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洞察：暴徒早已越过了红线，香港该认真回归了

香港洞察 | 暴徒早已越过了红线，香港该认真回归了 

作者/子非鱼

当我们呼唤香港人为“同胞”时，我们以为香港人能够明白这一百多年来深圳河对岸血浓于水的念念不忘；

当我们呼唤香港人为“人民”时，我们以为香港人能够体会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后想要携手归子实现复兴的殷切期盼；

但是，香港人不懂。

他们不懂这两个词的厚重，一如他们不懂时间不可能一直停留在1997年6月30日23:59。

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01割让与回归

1.1 《南京条约》

香港的历史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岁月中，香港一直都不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地方。作为一个边陲之地，香港不曾进入中原政治的视野；作为一个港口，香港的作用也随之历朝历代的开放或海禁而起起落落。

说起香港，首先映入脑海的大概是两个时间节点：1842年签署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1997年香港在港英政府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后终于回归祖国怀抱。

或许，后人还会加上2019年，在这一年“港DU”分子以“反修例”为借口与境外颠覆势力里应外合采取几近疯狂的暴力行动，惊醒了中国人民，成为对港政策的转折点。

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签署《南京条约》

今天的香港以多元、包容、自由、繁荣而闻名于世。说她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是那里的重商文化，大街小巷的英文名称和标识总给人以异样的违和感。说她不是华人社会，但是其人口构成97%都是华人，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的家长里短。

香港的灯红酒绿令人迷离，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令人赞叹。

倘若我们以繁华定义香港，那么当繁华褪尽，我们又该如何认识香港？

倘若文明中西结合就是香港的本体，那么当血缘亲情被政治裹挟，谁才有资格代表香港人发声？

繁华的香港街头

1842年，是香港脱离母体文明的时间，是香港进入政治议程的时间，是远方的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岛的时间，也是许多港人追溯自我的历史起点。

1842年之后的一百年里，香港由于脱离了中华文明主体，在英国殖民者治下免于卷入国内军阀混战的乱局，成为乱世中难得太平的地方。但是港英当局并未花太多功夫耕耘这座小岛，深圳河两岸的生活水平与社会风俗差异并不大，事实上也远远落后于上海。所以前往香港避难的国人每当局势稍缓便返回大陆，香港在这百年间不温不火，只是靠着英国人的鸦片贸易和相对平稳的环境慢慢发展起来。

三次割让香港

1.2 抗战结束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5年。国共内战期间，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带来了香港第一波重大的移民潮。

1949年起，香港开始承担起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唯一桥梁的作用，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开始发光发亮。

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处于制造业转型困顿的香港再次搭上了中国发展的机遇。而对于急于学习西方的国人来说，香港在特殊际遇下形成的文化和制度显得尤为耀眼。

如果说1842年香港是以弃子的身份进入清王朝的视野，那么1979年的香港经过一番华丽转身后则成为了“先进”的代名词，港商、港资成为各级政府的香馍馍，而后香港影视文化更是风靡华人社会。一时间，香港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发达社会”。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大陆为洗刷百年耻辱而欢呼雀跃，香港社会的人心则开始浮动。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现场

1.3 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翌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2003年，SARS席卷香港社会，沉重打击了香港的医疗卫生体系。危机之后，为了振兴香港低迷的经济，应董建华政府的要求，中央同意开放自由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香港成为内地居民的旅游胜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的社会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而2013年香港发生“占中”运动，更让香港在内地人心中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之“反水客”、“反双非”、“反自由行”等一系列事件，在两地人民心中罩上了阴云。

而今年6月份以来发生的“反修例”风波更是给全中国人民普及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社会的复杂性逐渐暴露的同时，香港的光环也急速褪去。

不断升级的暴力示威活动破坏了香港社会的平静，撕裂社会的同时也给香港的国际形象蒙上阴影。赴港旅客人数直线下跌，服务业、零售业首当其冲，惠誉下调香港信贷评级，香港引以为傲的金融业面临挑战。而在境外“颜色革命”势力的渗透下，暴力活动开始升级为恐怖行动，香港社会亮起了“红色警报”。

暴力笼罩下的香港

从边陲荒岛到贸易港口，从战争避难港到亚洲四小龙，从东方明珠到黑色恐怖。香港的几番起落让人不禁发问，香港何以至此？

或许是因为，从一开始，双方就存在诸多误解。

02香港，香港世界的东方明珠，中国的掌上明珠

在老一辈的心目中，香港是个很好的地方。普通人觉得香港是个繁华、自由、福利好的地方，而在老一辈领导人眼里，香港是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归心似箭的游子。

