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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诺贝尔奖值得警惕吗?

2019-11-02 20:35:51 作者: 紫虬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紫虬:诺贝尔奖值得警惕吗?

作者: 紫虬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抽象、唯心的人性,是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天经地义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紫虬:诺贝尔奖值得警惕吗?

l  和平奖

五十年前,笔者还是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在保持当年仓皇出逃前原状的dalai卧室里,触摸过制作精美的人皮鼓和人头颅骨饰品。记得管理人员说,那精致的鼓身取自少女的头颅,毛骨悚然的记忆,经过了漫长岁月,印象依然深刻:那人皮的象牙白色,是少女的皮肤本色还是鞣制的工艺所致?而另一个完整的成人头骨,眼眶上镶着锃亮的金圈。同一天,布达拉宫底层的叛匪展览馆内,其追随者暴乱屠杀我军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剖腹、挖眼、砍肢等照片惨不忍睹。

——就是这样一位喇嘛,198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被奉为“人权卫士”。

由于dalai,中国人知道了诺贝尔和平奖格调的下限,其他就不多赘言了。

l  文学奖

用诺贝尔文学奖夸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阴暗面,可以追溯到苏联十月革命后。

1958年奖励的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日瓦戈医生》,渲染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战争的阴暗。慑于苏联文学界的严厉批评,作者放弃领奖。但一点儿也没有影响西方大做文章。1965年美国电影《日瓦戈医生》上映,1966年该片获十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电影配乐、摄影、服装设计、艺术指导五项大奖。人们在旖旎、凄美的日瓦戈医生的爱情悲剧中入戏,也陶醉在多明戈等名家传唱《重逢有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绝美旋律中,作家,电影改编者和诺奖评选发布者也就完成了小说、影片对苏联十月革命战争进行控诉的“捆绑销售”:以最容易打动个人的人性爱情,把观众引导向同情小说主人公,引导向其哀叹的十月革命使“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和毁灭”,憎恶所渲染的“大清洗”的苦难。时至今日,查查百度也可发现,资本意识形态的不动声色和不分国籍,以及不知疲倦的“不忘初心”。

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在十月革命后,主人公格里高利一会儿投入红军,一会儿倒向白军,双手沾满了两方面的鲜血。小说的精湛手法受到东西方的赞誉,被称为“左右逢源”。早在1940年,无产阶级文学家法捷耶夫评价道,作者“极具天分,他了解哥萨克的生活,习俗,展示了哥萨克家庭的故事和反革命失败的必然,但原因何在?目的何在?代之而起的是什么?…… 把读者引进了死胡同”。“结尾颇感失望。”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文坛抽象的人性论,阶级调和倾向泛起,诺贝尔文学奖敏锐的抓住了这个苗头。

1970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奖,代表作《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正直与偏见往往沦为各种势力角力的工具,成就了个人曲折悲剧。索氏用放大镜描述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的作品,先是受到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赞扬,最终必然地成为两霸冷战中西方的得力工具,这是索尔仁尼琴获得诺奖的历史背景。六十年代以后,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外衣的特权专制加剧,索氏的反专制有进步意义。流亡西方后,在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公开批判西式自由民主,不认为其有普世价值。1994年回归俄罗斯,看到祖国满眼凋敝,一片废墟,充满忏悔。他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反共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忏悔”》)。索尔仁尼琴在忏悔中向往真实的光明,在苏联崩溃的这个曲折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什么作用?当然是丑化、颠覆社会主义。

l  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资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付,奖项、性质已不同于诺贝尔遗嘱。到2019年,总共颁发了51届,共有84人获奖,其中有66位得主是美国人,或者美国求学工作过的欧洲人。所有的得奖者没有一个不是研究市场经济的,至少有以下特点:

1、鲜明的资本性

2001年获奖的斯蒂格利茨出生在产钢小城中底层家庭,他尖锐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消灭贫穷计划”的自由贸易与“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几乎一样有效。”他主张的1%的富豪与99%之间的贫富分化的观点,被占领华尔街的示威群众采用。但是,纵观所有的诺贝尔获奖者,除了个别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和1974年获奖者的缪达尔等,几乎无人具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如在生产要素中,没有人主张公有制主体,共性是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剩余价值理论,而以资本为本体立场。西方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2、无奈的局限性

不同于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以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补救,2008年以来,全球在饱受金融危机冲击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始终摆脱不了导致危机的新古典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操控。如2011年得主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其理论应该对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承担直接责任,却反而获奖;2013年得主法马是金融市场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的首倡者,对照“有效市场”导致的西方金融危机的哀鸿遍野,这些错误主张者获奖,不能不是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极大讽刺。这种无可奈何也反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价值观历史观方面的严重局限性。

3、重术轻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采用了诺奖其他奖项规则,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入选者近50%比例具有数学教育背景,围绕着完美市场的均衡理论和政府干预的计量经济学的大量高端数学模型,包括至少六次以上斩获奖项的博弈理论等,诺奖对数学成果的格外青睐,被一些评价认为,是相对其他奖项缺少数学的一个补充。在国家、地区经济的成功宏观调控、在市场微观的企业成功决策的实践中,实际作用有限,更多的只有学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经济学面对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不能体现根本的作用,获奖成果往往只有解决局部问题之术而非根本之道。如2019年诺奖奖励了致力于减贫的随机控制的实验方法,2016年的“契约理论”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稳定性;2015年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这些均无涉消除两级分化根源;2010年的“市场搜寻”理论,其实际意义是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这些,在金融危机后的萧条中,即使能和经济管理实践结合,也只能小修小补,更多体现了对资本为本体的呵护。这些特点,在中国的某些学术圈里,讳莫如深。

4、与经济效益的负相关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无人获奖,但经济长期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美国人或者取得美国教育背景的获奖者达到78%,垄断了诺奖,但中美经济正在易位,这个现实令经济学界有调侃曰:得奖越多,增长越乏力。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抽象、唯心的人性,是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天经地义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多年来,经济、文化界开始流行一种超脱雅致的说法,不要意识形态化。这种提法,多出自一些专家学者、文化大咖,学术大佬,还有一些名声甚高,实为枇糠的知名教授口中,久而久之,也影响了一些不彻底的,空谈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他们忘记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当空气中弥漫资本主义价值观并成为天经地义的时候,稍有不适即被判定为意识形态化。五分之一人类寿命延长80%的经济成果在全地球空前,但是进不了诺贝尔奖的法眼,它又怎么能欣赏你8000万人的减贫成果?用奖励随机控制的试验方法,遮去中国人减贫的光芒,和报道香港的CNN手法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它只对赞誉表现阴暗污垢感兴趣。正如鲁迅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他们无视社会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西方资本价值观学者的手中。你若质疑,便是“意识形态化”,你若批评,便是极左。——所谓意识形态化,不过是西方学术霸权老爷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罢了。

马克思说: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他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路易.普拉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根据经济实际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当下对诺贝尔奖特别是社科类的奖项,趋之若鹜,奉若神明,也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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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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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锣鼓巷地铁站和张自忠地铁站之间 (确认报名后,告知具体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