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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亚·尼基福罗夫:意识形态与历史

2020-01-01 17:33:04 作者: 尤·亚·尼基福罗夫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历史虚无主义从既定政治理念出发,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旗号,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制造思想混乱,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全球化竞争的表现之一是“为历史而战”。

尤·亚·尼基福罗夫:意识形态与历史、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尤·亚·尼基福罗夫

大众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每个国家都着力巩固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基础,积极参与国家公民历史观的形成。历史虚无主义从既定政治理念出发,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旗号,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制造思想混乱,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全球化竞争的表现之一是“为历史而战”。人民历史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伪历史的传播不仅会给历史科学带来损失,还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历史学领域伪科学出现与不正确地处理文献资料有关,其建构采用的欺骗手法与其他科学知识、技术及医学等领域采用的欺骗方法有相同之处。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及大学的历史老师首先应集中全力捍卫历史的科学地位,不允许大众媒体在社会中塑造历史是伪科学的反面形象。

尤·亚·尼基福罗夫:意识形态与历史

一、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

在当代世界,大众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没有大众历史教育就不能保证主权国家的稳定发展。公民团结是任何一个当代社会统一和稳定的基础,而公民团结的基础则是人民对本国历史的接纳和维护。如果能够达成这个基本共识,那么它就为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保障代际延续、激发公民的积极性、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有助于国家证明它的优越性和对外界的吸引力。每个国家都有意于巩固自己的基础,积极参与自己国家公民历史观的形成。

因此,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全球化竞争的表现之一就是“为历史而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都无法拒绝通过大众历史教育来传播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一定评价和认知,因此,今天“来自历史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内政外交的武器之一。承认大众历史教育对国家政治的依赖是否就意味着不再追求全面、真实地描述过去呢?绝对不是。事实上,人民稳定的历史自我意识只能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知识之上。歪曲历史、对国家某一段历史绝口不提或拒绝对国家历史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只会阻碍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二、历史虚无主义损害了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最近20年的俄罗斯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直观的教训,以集体记忆形式保存和再现的人民历史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应该采用相应的方式来对待它。对历史非专业的、带有政治偏见的、不负责任解读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历史谎言的传播不仅会给历史科学带来损失,还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今天,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新的民族—国家认同,俄罗斯必须格外重视历史知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基础牢固而又客观。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面临许多重大挑战,当今世界政治力量干预历史解读的问题成为事实,而历史解读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专业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为了说明专业历史学研究和集体记忆与政治间的关系,在专业历史学和政治学界经常使用以下术语:“历史政治化”“记忆的政治”以及“历史的政治”。

然而,任何违背民族记忆的历史篡改都是一个过分庞大的工程,这种极端的历史修正应该看起来是有据可依的,准备这些论据、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进行论证的任务由那些资金雄厚的基金和“研究”中心完成,这些机构在“饱受俄罗斯侵略”的国家运行,它们的工作人员对寻求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别有用心地改写历史上,他们遵循反苏反俄的精神,其思想基础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重新思考”,还是直接的伪造和篡改历史。这些“研究”结果很快就会被世界媒体广泛传播。在必须抵制旨在破坏历史记忆和自我意识,并最终导致社会退化的历史版本泛滥的背景下,撰写这篇文章具有特殊意义。当代俄罗斯国家的优先任务不仅是通过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来保障有科学依据的、经得起历史知识检验的强大的信息流,还要“培养俄罗斯公民对自己国家和国家历史的参与感、对先辈的尊重以及对俄罗斯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道德责任感”。[1] 第三项任务是培养学生们掌握以下技能:批判地评价历史信息的能力、慎重对待媒体炮制历史“轰动效应”的能力、区分事实和对事实解读的能力、分析传播这样或那样历史信息意图的能力。

三、俄罗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美国霸权主义对苏维埃文明的歪曲

举一个冷战起源问题研究的例子。通过俄罗斯一些科研团队和个别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一系列情况下能够抵制住历史问题政治化和歪曲历史的进程。

很长一段时间,冷战的历史现象在历史—政治文献中被解读为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体现在政策和国家制度中信仰、道德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对抗苏联及“东方集团”国家的极权主义和命令管理体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出现冲突和全球对抗的主要原因。

不同人文学科的专家曾多次注意到,这种解释方法是简单、肤浅的。例如,П.А.索罗金写道:

【“在区分国家政策的侵略性和非侵略性时,意识形态标准绝对化是不可靠的、无用的,在道德价值观基础上解释国家间关系特征是寻求真理的错误方式。”[2]】

同时,也不难注意到一些作者对冷战意识形态成分的过分关注,他们想把冷战爆发的责任推到苏联、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身上。这首先是美国正统文献的特点,在历史学研究中,该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断定冷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扩张意愿。这样,美国就必须对抗和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该战争具有“防御”性质。

