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强盗资本主义和特务黑帮横行是香港问题的本质
病态强盗资本主义和特务黑帮横行是香港问题的本质
来源：于导谈天说地 作者：于中宁
香港回归前黑帮横行，这些黑帮基本上被西方情报机构控制。香港回归前，大陆政府对香港黑帮采取了强硬态度，将其头头叫到北京当面训话，所以香港回归后香港的黑帮没怎么炸刺儿，表面上看，许多都洗白了。但是西方情报机构并通过台湾情报机构与香港黑帮的关系，是上百年打成的铁哥们儿，在关键的时候，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仍不容小觑。实际上大陆对香港黑帮内部深层的结构和关系，至今仍不甚了了。但是大陆对香港黑帮的强硬态度所发挥的效力，值得大陆总结。
【作者注：这篇文章是2016年写的。】
有一次，我在香港乘出租车，司机问我喜不喜欢香港，我说不喜欢，因为香港商业气太重，没有文化味儿。司机说，我们自由啊，我们世界自由度第一。我问他，你买房子了吗？他说，没有，买不起呀。我说，那你觉得这个自由有意义吗？他沉默了。我给他讲了一些内容后，他说，这样啊，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啊，不过我还是要想一想。
西方智库和媒体长期对香港经济现实的扭曲解读与宣传，毒害了香港大众，他们从来没有想一想，他们引以为傲的主体价值和他们低下的经济社会处境为什么能长期同时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扭曲之所以大行其道，因为它符合上层阶级和所谓知识精英的社会根基和自身利益。
一、香港的中上阶级和知识精英根子是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
香港最重要的社会特点，就是它是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这些移民原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今天香港社会的价值取向。
有资料说，英军占领港岛和九龙时，原住居民不过几千人。香港最早的大规模移民是太平天国时期，以后的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引发了大规模移民。解放后，由于某些原因，又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偷渡潮。改革开放后，又有许多大陆先富起来的人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得香港身份。
香港移民的经济特点是，大量内陆的富豪躲避战乱或怕被没收财产或因腐败抽逃资金，携巨资不断涌入香港，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其他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穷人，而香港的移民，富人占了很大比例。源源不断涌入的富人及其知积分子后代，占了香港人口的近一半，其数量之多，在社会上份量之重，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这些富人移民及其知识分子后代塑造了香港经济社会的三大主要特点。
首先，源源不断涌入的大陆资本支撑了香港的畸形繁荣，塑造了香港经济的强烈寄生性。
我们刚到香港租的第一套房子，业主是个上海人，解放前逃到香港，陆续买了10多套房出租，90多岁了还亲力亲为。我问他为什么不投资点别的，他说房产最保险，轻松，收入也高。香港没有什么真正像样的企业家，原因就在这里。
香港经济的寄生性还表现在，多数最繁荣的产业都是大陆经济的中间商，利用大陆被封锁只能通过香港面对世界情况下对大陆进行盘剥。
以房地产、金融、航运和代理为支撑的香港经济，就像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靠大陆源源不断的“输血”支撑着，一旦大陆开放，香港的经济将无以依附，必将沉沦下去。
香港的“轻制造业”曾有过短期繁荣。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万人，占比也只有区区4.5%，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香港制造业共淘汰了77万劳动人口。
香港“轻制造业”的衰落，完全是因为香港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香港的“血汗工厂”模式使其不可能在创新、转型、升级和创造品牌上走出一条路，当出现土地、资本、劳动更廉价的地区时，企业会即时转移，不但使香港经济空心化，而且将“血汗工厂”带入新地区。
现在许多人都忘记了，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许多港台资本在大陆的工厂制造了许多惨案，这些资本家不但没有受到惩罚，甚至都没有忏悔。
大陆改革开放后，香港中介地位的逐渐消失和血汗工厂的逐渐转移，使香港经济空心化，中央和香港政府又推出自由行，继续为香港的寄生经济输血，不但没有促进香港经济的转型，反而给香港社会秩序带来扰乱，引起了巨大的不满。
把一个有上百年寄生根基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造型经济，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最鲜明的事例就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乘着高科技网络大潮，低价搞了一块地，要搞“数码港”，结果，这个“数码港”只是又一个住宅房地产项目的名称，就连这个项目内的“数码”网络都不通畅。
所以，香港的资本主义不但是强盗资本主义，而且是病态资本主义，欧美媒体对香港资本主义的吹捧，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到极点。可惜，大陆的许多人，都受了骗。
其次，逃出大陆的富人把旧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对穷人的歧视带入香港，几十年变化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都对强盗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它的核心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通过税收剥夺富人来补贴穷人，公共事业和重点产业。
