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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国:当今世界剧变背景下的时代主题和未来走向

2019-04-05 17:34:03 作者: 郑保国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人类史上和平时期前所未有之剧变。世界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剧变背景下的时代主题和未来走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郑保国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人类史上和平时期前所未有之剧变。世界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源于资本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负效应加剧全球各种矛盾,尤其是美国违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规则,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诸多举措危及世界经济与全球稳定。世界剧变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性质。时代主题是世界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与世界总体局势及主流现实的辩证统一。20世纪初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延续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的延续,而这期间世界主要矛盾的依次转化决定了其中“小时代”的更替。

当今世界剧变背景下的时代主题和未来走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这是对当今世界大势的科学概括和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坚守,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世界现实环境的科学定性,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真理光辉。习近平世界大势观和时代观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也是其核心内容,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观的战略定力。因此,习近平世界大势观和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研究的最新理论依据。辩证分析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抓住其主要矛盾,认清其主流现实和总体态势,科学论证当今时代主题和性质并弄清它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研究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要价值。

1、当今世界剧变:表现、原因、肇源

1.当今世界剧变的主要表现

第一,以物联网、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不仅推动形成了以数字经济为主要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经济形态转变、人类文明进步,而且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近代以来,中国首次站在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潮头,正全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各种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激烈交锋,总体呈现全球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大趋势。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主义、国际主义、开放主义、多边主义、和平主义正强力反击各种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挑战;方兴未艾的简约主义、环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慈善主义对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膨胀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发起挑战。其中,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给剧变的世界带来光明前景。

第三,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受挫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遭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软实力下降;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意大利反欧势力执政等状况表明,右翼排外思潮盛行且陷入债务、难民、恐袭困局的欧盟面临空前挑战;依仗美国支持、强势推进“普通国家化”的日本企图摆脱战后国内外体制束缚,却使自身在东北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终结发达国家长期主导世界经济的旧时代。快速崛起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引领力量,国际地位和影响快速提升。

第四,转型中的国际秩序、国际体系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随着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国际行为体增多及其互动复杂化,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入转型重塑期。在国际格局变化性与国际制度稳定性矛盾的作用下,国际秩序之争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高层次竞争。国际秩序从西方主导的不公正型向中国引领的多方平等合作的公正型转变。

第五,随着美国大幅减税和加息步伐加快,美元加速进入上涨周期,国际资本快速回流美国,其资本市场屡创新高后高位震荡,而巴西、阿根廷、土耳其、伊朗等国陷入货币危机。虽然美国经济恢复呈现强劲态势,但世界实体经济步履蹒跚,虚拟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风潮越刮越盛。近年来不断遭遇“黑天鹅”和“灰犀牛”的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

第六,各种矛盾复杂化、冲突多样化、威胁多元化使世界越来越不安宁。恐怖主义泛滥、核扩散、生态环境恶化、难民危机、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霸权主义、地缘政治冲突、领土领海争端等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东亚、欧洲、中东安全形势同时恶化,大国战略竞争最集中的印太地区波涛汹涌。在美国构筑的“半岛与三海联动”和“印太合体”的制华圈内:诡谲难测的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伊始突然峰回路转,但无核化进程刚启动就陷入僵局;美国频打“台湾牌”使台海正酝酿新危机;中国海上维权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遭少数周边国家及美澳等国家阻扰。乌克兰危机及其后续效应使北约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至黑海持续剑拔弩张,随着“通俄门”持续发酵,“双普”互赞但陷入体制性敌对的美俄陷入危险的军备竞赛,俄前特工中毒案使英美等西方国家与俄陷入冷战时期也罕见的外交恶战,俄罗斯与西方正上演“孤熊”斗“群狼”的新式冷战。勾心斗角的美俄联手打垮“伊斯兰国”后,对叙利亚控制权的争夺及中东地缘政治分化重组使中东大乱局深不可测,美、俄、土、伊、沙、以等力量及叙利亚内部各派势力在“文明断层线”的激烈搏杀宛如一场微型世界混战。美国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恢复全面对伊制裁,给中东乱局火上浇油,而沙特反政府记者卡舒吉被害案给美、土、沙三角关系及中东乱局增加了更大变数。