例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А.小施莱辛格称,如果没有考虑到“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顽固立场、极权社会令人惊恐不安的情况和斯大林的狂妄”,就不可能明白冷战的起因。[3]

对冷战的此类解读在本质上再现了官方的立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以此来向本国社会解释与不久前的盟友决裂及战后对抗的原因。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奇尔在富尔顿教科书式的讲话就是明证,他警告世界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强调“自由世界”国家遭受来自“暴政”和“共产主义第五纵队”的威胁。[4]

然而,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已经相当快地修正了冷战起源的官方版本。在В.威廉姆斯、Л.加德纳、Д.霍洛维茨、Г.科尔科和К.拉什等人的作品中已经证实,战后苏联并不能成为美国的现实威胁,美国拥有核武器,在其他武器种类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占绝对优势。苏联和美国共同承担战后对抗责任的思想在美国历史文献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得以发展。[5]

俄罗斯一些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在“改革”年代(1985~1991年)拒绝遵从官方的说法: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是正面的,世界对抗的所有责任应由美国承担。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可以简单地借用西方对斯大林政治和外交的评价。结果,在很多年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作者的文章中,战后历史研究的视角是“民主与极权主义”对抗、符合俄罗斯帝国传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惯例的问题、世界革命的思想、斯大林政权的性质以及斯大林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东方是冷战肇事者,在那里“沦为共产主义权贵阶层奴隶的俄罗斯人民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侵略扩张的目的服务”。[6]

今天媒体以不同形式重复的陈词滥调,都是各方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超级大国爆发冲突时杜撰和使用的,现在看起来明显落伍。20世纪90年代国内档案资料的解密为进行全面科学研究提供了机会,在分析双方政策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最近几十年俄罗斯国内外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科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冷战史的纪录片,它们所记述的冷战原因是由地缘政治、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多重因素造成的。[7]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不能脱离前期事件而孤立地研究冷战史,尤其是二战时期苏联、美国和英国结成的“军事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充满矛盾的。苏联、美国和英国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多次因各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时间,或者势力范围的划分等)的分歧而阴云布满。通过分析这些矛盾,历史学家强调了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盟友关系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首先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团结在一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在其他力量中心实力削弱的背景下,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出现分化,它们在重要战略地区的竞争激化。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苏美关系权威专家В.О.佩恰特诺夫指出,美国领导人把战后秩序和自己国家的安全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该主导地位建立在金融—经济实力和核武器垄断的基础之上。В.О.佩恰特诺夫评论道:

【“如果苏联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话,也只能是遵守美国游戏规则的小伙伴而已。华盛顿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新的力量和全球责任,它认为:第一,苏联已经获得太多;第二,苏联没有权利谋求与西方国家的真正平等,因为它体制残缺,文明程度不够。”[8] 】

苏联领导人当然不能同意从属国地位,并且认为苏联为战胜侵略者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它有要求西方国家承认其建立由西部边界友好国家组成“安全带”的权利。

В.Т.云格布留特在分析美国二战时期外交思想演变时指出,美国精英霸权主义思想的高涨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强化美国经济扩张的诉求相关。不同层面所宣称的“让战后世界更稳定”的目标成为其达成目标的重要手段,这就意味着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下思想又得到逐步确立:让战后世界变得“稳定和可预测”的唯一手段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并在美国的操控下建立主要的国际制度(首先是金融领域)。当然,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和紧随其后的英国并不把苏联当作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苏联是或者投降,或者对抗的对象,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战后两极化的世界秩序。[9]

Н.А.纳罗奇尼茨卡娅首先注意到了地缘政治因素,她认为冷战是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对俄政策的延续。1959年7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每年庆祝“被奴役国家周”决议[10] ,并成为P.L.86~90号法律,该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每年发表讲话,宣布美国解放受害者的目标,这些受害人是“共产主义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自1917年起它就企图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侵略建立大帝国,这是对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安全的直接威胁”。

Н.А.纳罗奇尼茨卡娅说:

【“除俄罗斯人以外,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都被称作处在苏维埃的统治之下,其中包括‘哥萨克’和‘伊代里—乌拉尔’人。这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冷战的一个主要方面,无论是俄罗斯移民中的自由主义者或是正统的共产党人都无法理解:不是在与共产主义做斗争,而是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疆域内,革命前即使是俄罗斯世界舞台上最强硬的对手也未曾质疑过的疆域。”[11]】

然而,在理解冷战起因时完全忽略掉整个美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也未必正确。例如:当代加利福尼亚州历史学家Ф.洛格瓦里强调,美国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是并且现在也是道德主义、美国例外论和优越的救世主理念。Ф.洛格瓦里写道,美国在这个体系中被看作最高文明形式的标杆,它的政策“非常无私”,它的制度“特别值得效仿”,“因此,任何对美国的敌视都被定义为敌对进步和正义事业,因此美国(也是根据界定)可不受法律约束”。[12]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二战后一直拒绝接受与苏联达成妥协的调解方案,即使是部分地承认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俄罗斯著名的美国学专家В.Л.马利科夫指出,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必须在以下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或者维持与苏联的伙伴关系(自愿接受苏联拥有与美国同样的超级大国地位)”,】