而香港始终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相反，却将土地等公共资源的收入去补贴富人，实质上是穷人补贴富人。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
【你可能会像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一样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然而除了对外贸易，该市场并不自由，它反而是——香港一位富豪曾对我如此形容——“一碗鲜美的鱼汤”。这碗汤只有少数人能喝到，却令大众变得更加贫困，引起人民不满，并间接造成严重污染。】
下面的数据分别来自《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的不同文章：
【“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报告，香港的贫困家庭依然有45万户，总共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数字高达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有着世界上非比寻常的基尼系数0.537，贫困分化极为严重。”“2013年初统计，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亿元港币，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亿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币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P估值进行计算发现，香港十大富豪的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研究，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高于2007年的69.3%。”】
香港贫富差距的程度全世界绝无仅有，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香港的麻烦还在于，香港整个意识形态和舆论倾向都是不利于中下阶级的。香港的教育和舆论工具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他们摒弃了中国的仁政传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盛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与思想，而将弗里德曼主义引用为唯一的意识形态依据。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香港是世界上唯一基本延续了旧中国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劳资关系，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固化的强盗资本主义地区。
第三，逃到香港的大陆富人及其后代，他们天然就是仇共反共的。
据香港作者佘达明在《信报》所写文章称，这些恐共反共的富人及其后代，有200至300万人之众。香港的中下阶层在人数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决定了香港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倾向。
香港民主派的领导人李柱铭，反共名笔练乙铮，人民力量的袁弥明等等，都是逃亡反共人士后代的代表。香港的民主派，根子里就是反共派，民主不过是个幌子。英国以总督独裁方式统治香港，这些人就从来不反，也不要求民主，香港要回归了，他们才想起民主这回事，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虚伪。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个根本的不同。
西方知识分子受的是游牧型社会关系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传承，根本没有国家民族的认同传统，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不过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少数长的如法国、英国，也不过几百年。西方知识分子强烈怀疑国家约束力和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是深入骨髓的。
而中国知识分子受中国几千年士精神的传承，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感。许多人，从家庭的角度并不认同共产党，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认同共产党对国家民族摆脱屈辱历史实现复兴做出的贡献。
香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有这两方面的影响，又由于他们的商业出身和香港浓厚的商业氛围的浸染，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有反共的基础，但在政治倾向上，则取决于利益输送。
二、英国殖民者的贿买政策对中上阶级的政治态度有重要影响
对此，英国殖民者非常清楚，他们对上层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贿买政策。
许家屯说：
【“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高级职员，多数是英国人，最高达30%多，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有些社会基层细胞──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香港的公务员，公营企事业管理者和大学讲师，一方面享受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可与之相比的高薪，另一方面还享受政府的住房优惠。一方面，他们带动了整个香港中产阶级的高收入，另一方面，这个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支撑了高房价，并通过重复置业和炒卖出租等方式获得了巨额财富。
