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宏：西方统治阶级的独特统治手段——情绪管控

李建宏：西方统治阶级的独特统治手段——情绪管控

作者：李建宏

西方统治阶级不惜余力地深层介入与公共政治完全无涉的普通民众最隐秘的私人情感领域，正是出于通过私人情绪管控实现社会情绪管控，从而防止社会变革和遏制社会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在号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国家，人民群众被公然剥夺了正常表达个人情绪的基本权力和自由。

自古以来，为了维护现存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世界各国统治集团都相继发明了花样翻新的诸多统治手法，以将被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控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统治手段多为粗放型的，除非是在非比寻常的政治敏感期，做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社会管制和法律惩罚措施，一般只是针对严重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的重大政治行为，或直接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西方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则呈现出与此截然相反的极端细节化特征。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管制和法律惩处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显破坏统治秩序的政治行为以及公然损害公共利益的社会行为，而是深入细化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各个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甚至公然介入人们最隐密的内心世界，包括思想意识、心理活动以至喜怒哀乐等正常情感表达，都不肯轻易放过。其中，对社会大众的个人情绪进行有效管控，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管制中占有极端重要的位置，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分割的一环。

充分把握与有效操控人民群众的情感世界，乃是西方统治阶级最为擅长却秘而不宣的独特统治利器。西方资本统治集团非常巧妙地在幕后操纵掌控着民众的精神情感领域，并随时随地根据不同的客观社会状况和现实政治需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情绪管控机制，将其导引向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方向。人民群众的正常情绪表达被从理论上划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两大类别。所谓积极情绪，是指快乐、激动、兴奋和希望等正面情绪；而消极情绪则是指痛苦、悲伤、抑郁、焦虑、愤怒、恐惧、仇恨与绝望等负面情绪。当统治阶级需要说服动员群众以达成某项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特别是在民主选举期间进行宣传鼓动时，更多地是采用正面情绪操控法，通过极具煽动力、蛊惑力和感染力的语言、语音、语调、表情和动作，有时还配之以音响和道具等来增强现场效果，声情并茂地将群众的正面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令其在如痴如狂的情绪宣泄中不知不觉地丧失理性判断，从而对官僚政客的空洞许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盼和幻想。但是，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各自为政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需要集体性组织动员的场合毕竟有限，更多的时候是对原子化的社会成员实施规范、约束与惩戒。因此，消极情绪比之积极情绪具有更加普遍、广泛与持久的实际政治应用价值。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西方统治阶级更多地是运用负面情绪操控法，通过法律制裁、失业威胁以及社会压力等恐赫与恫吓手段，灵巧地调控群众的负面情绪，以确保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持续运转。

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情感生活的主色调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填满，而正面情绪则沦为偶尔才会有之的漂亮点缀和精心装饰，通常需要社会个体在日常工作生活之外极其狭窄的私人空间，付出极大的个人努力来苦心寻求和潜心营造，才有望在片刻之间得到丝许欢愉。长此以往，西方社会积聚了极其巨大的负面能量。凡是长期置身于西方社会的人，无不被其沉闷压抑的社会氛围所感染。然而，西方资本统治集团在一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面积、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社会负面情绪的同时，又出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苛、最残暴和最不符合人性的严厉惩戒措施，严行禁止这些情感的公开表露，为此不惜动用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诸多统治工具。那么，西方统治阶级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方法，来严格禁止人民群众充分表达其负面情绪的呢？

一、污名化与妖魔化

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充分启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鼓吹与提倡所谓积极情绪。凡是表现出积极乐观等性格特征的人，不论能力大小、品行好坏，在职场上和情场上都备受重用与垂青，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生大赢家。与此相对应，统治阶级故意贬低与压制消极情绪的表达，从文化理念上对负面情绪进行妖魔化与污名化处理，将其说成是无缘无故地在个别群众头脑中凭空而生的虚幻意识的虚假产物，或者是受害者有意而为之的个人主观行为。无论是由多么恐怖的人生经历所导致的负面主观体验，都要按照统治阶级预先指定的既定思路，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被硬说成是半杯满水，并千方百计从中搜寻任何一丝一毫微不足道的积极因素。