或者依靠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遏制其成为另一个力量中心,最终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自由化”。[13] 结果众所周知,苏联“改变制度”的方案在美国占了上风——这个选择并不是由斯大林在国际舞台领导的某些具体行动造成的。事实上,美国与当代的苏联国家——俄罗斯的复杂关系证实这一论断是公正的,同时也说明冷战的根源并非是苏维埃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四、结论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探讨小部分歪曲历史和片面解读历史的实例,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引起了历史专家和普通民众的担忧。即使是简单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进行概括,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片面构建某一历史片断的主要原因与不正确地处理文献资料有关。第一种情况是用筛选合适的证据取代全面的总结;第二种情况是故意歪曲事实(选择文献资料中禁止的,或者与常规解释相比失真的信息解读);第三种情况是可以不依赖文献资料,因为某段历史总体上要被“重新思考”。当然,文献资料中的个别数据或事实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来证明新说法或新理论的正确性,但它只能被用做例证。

历史学领域伪科学建构采用的欺骗手法与其他科学知识、技术及医学等领域采用的欺骗方法有相同之处,这些作品往往采用科普语言,而它们的作者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专业知识的缺陷,尽量避免与专家争论,而主要面向大众读者,称自己的文章揭开了历史的“秘密”。他们通常宣称这些作品包含有鲜为人知或者广大民众完全不知道的历史事实,这可给作品带来声望。同时,为了批判公认的版本,作品中更多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论证,而不是科学的方法。

对“官方”科学持批判态度是其共同点。好像通过“教条式的禁令”,“官方”科学阻碍了对过去事实客观、公正的报道。这种思想始终存在于“另类”历史学家的建构中,他们承诺揭开被官方科学所小心隐藏起来的历史秘密,谴责官方科学不能向社会提供国家历史发展的真相。鉴于不久前历史科学的确处于意识形态的监督之下,类似的抨击增强了读者对该类作品内容的信任。

伪历史观的作者声称“官方科学”的编撰是为了满足当代俄罗斯国家提出的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的要求,抱怨在当代条件下不能自由地进行科学探索是任何此类“方案”的组成部分,其逻辑十分清楚:不破坏对科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信任,就不能指望神话般的伪科学思想渗透到社会意识中去,相应的意识形态偏好强加给大众也相当困难。

由此,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及大学的历史老师首先应该集中全力捍卫历史的科学地位,不允许大众媒体在社会中塑造历史是伪科学的反面形象。

注释:

[1]Нарышкин С.Е.,Торкунов А.В.65 лет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в 6 т.М.,2010.Т.VI.С.21.

[2]Сорокин П.А.Человек.Цивилизация.Общество.М.,1992.С.427-505; Сорокин П.А.Социаль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динамика.М.,2000.С.340,490-492.

[3]Печатнов В.О.Сталин, Рузвельт, 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г.М.,2006.С.646.

[4]Фултонская речь Черчилля // Источник.1998.№1.С.88,95,97.

[5]См.,напр.: Gardner L.Architects of Illusion: Men and Ideal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1949.Chicago, 1970; Kolko G.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3-1945.N.Y., 1968.

[6]МельниковА.Моя смешная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М.,2010.С.161.

[7]Напр.: Мальков В.Л.Путь к имперству.Америка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 века.М.,2004;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 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М.,1997;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 Под 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а и Н.И.Егоровой.М.,1999;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1945-1963.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 Отв.ред.Н.И.Егорова, А.О.Чубарьян.М.,2003;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ХХ веке.Кн.3.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период локальных войн и конфликтов вт.пол.ХХ в./ Отв.ред.Ю.А.Никифоров.М.,2008; Печатнов В.О.Сталин, Рузвельт, 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г.М.,2006;

[8]и др.Печатнов В.О.Указ.соч.С.642.

[9]Юнгблюд В.Т.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США.Киров, 1998.

[10] “被奴役国家周”活动始于冷战高潮的1959年。1959年7月17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合通过决议,宣布7月的第3周为“被奴役国家周”,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必须发表讲话。当时美国国会通过这项决议是出于“反共”需要,力图把社会主义国家丑化为“被奴役国家”。冷战结束后,人权继续作为美国外交的利器发挥作用,“被奴役国家周”的活动也延续下来——译者注。

[11]Нарочницкая Н.А.Россия и русские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М.,2006.С.347.

[12]Цит.по: Печатнов А.О.Указ.соч.С.652~653.

[13]Мальков В.Л.Указ.соч.С.567.

【尤·亚·尼基福罗夫,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科学部主任,肖洛霍夫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祖国史和文化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晓华翻译,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授权察网发布。】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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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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