当今世界剧变在人类史上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它涵盖从科技创新、生产力进步到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转型,从思想理念交锋、经济利益矛盾到地缘政治博弈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所有领域,包含大变革和大变局。世界大变革是指经济全球化促进的人类社会深刻变革,在思想理论层面很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动力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变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并为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大变局主要指全球化累积负效应导致的各种国内外巨大消极变化,其主要代表是自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吃亏、国家陷入严重分裂、霸权相对衰落、对外政策既内倾又强硬的美国,其重要体现是中东、东欧等重要地缘战略区的严峻形势:各种内外矛盾交织,大国角力加剧,极端势力肆虐,地缘政治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和军备竞赛并存。从近代以来的世界演变轨迹看,“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一方面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反映出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没落);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引领的新型全球化趋势。

世界剧变中相伴而生的大变革和大变局宛如一对品性不同的双胞胎,貌近质别。大变革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而大变局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与国际秩序从西方主导的不公正型向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公正型转变和全球治理体系重塑无疑是大变革,而深不可测的中东大乱局、乌克兰危机后美俄陷入“新冷战”、美欧安全经济外交抵牾、英国脱欧及欧盟困局与迷茫、中美关系震荡及印太地缘战略竞争加剧,都是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忧心于西方整体性衰落的西方学者和西方国家片面看待当今世界剧变,危言耸听地把当今世界比作一战前夕的世界,或者简单地把当今世界剧变看成世界“失序”或大变局。2015年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以“国际秩序的崩塌”为主题,集中反映了西方对当今世界剧变的偏见和担忧。

总之,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影响,世界剧变具有双重性:分化重组的各种力量既对话、合作加强,又对抗、竞争加剧;人类既受到各种地区性、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面临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又幸逢中国极力引领新型全球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大机遇。

2.当今世界剧变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世界剧变由经济全球化中各种力量长期相互影响而生,因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经济全球化不仅构成当今世界剧变的时空背景,而且其正负效应导致当今世界充满矛盾。习近平指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为场域的运动着的巨大矛盾统一体,其综合效应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国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是经济全球化悖论或内在矛盾的反映和产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经济与政治的悖论、全球整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及主权国家意识的悖论、流动便利与安全的悖论以及物质财富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悖论。

