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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7)

2019-09-09 18:12:26 作者: 张文木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 这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于2016年9月29日启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治理体系》的讲稿,部分内容收录到“名家经典领读”课题组著:《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代》。讲课时间2016年11月23日,地点,清华大学。

[2]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8页

[4] 《诗经·大雅·文王》,见袁愈荌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5] [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

[6]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平息这场叛乱,海外评论较多。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的胡适认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山岭较多、地形复杂的徽州。因此共产党更不可能消灭西藏的武装叛乱。国际上也有持悲观的看法人,有个美国专栏作家艾乐索普,认为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动这么多去,西藏高山同共产党军队难进入。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西藏平叛时对此评论说:“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77页。

[7] 英]埃德蒙·R.利奇,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5页。

[8]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9]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0]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11] 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南下入川的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13]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写信和回信给蔡和森、萧子升等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4] “当亚历山大通过印度而获悉真相之后,他仍然于其帐篷中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15]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16]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17] 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18]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19]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20] 间接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关于战略理论。

[21] 1852年,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22]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23]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24] 《论语·先进第十一》,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25] 《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7]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下传》,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30] 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31] 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3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33]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的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进再次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4]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共代表。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35] “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3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38] 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39] “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23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小时)和地理(4小时)。”[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40]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44]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5] 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以称申韩之学。

[46]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7]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48] 详见罗贯中:《三国演议》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

[49] “一春客路厌风埃,小雨山行亦乐哉。危栈巧依青嶂出,飞花并下绿岩来。面前云气翔孤凤,脚底江声转疾雷。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南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嘉川铺遇小雨景物尤奇》。

[5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51] “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汉书》卷四十《列传第十·周勃》,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62页。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页。

[53] 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3页。

[54] 钱穆认为:“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解县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55] 张分田著:《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56] “建构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主要关注共同知识的社会性和结构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共同知识或社会共同拥有的知识界定为文化,泛指国际规范,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它是国际社会中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就是一种国际观念结构。”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57]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5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60] [五代]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

[61] 毛泽东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62] 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63]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64] 公元445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事,拥众10万。第二年北魏太武帝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在一寺庙内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下令诛杀寺内僧人。在寺中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财物以万计,还有洞窟藏匿妇女。随行的崔浩劝其灭佛。鉴于佛事已有挑战皇权的趋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采纳崔浩的建议下诏废佛,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敕留守平城的中枢官员向各地发布命令,按照长安的方式诛灭四方佛僧,焚毁所有佛寺。为了强调,帝又下诏自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如果有人私下供养僧人,都要送交官府,不准隐瞒藏匿。限在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一律交出,过期不交者,一经查出,僧人处死,藏匿者全家诛杀。当时太子的佛学老师玄高也被诛杀,太子为佛僧求请,言诛僧枉滥,帝不允。参阅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65] “文宣帝高洋将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66] 北齐武成帝高湛(公元562—564年)时,佛事转向颓废。武成帝深陷佛事,两年而卒。胡皇后摄政时,僧人介入政事日深,565年武成帝崩,太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勾结,北齐迅速走向衰落并为北周于公元577年所灭。

[67]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478页。

[68] 参阅《广弘明集》卷二十七《隋炀帝于天台山顗禅师所受菩萨戒文》,《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4页。

[69]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是却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正命题: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反命题: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

[70] [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武曌》,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7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6页。

[72] [晋]刘昫等著:《旧唐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页

[7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6页。

[74]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75] [宋]王涛:《五代会要》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页。

[76]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79] 刘过(1154—1206年),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湖北襄阳人。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欣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著有《龙洲集》《龙洲词》。

[80] 《二程遗书》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页。

[81]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页。

[82]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于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噪之。”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83]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径很多,诸如科举、资荫、摄官、特奏名、骨吏、纳栗以及从军补授,外戚推荐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宋代科举主要有进士、诸科两大形式。由进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辅者大大多于诸科出身。一般而言,进士录取名额较少,但大多为才智卓异之士,所以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欧阳修谓:“自太宗崇奖儒学,骤耀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称:“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进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为宰相的一条主要途径。据统计,北宋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凡1.6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开始至赵凤祥兴二年(1279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中进士出身的,北宋有63人,占总数87%强,南宋有48人,占总数76%强。可见宋代宰相以进士出身为最多。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8期。

[84] 毛泽东读北宋策论时的批注。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85]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0页。

[86]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87] 牙校:军队中的下级军官。

[88] 君主宠幸的近臣。

[89] 饰厨传:丰盛的饮食。厨传指驿站。厨,供应过客饮食;传(zhuàn),供应过客的车马、住处。后以“饰厨传”指好吃好喝、好住好玩。

[90] 指纵,意为放出猎犬追逐猎物,比喻调令。

[9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6页。

[92] 司马光:《进通鉴表》。

[93]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94] 南宋胡寅在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序》宋嘉庆十一年刻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印。

[95] 宋代以文学见长(比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树的却极少。毛泽东读他们的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他在读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时,想到宋人的策论,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读欧阳修的《朋党论》,他批注说:“似是而非。”。读苏洵的《谏论》,批注说“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对苏洵询所著《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96]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97]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20年比1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1天等于20年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98]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99] [宋]苏轼:《题西林壁》。

[100]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

[101] 钱穆先生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至于以议论误国。”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7—698页。

[102]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103] 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

[10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105]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10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2页。

[107] 沙灵娜译、何年注释、陈敬荣校:《唐诗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315页。

[108] 倪萍:《姥姥语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9]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10]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111]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12] WilliamBurr:THEKISSINGERTRANSCRIPTS,TheNewPress.NewYork.1998.p.97.

[113] 《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11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16] “我们的将军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识,或者只识很少的字。蒋介石的将军都是大学毕业,什么陆军大学、黄埔军官大学,那样的学校我们只有少数人进去过。”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117] 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18]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121] [德]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122] 1927年8月薪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页。

[123]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124] “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17页。

[12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126] 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页。《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网文可查。关于此方面更多的扩展资料可参阅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2009年论坛提供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讲习班课程表及阅读材料”以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周学术论坛:赵鼎新教授主讲“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等。

[127]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页。

[128]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29]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130]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3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132]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33]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34] 译文: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4页。

[135] 译文: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136]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

[137]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38] 司马迁著:《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39] 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40]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41] 参阅《查理帝国》和《查理帝国的分裂》两图,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2002年版,第42、43页。

[14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143]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44] 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5]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4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1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150] “中东铁路”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了有关东清铁路的建设事宜。东清铁路从1897年8月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同时修筑的从哈尔滨直达旅顺的支线铁路(“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习惯上也认为是东清铁路的一部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长春以南路段改属日本,称为南满铁路。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还取得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的特权,形成比一般租界规模大得多的“国中之国”。沿线兴起一批大小城镇,特别是东省铁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铁路枢纽哈尔滨。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1945年,苏联一度又拥有这条铁路。194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干线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30年期满后,无偿交还中国。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151] 《庄子·外篇·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152]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15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154]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1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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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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