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林：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缺陷及其批判

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缺陷及其批判

作者：杨雨林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都产生了新变化、新问题、新特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也将更为复杂，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剖析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缺陷，才能避免被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带节奏”，确保正确认识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近年来，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发展潜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了一系列全新的话语攻势，其中各种“陷阱”理论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早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再到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债务陷阱”，既体现了西方现有理论在解读中国实践上的“无力”，更反映出意识形态领域中较量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虽然形式在变化，但是西方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歪曲和否定却未停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都产生了新变化、新问题、新特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也将更为复杂，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剖析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缺陷，才能避免被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带节奏”，确保正确认识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西方话语陷阱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较量的新形式新表现

话语的背后是理论，理论的背后则包含着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话语陷阱，即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发展的衡量标准，以及通过制造一系列“陷阱”理论来质疑、构想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内外影响，例如国强必霸思维模式下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作为霸权稳定论思想延伸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以及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诬陷为“债务陷阱”的论调，当前各种“陷阱”理论虽具有不同的内容，但基本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中国陷阱”。因此，对待西方话语陷阱要尤其注重批判性分析。

以当前广为热议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美国高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大旗，蓄意破坏原有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和双边协定，企图对中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进行封锁和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贸冲突的背后，除了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地缘政治的战略、尖端产业与核心技术的竞争外，同样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与较量，这种斗争和较量虽然在形式上不再以直接明了的“主义之争”呈现出来，而代之以一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和发展“道路”的较量，但“模式之争”、“道路之争”的背后依然是包含着对“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因此它也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心理与认知偏好，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主义之争”才变换形式为“模式之争”、“道路之争”。

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为例，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形式，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两个前途并存且相互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民主应当是区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而西方正是通过概念生产和话语包装，将资本主义民主替换为自由民主，企图遮蔽其中的阶级属性和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本质特征，以一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自由”话语来混淆视听。因此，面对这种通过“概念生产”和“话语包装”进行“思想占领”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揭露其本质与危害，找准这些话语陷阱背后的理论缺陷，为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意识形态保障。

二、西方话语陷阱的三大理论缺陷

研究中国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以西方的各种陷阱理论作为标准来衡量自身。话语的背后是理论，要批判西方话语陷阱背后的理论逻辑，就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话语形式和表达方式的背后，深入剖析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理论缺陷。具体而言，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缺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抽象的人”：西方话语陷阱的认识论原点

认识论原点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构成了我们思维活动的逻辑起点，不同的认识论原点在实践中会导向不同的结果。西方话语陷阱在现实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多种理论观点，但在认知逻辑上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抽象的人”。所谓以“抽象的人”为认识论原点，是指以“理论”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从抽象概念出发，而非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分析现实中的不同问题，其认知活动的落脚点又是再次回归到“抽象概念”本身，而非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以“抽象的人”为认识论原点的方式，是将实践者与实践的环境相分离，把社会历史中的实践者视为脱离社会历史限制的“抽象的人”。这种认知方式会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无法真正了解社会历史的实践者所面临的资源限制、问题挑战和制度约束等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准确解释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

西方话语陷阱正是以“抽象的人”作为认知原点，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塑造为脱离客观条件限制的绝对真理，在将自由民主的观念、制度和世界秩序向他国推广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具体环境、目标、挑战是各不相同的。那些不顾自身具体条件，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之所以在现实中不仅没有实现西方所许下的美好诺言，还纷纷走向了经济发展停滞、民生凋敝、政治乱局频发，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基于自身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长期发展演变的内生性结果，那种在制度选择上直接搬来一座“飞来峰”的做法必然走向失败。

2.虚构因果关系：背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观念要素，还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要素，尤其是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由经济基础的状况所决定的。虽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甚至说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对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是“因”，上层建筑是“果”。这在认识论上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政治制度是属于结果范畴，而非原因范畴，不能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基础状况发展变化所决定的政治制度，归结为经济基础状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例如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时，将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实行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在现实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民主富强论”、“民主和平论”就是代表，同时这种思维误区又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构成了误导。