第一,经济与政治的悖论。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经济与政治也不无矛盾。这一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以全球为市场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政治体系分裂化的矛盾,前者追求“一马平川”,后者固守“各自为政”。长期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国家竭力拆毁限制资本自由化的国家篱笆,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主张限制跨国资本自由化,强调国家主权。库伯曾指出,使全世界统一起来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与世上继续存在的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趋于激烈。二是经济增长与政治文明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源全球性优化配置、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财富增加,从而为全球性政治文明奠定物质基础,但全球性政治文明反过来也制约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驱动资源优化配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不受国内政治和国家主权限制的经济增长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全球化,攫取最大化剩余价值是其唯一目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收入增长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自由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资本收益率从长期看总是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是催生这种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因此,越来越难以容忍的国内国际社会贫富两极化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必然现象。而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尽管步伐慢很多)使政治文明化成为时代价值取向,民主平等、相互尊重、公平正义(首先是分配正义)是其要义,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本逻辑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和霸权主义。因此,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的交互作用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中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张力,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并非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浑然天成的一对,因为“自由主义致力于平等和致力于自由的努力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的矛盾”。换言之,作为资本主导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经济全球化,既使人类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并持续夯实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又纵容以价值增值追求为本性、时常兴风作浪的全球化资本为所欲为,因而必然伴随着全球性贫富两极化和世界资本市场动荡;而政治全球化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公民意识勃兴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两者交互作用,在西方民主国家激化国家、社会、市场三者间的矛盾,既降低市场效率和执政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又导致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从而加剧国内国际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经济全球化中普遍存在且日益严重的资本横行、权力腐败、财富分配两极化、发展不平衡越来越难以与国内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容,从而催生、助长了国内外反全球化的各种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力量,进而激化相互交织的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国家内部矛盾激化以致反对全球化的现象,可用“罗德里克三角”理论解释:全球化、西式民主和国家主权不能三全,最多只能取其二。在全球化中,本无国家主权之忧的西方国家若强调主权,其民主必然异化或陷入危机;若既强调主权又维护其民主,全球化就越来越受到国内质疑和抵制,其民主也会异化为民粹;若过分强调主权,民主和全球化都受损,从而造成国内外消极影响。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来,特朗普一味强调“美国第一”的狭隘民族主义,美式民主异化为美式民粹,全球化遭质疑和反对,从而给国内外造成消极影响。这种现象在英、法、德、意等国不同程度存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照搬西方民主,即使经济增长,国家主权也难以维护,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罗德里克三角”理论对中国无效。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能更大力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因而成为抵御逆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第二,全球整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及主权国家意识的悖论。一方面,无论逻辑上还是事实上,经济全球化都增强了全球整体意识。长期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少数西方大国借全球化输出具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试图实现价值和制度的全球整合,从而增强全球整体意识。但是,前现代国家、经济全球化中渐处劣势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主权国家意识反而增强。“人们担忧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市场一体化正在破坏或将会破坏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自主,这种忧虑越来越普遍。”民族文化及主权国家意识的普遍强化也使民族间、国家间、文明间的矛盾趋于激化,表现为普遍存在的民族利益矛盾、国家利益摩擦和并非罕见的文明冲突。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我们是谁”的担忧急剧增大,对“他者”的防范和敌意普遍增强。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许多国家出现强势民族主义领导人、不少西方国家极右政党成为议会大党的原因,也是为何各种极端势力兴风作浪、一些伊斯兰国家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现代化意识强烈并成为恐怖极端主义温床,从而加剧文明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

今天正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成功地把两者统一起来,把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同构起来,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借鉴而不照搬西方民主,在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成功克服了全球整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及主权国家意识的悖论。

第三,全球性流动便利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悖论。在高度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一方面,日新月异的交通运输和网络通信技术大大便利了全球性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经贸发展,有利于文明对话、世界繁荣发展与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同处“地球村”的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摩擦增多,各种安全问题随全球性流动便利而产生或扩大、恶化,各种安全威胁随之增大。具体说,人流的扩大与加速既使难民问题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恐怖袭击的概率,还使流行病扩大了传播范围;物流的扩展与加速某种程度上便利了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和瘟疫流行;信息流扩张与加快带来不少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既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攻击提供了机会,又在一定范围为各种有害信息扩散尤其是恐怖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便利(如ISIS利用网络传播极端伊斯兰思想并在全球招募恐怖分子就是典型例子);资金流扩大与加快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洗钱和金融犯罪,而且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面对经济全球化便利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与威胁,人们面临自由与安全的两难选择,各国只得努力在流动性便利与安全考量之间寻找平衡点,许多国家政府在被迫做选择时承受巨大压力。这就是“9·11”事件后美国严格审查和持续限制人流、物流以致对外交流与贸易受影响的原因,更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前所未有地出台各种限制移民、严格审查外国投资的政策以致激化国内外矛盾的原因,也是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国内支持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美国的反全球化政策反映了“9·11”事件后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自由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若不可兼得,宁要安全而弃自由便利。中国是没有陷入这一两难的少数国家之一:在社会流动性和便利化大大提升的同时,各种安全威胁并没有明显上升,是各个领域流动性都加速、社会内外更开放但基本上没有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的唯一大国。