经过长期的宣传教化，西方人在文化观念上和社会习俗上渐渐将负面情绪视之为洪水猛兽，负面情绪的宣泄与表露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社会禁忌之一，成了令西方人感到惊恐万状的惊世骇俗之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常的情感表达，在西方国家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烈的社会抵触与惩罚。凡是胆敢公开展露任何负面情绪的人，都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主流社会视作不正常的社会异类，必须面对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不仅被工作单位无情解雇，还要承受众叛亲离的个人生活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是尚有一丝理性的人，都会百般隐藏掩饰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众人面前不敢有丝毫显露。然而，无处诉说、无人倾听、无人理解、无人抚慰反而被迫强颜欢笑的结果，就是内心深处千万遍的压抑与扭曲。只有当异常长久和深重的人生苦难将某些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击溃之时，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才得以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泄而出，而此时此刻当事人的精神往往已经彻底崩溃，难免会做出种种出人意料的极端之举。这反而更加坐实了消极情绪即是不正常的妖魔鬼怪的污名化宣传，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负面情绪的恐惧与排斥。

二、法制化与强制化

在文化观念上和社会习俗上完成对消极情绪的污名化和妖魔化处理之后，西方统治者更以法制之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与暴力弹压。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西方统治阶级采取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严厉的法律强制性惩罚措施，绝对禁止人们无所顾忌地公开表露任何负面情绪。只要有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哪怕是丝毫的情绪失控征兆，即使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人员伤害和物质损失，也势必大祸临头。在处理方式上，统治阶级表现出的是如临大敌般的警觉和势不两立的决绝，并常常为此大动干戈。最常规性的做法，就是出动最残暴的国家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对肇事者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镇压。

与遇到刑事案件时拖拖拉拉、畏首畏尾、敷衍塞责的行事风格截然相反，凡是涉及到群众情绪失控的案件，全副武装的警察随叫随到，且行动迅速，办事一丝不苟。警车飞速开拔到事发现场之后，几个高大魁梧的警察一哄而上，果断机智地将当事人扑倒在地，然后二话不说就镣铐加身，紧接着便强行将其拖离或抬离现场。稍稍远离公共视野之后，就对其施之以一顿暴雨般的拳打脚踢，再辅之以棍棒加身，此时当事者已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警察彻底制服。接下来就进入行政司法程序，律师、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等随后纷纷跟进。至于此人此后的命运结局，就要根据法律规定、情节轻重以及上述专业人士的业务素养、心情好坏、个人好恶和道德良知酌情而定了。大体上不外乎是被当做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强迫治疗，或是被当做违法犯罪分子投入监牢接受改造，或者被处以高额罚款。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自然形成了寒蝉效应，敢于以身试法者寥若晨星。西方国家表面上温文尔雅、安静祥和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就是靠着这般极端残暴和彻底丧失人性的严刑峻法来强力维持的。

三、病态化与医疗化

由于西方资本统治精英最大限度地调动、利用、强化与操控了人类的诸多负面情感，恐惧、焦虑、忧郁、孤独、寂寞、愤怒与绝望等消极情绪悄无声息地在群众中繁衍滋生。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衍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强度最烈、持续时间最持久的负面情感。在统治阶级的令行禁止之下，人们内心深处所长期积压的各种负面情绪，无法通过各种正常渠道排遣而出。强行的压制无端消耗了人体的大量能量，造成元气亏损，精气耗尽，严重者甚至出现头痛、头晕、失眠、厌食、倦怠、腹部痉挛、呼吸急促和心脏狂跳等生理反应。患者虽四处寻医访药，仍不得医治。个案数量的井喷式增长，最终成就了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蓬勃发展。从此，人类正常的负面情绪均被冠之以病态的恶名，开启了病态化与医疗化人类负面情绪的历史先河。忧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精神疾病便如扑不灭的野火般，在西方国家的各个角落熊熊燃烧。

