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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特雷西:中央情报局与媒体的50个事实(2)

2019-06-03 21:20:13 作者: 詹姆斯·特雷西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理解美国在心理战、舆论战、(虚假)信息战方面的经验和手段,是正确理解客观世界运作规律的必要步骤。本文罗列了中央情报局渗透和控制媒体的50个基本事实,以供读者观摩借鉴。

10. 达雷尔·加伍德(Darrell Garwood)指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央情报局企图通过“渗透到学术界、传教组织、有影响力的期刊和图书出版商的编委会,以及可以有效影响公众态度的任何其他机构”来限制针对秘密活动的批评,并绕过国会监督或潜在的司法干预。引自达雷尔·加伍德,《潜伏:中情局欺骗世人的三十五年》(Under Cover: Thirty-Five Yearsof CIA Deception),NewYork: Grove Press,1985,250页。

盗梦空间(1):中央情报局与媒体的50个事实

图7:《潜伏:中情局欺骗世人的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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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中央情报局欺诈战术手册》

11. 中央情报局经常在编辑决策中起作用。比如,当中央情报局于1954年着手推翻危地马拉的阿尔贝兹(Arbenz)政权时,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埃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便要求《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将记者西德尼·格鲁森(Sydney Gruson)从危地马拉调到墨西哥城。苏兹贝格将格鲁森调到了墨西哥城,理由是墨西哥可能会受到这一革命的某些影响。引自皮斯,《媒体与暗杀》,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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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亚瑟·海斯·苏兹贝格(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2.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央情报局“已经秘密资助了许多外国新闻服务、期刊和报纸——既有英语的也有其他外语的——它们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于1977年报道,“其中一份出版物是《罗马美国日报》(Rome Daily American),直到七十年代,这份报纸的百分之四十还是由中央情报局拥有的。”引自卡尔·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发表于《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1977年10月20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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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13. 中央情报局与新闻媒体界的高管进行非正式联系,这与它和拿薪水的记者及特约通讯员的关系不同,“后者要更多地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伯恩斯坦如是说。“其中一些高管——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贝格——签署了保密协议,但这种正式的谅解很少见: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媒体高管之间通常是社交关系——‘就像乔治城的P街和Q街’,一位消息人士说道,‘你是不会让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专门签一张纸说他不会打小报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席威廉·佩利“与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私人交情现在众所周知,这是媒体行业中最有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友谊之一。”作者德博拉·戴维斯解释道,“他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掩护,为新闻影片提供片段,允许记者进行汇报,并在许多方面为中情局和主要广播公司之间的合作设定了标准,这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引自德博拉·戴维斯,《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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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威廉·佩利(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4. “据中央情报局官员所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与《纽约时报》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报纸中最有价值的。”伯恩斯坦在他1977年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从1950年到1966年,由该报已故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批准安排,大约有10名中央情报局员工得到了《纽约时报》的掩护。这种掩护是苏兹贝格制定的报纸政策的一部分——要尽可能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协助。”此外,苏兹贝格还是中情局局长埃伦·杜勒斯的密友。“这种接触层面上就是巨头与巨头的会谈了。”一位参加过几次讨论的高级中情局官员说道,“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对,没错,我们会互相帮助。提供掩护的问题出现过几次,同意实际上将具体安排交由下属处理……巨头并不想知道细节;他们想要合理的推诿。”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15.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佩利与中央情报局互作,使得中情局能够利用其网络资源和人员。“现在这种形式的协助已经众所周知,一部分有钱人借助他们的私人利益为中央情报局做出了贡献。”资深广播记者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于1977年写道,“但我认为这意味着他和中情局之间已经存在了某种信任关系。”肖尔指出了“说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被渗透的线索”。例如,“一位新闻编辑记得,曾有中央情报局官员常在清晨来到纽约广播控制室,在未知人员的许可下,听了世界各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为‘世界新闻报道’录制的‘新闻点’,并与值班编辑讨论事件。萨姆·贾非(Sam Jaffe)称,他在1955年申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时,一位中情局官员告诉他,他会被雇用——随后他被雇用了。然后有人告诉他,他会被送去莫斯科——随后他被送去了莫斯科;他于1960年被指派报道U-2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的审判。理查德·萨兰特(Richard Salant)是这么告诉我的。”肖尔继续写道,“当他于1961年首次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管时,一位中央情报局的项目官员(case officer)打电话说,他想继续‘佩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所知晓的长期关系,但斯坦顿告诉萨兰特他并不知道任何义务’。”引自丹尼尔·肖尔, 《净化空气》,(Clearing the Ai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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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净化空气》