第四,物质财富与生态环境的悖论。物质财富稳定增长有赖于物质资源持续供给和生态环境的有效维护。在社会生产力给定条件下,物质生产增加与生态环境恶化成正比,且物质资源有限而人类物质追求无限,因此物质生产越多,生态环境越恶化,资源越紧缺,对资源的竞争越激烈。虽然科技创新有助于缓解物质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总体上改变不了两者间张力增大的趋势,且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科技创新本身对生态环境也有副作用。这一悖论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间接造成人际间、民族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这就是冷战后世界经济较快增长而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围绕领海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逐渐增多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正副效应影响下,一方面,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动力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和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源于资本逐利本性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有根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种种负效应(如分配不公、利益冲突、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从而不断激化国内国际各种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世界面临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3.当今世界剧变的肇源

虽然当今世界剧变与经济全球化及其悖论密切相关,但其肇源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长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深受其影响的主要国际行为体依据不同世界观和全球化观作出的战略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美都是当今世界剧变的两个最大影响因素。换言之,中美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全球化观作出的相反战略选择是当今世界剧变的两大肇源:中国是大变革的肇源,美国是大变局的肇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全球治理体制和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美国违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实施“以大国竞争为中心”的护霸战略,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挑起全球性贸易战,危及世界经济与全球稳定。

就当今中国的历史方位、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及其时代意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意味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新型全球化和非西方式现代化的引领力量。“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旨在消解而非捍卫西方资本逻辑建构的中心——边缘结构,旨在打破而非固化依附性世界体系,旨在终结而非延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目标是追求一个世界多元、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充满正义的新世界。”

总之,“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包括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在内的当今世界大变革。

与此同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经济全球化负效应的主要制造者、放大者和全球化的主要反对者。第一,作为西方现代化集大成者、物质财富最大拥有者和世界最大经济中心,美国既是资本逻辑最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和资本全球性剥削的操控中心,又是财富分配两极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还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典型代表和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扩散中心。美国这些难以相容的自身特性既激化国内矛盾,又加剧它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第二,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和传统制造业失业率的上升,美国民族文化和主权国家意识不断强化。尽管美国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和美国主权,这一观点在“铁锈地带”和“圣经地带”、在逐渐萎缩的蓝领中产群体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及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中尤为盛行,从而掀起反全球化逆流。第三,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基于过度高消费的美国经济繁荣以物质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和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美国今日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4。5%,消耗的资源却占世界资源总消耗的25%。若全世界都采用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人类需要四个地球。事实上,在此前美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仿照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追求美式生活方式,以致今日地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间接激化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矛盾。

尤其是,在长期主导全球治理的西方整体相对衰落而全球性挑战突出的形势下,美国为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且在全球治理中起副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推卸国际责任,撕毁国际协议,以别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强化军事霸权,发动全球贸易战,以致与中俄的战略矛盾日趋激化;与欧盟等主要盟友关系日渐紧张,与伊朗等敌国更加敌对,却让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获得喘息之机;使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致使全球治理赤字更趋严重。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美国没有发挥主持公道和维护和平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地区不稳定的主要肇因,尤其是在中东和东亚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在领海纠纷中实行双重标准,给地区冲突火上浇油。当俄罗斯在叙利亚获取战略优势时,美国重新重点打击叙利亚政府,以致美俄濒临直接军事冲突。为打击伊朗,美国支持以色列和沙特充当打手,退出伊核协议甚至阻止伊朗石油出口,还试图打造中东版“北约”。同时,美国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长期凭借美元霸权享受巨额铸币税和虚拟经济红利的美国,不仅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承担起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反而滥用美元霸权大肆转嫁经济危机,并掣肘中国引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在许多国家经济仍在危机中挣扎时,美联储以新一轮加息周期为美国在全球新一轮“剪羊毛”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美国还抓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却没让其发挥应有的国际经济稳定作用。特朗普政府公然挑起全球性贸易战和扬言退出WTO,使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陷入空前险境。在生态环境领域,作为长期以来最大碳排放国,美国理应更早承担起阻止地球暖化的领导责任,却悍然退出《巴黎协议》,使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努力遭受沉重打击。