将西方社会普遍而又大量存在的负面情绪病态化与医疗化，是对西方统治阶级最为有利的一项政治选择。人类在不幸的社会生活中所自然产生和积压的负面情感被定义为病态之后，接手处理这一问题的重任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医药界专家之手，由负面情感而生的各种病理特征被医学界人士反复分析诊断，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一来，做为命运和社会不公双重受害者的不幸个体，摇身一变成了大脑机制反应失衡的精神病人。把负面情绪病态化和医疗化的做法，成功地掩盖了负面情绪产生的社会政治因素，帮助西方统治集团卸下了沉重的思想道德重负，将其社会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做为新型产业被迅速纳入正规的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为医疗界与制药界的资本势力提供了大量发财致富的崭新机遇，资本家从中赚取了极为可观的超额利润，又从人民群众的精神苦难中大发了一笔意外的横财。与此同时，负面情绪的表达被严格限制和压缩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医院和诊室的诊疗期间，处于统治阶级的严密监管之下，无异于消除了一个可能随时引发动乱的社会隐患。当然，社会大众的负面情感也终于得到了一个被统治阶级所接纳和认可的排泄管道，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人们一触即发的情绪压力。于是，政商两界精英和社会大众皆大欢喜，现存社会秩序得以原封不动地继续运行，必要的社会变革则被推迟到更久远的未来。对西方统治阶级来说，这的确不失为是一条一举三得的锦囊妙计。

四、正常化与普世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情感和心理感受，人类的情感世界并非人们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对其所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世界最真实而又最本能的自然反应。如果生活环境幸福安宁，人民群众的生活感受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和健康的。如果生活环境严酷恶劣，人民群众的生活感受就是负面的、消极的和病态的。一个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状态，西方人中大量存在的恐惧、抑郁、焦虑、空虚、寂寞、愤怒和绝望等负面情绪，正是基于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日常生活状况在人民群众情感世界中的真实投射，是社会个体心理层面在日常生活中被长期、普遍而又深度异化的产物，它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反道德、反文明和反人性的邪恶本质。

然而，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西方统治者有意阻止人们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联。他们通过所掌握的话语权和社会话语体系混淆视听，对西方国家广泛存在负面情绪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正常化和普遍化处理，将其表述为全体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以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然而，这种有悖常理的荒唐论调根本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检验。实际上，广泛、长久而又普遍的负面情绪仅仅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国家鲜有所闻。在正常化和普世化的思路指导下，西方主流社会一味引导人们加强情绪管理、学习情绪控制，却对造成人类负面情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成因避而不谈。实际上，彻底消除消极情绪最根本最有效也是最公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彻底消除促使这些消极情绪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从公正客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情绪本无高低优劣之分，负面情绪本身及其适当表达也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西方资本统治集团为何对群众的负面情绪畏之如虎呢？我个人认为，由于西方统治阶级通过种种欺骗宣传，将西方国家精心美化和包装成美轮美奂的人间天堂，使得一切外部的观察者很难从西方社会的外层表象来深刻洞察其本质特征。然而，一切社会真相必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自然表现出来，当所有常规的表达渠道都被人为地通通堵死之后，就会自发寻求更加隐秘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弊端，都秘密地隐藏在西方人扭曲压抑的精神、心理和情感世界。因此，只有死死地压制这些精神情感的显露与表达，才能从根本上牢牢地守护住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忍真相。

另外，西方统治阶级非常害怕人民群众认识到自身负面情绪背后所彰显的社会政治原因，更加惧怕这些情绪中所隐含的巨大社会感染力和社会动员力。一旦群众得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必将引发极其强大的社会共鸣，个体的个人情绪将会迅即融会转化为群体的社会情绪。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社会公共话语体系，进而寻求社会公共表达渠道和表达空间，并最终成为社会反抗和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动力。西方统治阶级不惜余力地深层介入与公共政治完全无涉的普通民众最隐秘的私人情感领域，正是出于通过私人情绪管控实现社会情绪管控，从而防止社会变革和遏制社会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在号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国家，人民群众被公然剥夺了正常表达个人情绪的基本权力和自由。

【李建宏，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