无论是“民主一元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富强论”，还是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上升为普世标准，都是属于虚构因果关系，背离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例如西方国家在推广自身发展经验的时候，对于其早期殖民掠夺、黑奴贸易的历史闭口不提，但正是这些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非民主”、“非人权”的掠夺、压迫、剥削手段，使得西方国家在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积累了巨大优势，决定了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为其成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然而，今天西方国家在推广自身现代化经验的主流叙事中，这一最重要的内容却完全消失了，西方国家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制度”作为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广，这种做法背后的理论逻辑正是虚构因果关系，背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表现。

3.把特殊当作一般：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经验和轨迹普世化

“把特殊当作一般”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话语陷阱的理论逻辑中体现的十分充分，例如西方国家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和轨迹进行“普世性”的阐释，认为这是所有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企图垄断“现代化”的标准制定权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案选择权。通过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公式化”，在研究和阐述其他国家发展历程时，基于一种“自传式”的认知模式，即以自身的发展历程为参照系，将本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段，并确立各个阶段的特征，再将其和他国的发展进程进行机械性对比，并进行点评和分析，以是否具有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为衡量他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没有那便是不足，就需要予以加强和完善，而完善的方向和目标就是不断趋向于西方国家所提供的“现代化”模板。这种思维逻辑混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经验总结，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性标准，把特殊当作一般，没有认识到理论学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是具有时空条件限制的，一旦脱离了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各项主客观条件，真理与谬误就在一线之间。

哲学社会科学往往都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色彩，虽然西方国家极力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上升为普世知识，赋予代表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学说以普遍主义的色彩，将其包装为一种普世的标准和经验，但其本质上依然还是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如果将一种地方性的经验总结作为不同环境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圭臬，那将成为实践中的“刻舟求剑”。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旦理论所赖以成立的现实环境、实践条件产生了变化，理论在现实中的科学性、有效性就将受到动摇，真理性的认识始终处于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发展变化中。

三、在话语权竞争中不断提升理论建设和理论自信

话语权建设事关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全局，而话语陷阱正是西方国家进行强权政治和构建话语霸权的重要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话语的背后是理论，话语权建设的核心是加强理论建设，一种话语体系能否具有影响力、吸引力、说服力，关键还是要看话语背后的理论是否具有吸引力。因此，在话语权激烈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坚持对西方各种话语陷阱进行批判性分析，绝不能照单全收，更不能将各种陷阱学说作为分析和考察中国问题的金科玉律，要坚持以反映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建设为主，以理论上的认同实现政治上的认同，以理论上的坚定实现政治上的坚定，在话语权竞争中不断提升理论建设和理论自信。

一是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在批判西方话语“陷阱”中构建中国理论。对待西方话语“陷阱”要坚持“破”与“立”相结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中国理论“立”不起来，西方话语“陷阱”就无法“破”，同时批判西方话语“陷阱”，除了揭露其本质和危害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反映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马克思曾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理论的彻底性离不开持久和有效的理论建设，而一旦理论为群众所真心接受，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的精神武器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武器，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对西方话语陷阱的渗透和影响，一方面，既要深入剖析其理论缺陷，揭露其本质与危害；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建构反映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对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提升和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将理论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的任务，为坚定理论自信夯实理论根基。

二是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坚定理论自信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依据。坚定理论自信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这一重要论述，既有历史发展逻辑的真实演绎，又有现实依据的证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既源于历史的纵深考察，又有现实的横向比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从历史逻辑来讲，近代以来各种主义、思想纷纷在中国的大地上登场，然而真正引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三大历史任务的是马克思主义；从现实依据来讲，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取得了光辉业绩，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堪称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减少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做出了杰出的国际贡献。因此，无论是历史发展逻辑的演绎，还是现实中的发展成就，今天我们都应当对中国理论保持高度自信，要从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把新时代关于坚定理论自信的问题阐释清楚。

三是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相兼顾，多层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话语权不仅意味着言说和表达的资格，更是关系到政权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性问题。国际话语权既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基于“硬实力”上的优势地位，构建了一套强大的、丰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从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了西方话语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了“失语者”和“缺席者”，成为西方国家任意言说和想象的他者。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阶段，而国际话语权正是强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强国时代需要有国际话语权予以保障。因此，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相兼顾，多层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警惕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揭露其本质和危害，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消极影响，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是新时代中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