称中国的生猪存栏数已经触底回升，这会抑制猪肉价格上升。

尽管猪瘟危机据称有所好转，但专家估计，中国生猪养殖业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因此中国将继续增加猪肉进口。

据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说，中国2019年的猪肉进口翻了一番，超过2百万吨。2020年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猪肉出口商希望增加对中国的销售。

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输华猪肉征收62%的关税，但其进口量仍在增长。中国今年9月宣布豁免了部分美国猪肉的惩罚性关税，做出了一种和解姿态。 荷兰合作银行高级分析师麦克拉肯说：随着限制性关税逐渐降低，预计到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将创下纪录。由于中国生猪因非洲猪瘟被大量杀灭，明年猪肉发货量和进口将会大幅增加。欧洲也在关注中国的猪肉需求。

但是增加猪肉进口不足以填补猪瘟疫情造成的缺口。中国的猪肉消费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而全球猪肉贸易总量仅占中国国内猪肉消费量的20%左右。

从猪瘟疫情中恢复过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核心是改进整个养猪业。在疫情爆发前，中国绝大部分猪肉是由分布在全国各地小型的、通常为家庭所有的养猪场生产的。猪肉生产有望整合成规模更大的养猪场，从而更有能力确保生物安全。麦克拉肯预计，未来几年，中小型生猪生产商所占的份额将下降14%。

补充引述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9年11月我国进口肉类64.4万吨，同比增长82%，其中进口猪肉23万吨，同比增长151.2%。这有助于遏止国内肉价的上升，但是远远不足以弥补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使猪肉产量下降所造成的供给缺口，使国内的肉价保持在高位居高不下。

给中国的养猪业造成如此巨大伤害的非洲猪瘟并不是近些年才发生的新病害。1921年肯尼亚就首次报道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病于上世纪60年代传入欧洲，70年代传入南美洲，2007年传入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该病现主要在非洲、中东欧和高加索地区流行。2017年以来，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数起非洲猪瘟疫情。2017年4月12日我国农业部还发布了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尽管如此，非洲猪瘟病毒还是传入了中国，并且传播蔓延到许多地方，造成非洲猪瘟疫情大爆发沉重打击了中国养猪业。

一般认为，非洲猪瘟传入无病地区都与来自国际机场和港口的未经煮过的感染猪制品或残羹喂猪有关，或由于接触了感染的家猪的污染物、胎儿、粪便、病猪组织，喂了污染饲料而发生。我国是2018年在沈阳地区发现国内首例非洲猪瘟病毒。据检查，传入中国的非洲猪瘟病毒与格鲁吉亚、俄罗斯、波兰的该病毒株同源性为99.95%左右。显然，非洲猪瘟病毒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肆虐，是由于没有切断该病毒的这些传染渠道，特别是没有把好国门，没能在人员和物品进入国境的时候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病毒携带者进入国内。 防止外国疫病传入本国最简单但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严格检查和控制由疫区进入本国的人员和物品，特别是禁止一切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物品入境，对所有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入境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监控甚至隔离。在非洲猪瘟病毒传入本国后，那些还没有传入该病毒的地区，也应严格检查和控制由已有该病毒的地区进入本区的人员和物品，特别是禁止一切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物品进入本区，对所有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进入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监控甚至隔离。在还没有杀灭非洲猪瘟病毒的药物、甚至连预防该病的疫苗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是防止非洲猪瘟传入、传播、蔓延的唯一有效方法。而这些检查、监控、隔离甚至封锁的预防措施，当然只能由政府部门来做，而它们也必然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许多不便。正是为了实行这一类的预防措施，我们才会在进入澳大利亚这样所谓的发达国家时碰到许多检查带来的不便。

明白了怎样才能防止非洲猪瘟传入、传播、蔓延，就可以知道经济自由主义如何造成了非洲猪瘟的肆虐。经济自由主义者奉行世界银行指示，多年来大搞改善私营企业营商环境的运动，先是搞取消审批的运动，在这样做造成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后，就把这个运动换汤不换药地改为所谓的放管服改革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落实到一个地方，就是要政府机构不管，至少要少管，还给这种自由放任政策披上“便民”的外衣。在政府部门不能不管的地方，就逼着办事人员办事便捷化、快速化，名义上是要便民，实质上主要是便利私营企业特别是外企，全不顾这样快速办事是否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在这样上级逼着快办手续的层层压力下，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势必只求办事快，不问是否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了。经济自由主义者为了方便外国产品进口，还特别要求海关要“通关便利化、快速化”，这只会逼着海关人员对入境物品快速放行不敢迟延，这样怎么能对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物品实行严格的检查和禁入?尤其是那些不许政府部门管事的运动，肯定会使公务员们谈虎色变，不敢实行任何防止非洲猪瘟传入、传播、蔓延的检查、监控、隔离甚至封锁的预防措施，以免给私营企业带来不便。这样才造成了农业部徒唤奈何，尽管早在2017年就下通知要求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还是没能阻止非洲猪瘟的传入和传播，以致一年后非洲猪瘟在国内大面积爆发。

简言之：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抓政府部门的正常管理而天天搞取消管制的改革运动，本身就分散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力，使他们不去关心该管的事情而穷于应付那些减少管制的检查；要政府部门少管甚至不管的经济自由主义命令阻止了政府部门采取防止非洲猪瘟传入、传播、蔓延的检查、监控、隔离甚至封锁的预防措施；逼着海关实施鼓励外国产品进口的“通关便利化、快速化”，更会逼着海关人员减少必要的检查和禁入。通过所有这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非洲猪瘟病毒的传入和传播，造成了非洲猪瘟的传入、蔓延和大面积爆发，由此造成了猪肉的减产和价格暴涨。我相信，如果能把任何环节上发生的事情都查清楚，就一定可以看到，这次非洲猪瘟的传入、传播、蔓延，每一步都靠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帮助。

附带说一下：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养猪生产模式正在剧烈变化。传统上中国的养猪业以家庭散养为主，而现在农民由于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家庭已经不再养猪。这就要求大力发展专业化的大养猪场以保证猪肉供应。这种专业化的大养猪场也能更有效地防止非洲猪瘟之类疫病的传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猪肉产量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各年的产量就都低于2014年。这样的生产供应格局本应早就引起各级政府注意并及早采取相应措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整天不务正业地忙着推动消除政府干预的各种运动，不肯关注生猪生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爆发非洲猪瘟疫情，才导致了肉价暴涨的问题。

非洲猪瘟于上世纪60年代传入欧洲，当时苏联还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苏联对与外国的人员和物资往来控制极严，所以虽然与欧洲紧邻，却在30年中没有传入非洲猪瘟。而一旦转向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对西方开放，非洲猪瘟就在十几年后的2007年传入了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

这是历史的教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