16. 《国家调查者》(National Enquirer)的出版人小基恩·波普(Gene Pope Jr.)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中情局意大利办事处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始终与中情局保持着密切联系。波普的儿子写道:波普拦下了数十篇关于“中情局绑架和谋杀的详细信息,足以占据一整年的头条新闻”的报道不予发表,以“卖人面子”。“他认为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他们,等他的杂志达到2000万的发行量时,那些卖出的面子就会变得非常有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几乎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政府部门,会需要掩护的。”引自保罗·大卫·波普(Pau David Pope),《我父辈的事迹:我的祖父和父亲如何修建纽约并开创了如今的小报世界》(The Deeds of My Fathers: How My Grandfather and Father Built New York and Created the Tabloid World of Today),New York: PhillipTurner/Rowman & Littlefield,2010,309页,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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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我父辈的事迹》

1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波普的《国家调查者》扣压的一条爆炸性报道,是关于人们长期寻找的玛丽·平丘特·迈耶(Mary Pinchot Meyer)的日记的摘录。她是肯尼迪总统的情妇,1964年10月12日被谋杀。“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们甚至能够把中央情报局反间谍行动的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还原到现场中去。”另一篇有发表潜力的报道则使用了“有关文件,证明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中情局勾结多年,中央情报局向休斯提供了秘密资金支持,并向27名身在对中情局至关重要的小组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提供了竞选献金。此外,还有53家国际公司被点名,并指出它们是中央情报局的幌子……甚至其中还列出了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主流媒体组织的记者名单。”引自波普,《我父辈的事迹》,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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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霍华德·休斯,休斯飞机公司创建人,《钢铁侠》和《飞行家》原型(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8. 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反间谍部门担任负责人25年间,“运行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小组,完全由独立的记者特工干部组成,他们经常执行敏感的、危险的任务;人们对这个小组知之甚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安格尔顿故意只保留最模糊的文件。”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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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詹姆斯·安格尔顿(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 中央情报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正式培训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指导其特工如何从事新闻工作。“情报人员‘被教导要像记者一样发声’,一位中情局高级官员解释道,随后他们会在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主要新闻机构中去。这些人是经过筛选并得知‘你将成为一名记者’。”这位中情局官员表示。但中情局还是更偏向于聘用已经在行业中建立了声望的记者。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20. 众所周知,许多家喻户晓的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记者都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可能有十几位著名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与中情局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记者与其新闻来源间通常维持的关系。”伯恩斯坦坚称,“他们被中情局称作‘已知资产’,可以倚靠他们来执行各种秘密任务;普遍认为他们在各种主题上都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21. 弗兰克·威斯纳尔和埃伦·杜勒斯与《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菲利普·格拉汉姆(Phillip Graham)是亲密无间的合作者,《邮报》正是由于同中情局的关系才发展成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之一。《邮报》负责人“与中情局的私人关系实际上正是《邮报》公司在战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戴维斯评论道,“他们的秘密始于知更鸟行动,一直都是公司机密。菲利普·格拉汉姆对中情局的承诺让他的朋友弗兰克·威斯纳尔有兴趣帮助《华盛顿邮报》成为华盛顿占统治地位的新闻媒体,他们通过协助其两项最重要的收购——即收购《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及WTOP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做到了这一点。”引自戴维斯,《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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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菲利普·格拉汉姆

22.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让记者兼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负责为咨询会(Inquiry)招募特工,这是一个首创的超级秘密民间情报组织,其作用涉及为准备威尔逊的和平谈判而确认信息以及为华尔街的投机者和石油公司确认外国的自然资源等。该组织的活动构成了中情局最终执行功能的原型,即“计划、收集、消化和编辑原始数据”,历史学家塞尔万多·冈萨雷斯(Servando Gonzalez)指出,“这大致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周期:计划和指导、收集、执行、产出和分析,以及传播。”咨询会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了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李普曼则继续成为了《华盛顿邮报》最著名的专栏记者。引自塞尔万多·冈萨雷斯,《心理战与新世界秩序:对美国人民的秘密战争》(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Oakland, CA: Spooks Books,2010,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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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心理战与新世界秩序:对美国人民的秘密战争》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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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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