2、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题论证

当今世界剧变似乎给早就存在的否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但是,当今世界剧变并没改变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新的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并在冷战结束后正式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9·11”事件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依据世界形势变化,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开始强调世界处在深刻复杂的大变革中,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表述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是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发展时代观的前提下,对世界大势作出的与时俱进的最新战略判断。

1.相关概念的界定

正确认识当今时代主题,必须以科学界定时代、主题、和平、发展这四个概念为前提。

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空间规定性和社会性质的一定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全局性、总体性、长期性概念,“时代是关于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全球性、世界性重大问题的高度概括,是对该时期世界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揭示与反映”。时代观是关于时代及其性质的根本看法,是关于其内在决定因素、集中体现和外在表征的系统观点,包括时代定性及其本质揭示、时代主题判断及其内在决定因素揭示、时代划分及其标准确定、时代特征归纳等。作为科学的时代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体现,在唯物史观中处于重要地位。唯物史观依据生产力、生产方式变革或社会基本矛盾转化划分时代。马克思曾依据生产力变革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大机器时代,还依据生产方式演进这样划分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列宁以此为据把人类社会发展史依次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社会形态亦即历史时代。20世纪初,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的形成,主要以阶级斗争为依据,以20世纪初为界把资本主义时代再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两个阶段,并把后者先后称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斯大林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称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共运史上也称之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可见,时代有“大时代”与“小时代”之分,但两者区分是相对的。比如,相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小时代”(即20世纪前半期依据列宁、斯大林的时代观归纳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调整使这一过渡变成漫长历史过程,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和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它又是“大时代”。因此,“大时代”在不同时代背景或语境下所指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界定和划分的人类社会形态无疑是“大时代”。列宁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出发,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也称为历史“大时代”。还有人把约130亿年前宇宙产生以来的人类社会划分为9个“大时代”,其中第9个“大时代”从1945年开始至今。在本文,“大时代”是指自20世纪初至今并将延续至未来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时期,是相对于其中的被称作“小时代”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的。

主题“一是指文艺作品的中心思想,二是泛指谈话、文件等的主要内容”。事物的主题指其中心问题和主要内容或方面。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有密不可分的两层含义:一是世界的中心问题或根本战略任务,二是世界的主流现实和总体态势,两者辩证统一。故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或以其一否定其二,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时代观。有人认为:世界主题指上述第一层含义,时代主题指上述第二层含义。其实,正如时间与空间是一切物质的两种不可分割的基本存在和运动形式一样,分别作为时间和空间但彼此不可分割的时代与世界,是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存在和运行的两种不可分割的基本形式,它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反映人类社会这一客观实在。“所以,世界一定是时代的世界,时代也是整个世界的时代。”时代主题和世界主题都是对20世纪初以来决定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主流现实和总体面貌的世界主要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反映。任何时代主题必定是该时代的世界主题,任何世界主题也必定是那个世界所处时代的主题。

一般认为,和平即“非战”,国际和平即国际“非战”,但实际上和平并非这么简单。从国家间有无友好、互信、平等的角度看,国际和平可分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积极和平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或共同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的具有友好、互信、平等性质的国际“非战”,它意味着不仅无直接国际暴力,也无由国际体系中权力、利益、价值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造成的结构性国际暴力。换言之,“它不仅意味着不发生战争,而且还意味着国家间和睦相处,奉行和平共处原则,本着合作精神协商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建立一种能使国际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得以实现的机制,消除直接性和结构性暴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统一”。“因此,无直接暴力仅仅意味着消极和平,只有既无直接暴力,也消除了结构性暴力,才意味着积极和平。”消极和平指无友好、互信、平等关系的国际“非战”,包括敌对或非友好国家间因存在力量均势、核战争恐怖、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等制约战争的因素而出现的“非战”,即国家间虽无战争但也无友好、平等、互信,却有战争动机和战争准备。消极和平是介于战争与积极和平之间的国际安全关系和安全状态,既相对稳定又可向这两者转化。作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和平,包含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