这种观念在香港回归之前占主流，既因为当时的香港经济处于最繁荣的时刻，更是因为中国的大门已经关闭太久了。

只可惜老天爷开了个巨大的玩笑，香港回归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

在国际层面，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觉得中国会步苏联后尘。

在国内，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困难，，虽然1992年的“南方讲话”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小平爷爷在香港回归前夕离世，我们甚至一度有些迷茫。

而在香港，英国为了争取谈判筹码，经济上推动福利改革，政治上推动民主改革，又利用当时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式大肆刺激香港焦虑的民心，回归前夕更是给22.5万名香港居民赋予了“完全的英国公民地位”，为回归后香港的乱局埋下暗雷。

对资本主义缺乏认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港英政府这一系列操作留下的后患，只将香港回归视为中华民族“走出鸦片战争”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扬眉吐气的乐观情绪在《中英联合声明》和1997年之后的对港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回看当年的许多言论和决策，我们发现，对港政策是建立在两个重大误解之上的。

2.1 何为“爱国爱港”？

首先，误解了香港的社会构成。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才真正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梦魇。几经磨难终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中华儿女是满怀感激的。

出于对同胞情谊的高度信任，当时的领导人以为香港经历了英国百年殖民之后，必然也是迫切地想要脱离被殖民的历史，必然也热切地希望回归祖国怀抱。于是在收回香港之时，给予香港同胞极大的自主性，这便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背后的心理。

那么，什么样的“港人”才有资格治港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是当前香港社会动荡的一大原因。

有人说，治港的“港人”应该是任何经由普 选产生的香港人，这当然包括叫嚣“港DU” 的分裂分子。大陆人民认为应该是拥护并且受信任的“港人”才能治港。

香港市民则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这是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对香港人民和中央的双重负责制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对香港人民负责和对国家负责会导致冲突呢？

因为大陆人和香港人的历史记忆不一样。

当时的领导人一厢情愿地认为香港人和其他中华儿女一样憎恨殖民统治，实则不然。近代以来，当大陆处于苦难岁月时，香港反而蒸蒸日上。甚至在今天的香港，还有不少人信奉“殖民有利说”。

只不过在当时“和平统一、平稳过渡”是最高目标，这些社会意识的问题被忽略了。为了稳定香港的人心，也为了延续香港的繁荣，中央对香港采取“急冻式”回归。毕竟在1997年，这个面积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的小城市GDP占中国整体近20%，这是货真价实的掌上明珠啊！领导人自然而然认为香港当时的制度和政策是最有利于维持繁荣和稳定的，舍不得变动，也不知该如何变动。

虽然在大陆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香港GDP比重急速下降，到了2018年仅占全国不到3%，看来将香港社会“冷冻”并非上策，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除了在制度层面原封不动，社会层面也保持原样，甚至所谓民主化也在按部就班地推行。甚至在回归前夕有来自北京的高层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回归不过是“换国旗，换总督”。

这种不严谨的说法固然让香港人错误地将我们视为另一个“宗主国”，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曾误以为爱国人士占香港社会主流。

须知，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港英政府在其治下的一百多年间持续地在香港进行去国民化教育，加上香港原住民稀少、人口流动性大，香港人对中华民族主体政权的依恋逐渐被淡化，变得只认城市，不认国家。

香港教材对历史的错误认识

大陆人民习以为常的“爱国”观念，对于没有国家观的香港人是很费解的。因此，以所谓的“爱国港人”为基础治理回归后的香港，这本身就很有问题：香港人既然不知有“国”，那所谓的“爱国港人”又从何而来？

当大陆人民看到“爱港爱国”这个词的时候，本能地认为这指的是“热爱香港并且拥护GCD的领导”，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所谓爱国者，当年小平爷爷给出了十分宽泛的定义：“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但即使是这样折中的处理，依然没能在香港社会建立共识。在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下，港人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变得模糊而遥远，只能对遥远的三皇五帝或者某些帝王将相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和现代国家又是不相关的。所以，当香港人看不到国家利益，不理解民族利益，他们能看到的就是自家门前那一亩三分地的“港人利益”。