香港没有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社会保障税，税基和税入都少，香港也没有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退休金养老金，港英政府用什么来支撑上层知识分子的高收入呢？很简单，就是土地收入。
在我的文章《房地产政策是香港回归后最大的失误》中我们指出，港九土地是公共资源，用出售公共资源的收入补贴上层阶级，其实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是穷人补贴富人，这显然是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而实施的极不公平的政策，它确实起到了收买上层中产阶级的作用。
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我所在区不同派别的3个竞选者，他们发的材料都有一条：反对在区内建公屋，我很奇怪，问为什么，回答是，建公屋，你们业主的物业价格就会下跌呀。这说明，香港的所谓政治精英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参与政治活动的。
正是这个上层中产阶级与地产巨富形成了地产利益共同体，反掉了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在曾荫权时期通过无所作为开始激怒下层群众，撕裂香港社会。在梁振英上台前，企图推举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人，在梁振英上台后，又与民主派暗中勾结，给施政制造阻力。
正因如此，梁振英政府虽然有一些改变的想法和举措，但举步维艰，左顾右盼，搞的人人都不满意。所谓的建制派已经分裂，其中许多人对中央大政方针已经开始阳奉阴违了。
三、情报机构和黑帮是香港社会的毒瘤
香港社会的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务和黑帮横行。
西方情报机构在香港经营了几十上百年，大陆解放后更成为颠覆活动的主要基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后，也在香港布下大量特务，加上旧军政人员和旧社会的黑帮势力纷纷逃往香港，这些情报和准情报人员数量十分巨大，有人估算大概有十多万之众，其在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和地区，这个与大陆敌对的庞大情报系统对香港社会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千万不要认为活动在香港的这个西方情报圈子只活跃在香港，他们以香港为基地对大陆的渗透极其巨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一年他们把几十人通过他们的地下管道秘密运送出境，大陆的公安国安围追堵截，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陆在香港回归前，以信仰为基础所培养起来的情报系统和亲大陆组织，都已经被经济利益瓦解了。许多人成了打着大陆情报机构名义，做两地生意发了横财的暴发户。而大陆的情报机构由于历次运动早已名存实亡，在这场以香港为基地的情报战中，大陆的情报机构输的连裤衩都丢了。
许家屯在《香港回忆录》指出：
【“人们只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其实，它还是‘间谍中心’!”许家屯承认，各路间谍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情报中心，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本来情报中心在北京，后来也转移到香港;情报人员人数最少的是苏联，因为很长时间中国与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报受到很大限制，香港也没有让它与其他大国一样设总领事馆。”】
新华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间谍的“众矢之的”，
【“光对我们窃听电话、拦截电讯，对方就用了几百人。新华社有的领导人办公桌下面被偷偷装设了窃听器。新华社有一大一小两个保密会议室，由国家安全部派专人来装设反窃听设备，对付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窃听手段，但还是不保险。我与北京通电话，准备让它偷听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让它偷听的，我就去深圳打。”】
对香港政策的混乱和后知后觉，不但说明了大陆情报系统在香港的不足，而且西方的情报系统在香港接连不断的收买腐蚀大陆派驻香港的官员，就连许家屯这个老革命，派到香港的最高长官，也没有经受住西方情报机构的腐蚀，最终叛逃美国。西方情报机构对大陆驻港机构的破坏，使得大陆对香港问题的判断、政策、时机等等不断出现偏差，甚至可以说是缺乏基本了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把香港的房地产政策全面引入大陆，使大陆的房地产改革全面失控，彻底失败。
在某种程度上说，香港今天的混乱，是大陆混乱的某种先声和预警，迅速而毫不留情的整顿大陆和香港的情报系统，监控境外敌对情报系统和敌意分子，在充分获得证据的基础上，将打击放在暴乱发生之前，并为中央政府提供精确及时和全面的情报分析，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香港回归前黑帮横行，这些黑帮基本上被西方情报机构控制。香港回归前，大陆政府对香港黑帮采取了强硬态度，将其头头叫到北京当面训话，所以香港回归后香港的黑帮没怎么炸刺儿，表面上看，许多都洗白了。但是西方情报机构并通过台湾情报机构与香港黑帮的关系，是上百年打成的铁哥们儿，在关键的时候，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仍不容小觑。实际上大陆对香港黑帮内部深层的结构和关系，至今仍不甚了了。但是大陆对香港黑帮的强硬态度所发挥的效力，值得大陆总结。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