因此，任何冠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论调都会被香港人视为违背了“港人的利益”。

这是大陆对香港的第一个误解，即对“爱港爱国”的误解。

2.2 何以“公正”？

其次，误以为香港社会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误以为所谓国际社会会给予我们公平的评价。

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正值中美蜜月期，国际社会对开放的中国表示“欢迎”，而中国也对西方产生了太多美好的幻想，这包括：我们误以为西方社会是公平的。

由于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在香港造成了民主化的既成事实并以此作为中英谈判的筹码，我们只能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为收回治权的对等条件。在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几年里，这八字方针仿佛成了紧箍咒。

我们对香港的放任被视为理所当然，以任何形式插手香港事务都会激起猛烈的抨击，于是在事实上造成我们对香港的主权真空，这也是今天境外干涉势力能够在香港如入无人之境的原因之一。

我们方面也是不想给西方社会以非议中国政府的口实。

美众议院长佩洛西签署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因此，我们看到自香港回归以来，我们就不断地释放善意，最大程度地满足香港的要求。

但结果是，香港人民并不买账，反而在心理上更加疏远大陆；西方社会更是见缝插针抹黑大陆对香港的治理。而这次“修例风波”带来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大陆人民对对港纵容政策表示出不满。

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一直在意西方的看法，担心干涉过多会影响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利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导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从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

这一顾虑成为香港利益集团挟香港之繁荣以向我们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成为了有心人士利用香港干涉中国内政的杀手锏。

只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香港人忘记了老祖宗的经验：即过犹不及。

香港的利益集团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不引起大陆方面的反弹是不可能的。况且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已今非昔比。

上海自贸区成立，深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示范区，澳门提交证交所方案……

从2003年《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受阻起，我们虽然看起来还在向香港让步，但是已经开始分散风险，香港的作用正在减弱。但是香港却不自知，一次次挑战底线。说到底还是因为香港对于自身和中央都存在很深的误解。

03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向来都是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

过去的这二十几年，香港与其说是回归祖国，不如说是挟主权为筹码向我们讨价还价。这不仅是幼稚，而且无知。我们的善意被视为软弱，一次次的让步反而让港人日渐膨胀。

但是他们忘记了，香港的主权一直都握在我们的手上，驻港 部队没有出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我们对香港的主权真空并不意味着香港人可以拿主权做交易。

2013年香港发生“占中”运动

误解总是相互的。大陆对香港的误解导致了政治上的放任，而香港方面的误解则是回归之后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社会是畸形的。

殖民期间港英政府牢牢地控制着政治权力，在去国家化的同时将政治从华人的生活中剥离，于是香港成为中华历史上少见重商社会。而与商人相伴相生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则渗透到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功利化的教育，功利化的世界观，甚至连政治都变成了交易。

3.1 商人VS政治

第一个误解：香港人以为香港奇货可居，想要坐地起价，这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却不想买方仅此一家，这是政治。

香港人以为香港奇货可居，想要坐地起价，这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却不想买方仅此一家，这是政治。

正所谓历史是人民缔造的，虽然每一次社会运动中极端分子都是少数。但就拿这次的“修例风波”来说，示威活动能够持续数月并且不断升级，与香港市民的默许态度不无关系。

香港人对于香港经济的腾飞以及香港的国际地位是没有反思的。

港深两地过去40年GDP对比

二战后香港短暂的繁华，西方对香港有心的过誉，以及我们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使香港人敏感的自尊心膨胀了。香港人既没有正视香港的历史，也没有理性辨析国际形势，完全忘记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不只是想要求和我们平起平坐的待遇，更想获得超越主权的超国民待遇。正印证了那句老话，无知者无畏。

更有甚者，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云于2011年出版了所谓的《香港城邦论》，成为“港DU”理论之滥觞。这充分暴露了香港人对政治的无知。

乍一看，香港社会在人权、自由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受益于不受政治干涉的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力量背书的经济活动能够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吃得开。

回归前香港社会中政治活动并不显眼，这既是因为港英政府压制华人参政议政，也是因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主权的态度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各方力量心照不宣地维持现状，令当时香港的市场经济能够脱离政治干预野蛮生长。

然而，一旦力量平衡打破（比如现在中国的崛起动摇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或者现状无法维持（即香港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开始浮现），那么政治冷漠就不再是最优选。

中美博弈

但是香港人真的不懂政治，他们只会讨价还价。在我们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最高目标的岁月里，香港人以“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质，以“自残”式的手段逼迫我们妥协。于是我们看到了无论是2003年的“反二十三条立法”、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还是2013年的“占中”，香港人每有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就破坏香港的社会稳定、扰乱经济秩序，而最后总是以我们的让步并满足其政治诉求收尾。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确实是被我们惯坏了。

香港人没能看到其经济成功并非因为其长袖善舞，而是特殊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他们拿着我们赋予其的自治权向中央漫天要价。但他们忘了，我们是可以将自治权收回去的。

事实上，在2012年发生“反国民教育”运动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香港的问题涉及国家认同层面，在那之后，对港方针的底线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变成了“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可惜的是，香港人并没能理解这一战略变化的意图，还想“一哭二闹三上吊”，否则“修例风波”不会恶化到这种态势，以至于人民日报表示香港问题已经“退无可退”了。然而香港人似乎还是没有听懂。

3.2 非对称的天平

香港人的自以为是造就了香港反对派的自不量力。这是香港方面的第二个误解。

香港反对派喊出“港DU”的口号时就已经踩了我们的底线，而他们之所以越线，除了误读我们释放善意的信号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彭定康对英国衰落的误判，英国已经不是列强了，中国也不是清王朝，这种在殖民地埋钉子的行为既不能影响中国的大形势而让英国能趁乱获益，也不能在实质上变相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短期或许可以，但这是自取灭亡）。

二是反对派误判了自己的能力，也高估了香港的价值。要知道在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中，香港有求于大陆要远甚于大陆有求于香港，他们真以为香港有资格和中央讨价还价，这是在以自己的无知挑战耐心。如今看来，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无论是我们此次作壁上观的态度，还是我们宣布对美国NGO的制裁措施，都意味着我们这次不会再退让了。

而反对派并没有意识到所提出的诉求之荒谬。“港DU”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不可能承认的。反对派以为通过反中独立或者寄希望于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而让香港在事实上脱离管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且不说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依赖于大陆，香港如今成为西方阵营的香馍馍也是因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一旦特殊地位不保或者中国大陆的发展受到阻碍，西方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么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香港必然被抛弃。

示威者高举港英时代的旗帜

更可悲的是，暴力示威活动持续几个月之后，香港遭遇了严重的损失，而大陆方面几乎不受影响。当“港DU”分子想要进一步寻求外界支持时，就连台湾也避之而唯恐不及。如此冷遇不知能否让“港DU”分子清醒。

“港DU”势力的发展固然是因为香港本土有着滋养其生长的土壤，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说香港人政治无知，难道西方这些干涉势力也无知吗？

是也，非也。

西方社会对中国更多的是偏见。

或许他们从未将中国当成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而是看作下一个苏联，下一个待宰的羔羊，否则不至于出现如此战略误判。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始终未能正视中国的发展，在一次次对中国的妖魔化中没有摧垮中国，反倒将自己骗进去了，或许他们真的天真的以为中国如此脆弱，区区边陲的小小动乱就能影响到整体大局。

乌云笼罩下的香港

04尾声

香港的“修例风波”就像乌云中的一声闷雷，有些人惊醒了，有些人还在装睡。香港似乎在清算暴恐分子，这是醒了的人开始亡羊补牢；但是装睡的人还在篡改教科书。

如果说这一出荒唐的闹剧有什么正面的效果，那就是惊醒了中国人民。这一次，我们不再纵容，也没有任由西方抹黑。无论是在舆论场上，还是在政治、经济领域，我们都给予了坚定的反击和反制。

如果说之前我们更多的是顾忌香港人民的感受，那么经此一闹，政治的天平已经倾斜到中华民族安全利益一边。

如今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全球第三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并首次出现财政赤字，但我们这边似乎并没有要救的意图，因为意义不大。在香港社会转变意识之前，北京给予他们再多的支持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们有的是耐心，关键在于香港必须重新赢回大陆的信任。

香港方面的信息则是混乱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港警开始抓捕在暴力活动中行凶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香港的媒体和教育局还在开倒车。

香港社会还远没有达成共识。

在这里我们只能希望香港人能够早日清醒，不要再把回归当生意，而是严肃地加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参考文献：闫小jun：《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于渐：《香港深层次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玉阁：《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制》，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刘兆佳：《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彭琳：《香港怎么了：一本书读懂香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李小加：《互联互通的金融大时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以及网络新闻，图片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