发展是含义丰富、外延宽泛的超高频词,泛指一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作为当今时代主题,发展涵括当今世界现实发展与协调、平衡、开放、包容、普惠、可持续的理想化发展。

2.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题内涵的辩证统一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体上继承冷战后我国政府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因为“维护和平的力量上升,制约战争的因素增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意味着:作为全世界共同目标追求和根本战略任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有待解决的两大中心问题,而作为客观事实,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现实和总体态势,两者辩证统一地构成当今时代主题。

一方面,和平与发展面临各种挑战和威胁,仍然是当今世界有待解决的两大密切关联的中心问题。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近30年后的今天,

【“世界仍很不安宁,人类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换言之,冷战结束以后,虽然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发展,但是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受到世界霸权主义与各种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多重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以致大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地缘政治冲突连绵不断,局部动荡、战争此起彼伏,国际热点问题有增无减(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及恐怖主义肆虐、难民问题全球化,等等);与此同时,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美元霸权下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如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话语权失衡等),世界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世界各国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远未实现。因此,世界远未进入积极和平与平衡、协调、开放、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维护世界总体和平、促进国际积极和平、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仍是全世界的根本战略任务,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依然是全世界的长远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流现实、总体态势和发展趋势是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个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历史观、大局观。

【“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怎么样,还有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细节和现象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分析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善于从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发现本质、认清长远趋势。在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的同时,更要看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改变。在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

因此,科学判断当今时代主题,必须认清当今世界大势,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分清当今世界的主次,不能以局部动荡、战争否认世界总体和平,也不能因一些国家动乱、危机和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而否认发展是世界主流现实。科学判断当今时代主题,还必须避免以理想化的积极和平标准衡量当今世界总体上是否和平。从当今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当代国际体系性质看,人类社会总体上仍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因而世界总体积极和平、普遍安全与均衡发展尚未实现。在国家利益维护、扩展仍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根本目标和国际政治本质上仍是权力政治因而冲突和战争不可能根本消除的条件下,不能超越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去奢望世界太平或普遍积极和平,更不能在失望后以此为由否认世界总体和平的现实。的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地缘政治冲突、领土领海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肆虐、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猖獗、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世界经济低迷、难民危机等多重威胁。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导致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致使东亚、中东、东欧三大地缘战略区的战略矛盾同时激化,尤其是美国发动的全球性贸易战使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但是,世界经济毕竟没陷入全面危机或严重衰退,战争与革命和冷战也没有重回人间,世界总体仍维持和平与发展态势。虽然我们应该在世界剧变之际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适度未雨绸缪,但不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致否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

综上所述,作为当今时代主题,和平涵括作为当今世界共同奋斗目标的积极和平和作为当今世界主流现实的消极和平,发展涵括作为人类共同奋斗目标的理想化(协调、平衡、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与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主流现实的非理想化发展。和平与发展各自两方面的内涵构成辩证统一体。否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观点错在把当今时代主题的两方面内涵割裂、对立起来,错在以局部战争否认世界总体和平,错在把和平狭隘地理解为积极和平,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理想化的发展,因而只承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有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不承认它们也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现实和总体态势。

3、当今时代性及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关系

既然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当今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本质上一致,都决定于并体现着该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

然而,有观点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现阶段的主题和基本特征,但当今时代不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其理由是:邓小平只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没有说过人类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他的全部理论、思想贯穿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示的、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时代性质的肯定,而不可能找到任何时代性质已经改变的含义”。按此逻辑,只有当这个过渡时代结束后,即只有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和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后,才可能出现和平与发展时代,因此只要认为资本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就会丧失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种观点主要错在混淆了“大时代”与“小时代”,至少有五点值得商榷:一是只承认20世纪初以来有“大时代”的延续,不承认其中有“小时代”的变化,因而否认“时代发展现阶段”就是当今时代;二是把作为“问题”的和平与发展与作为“主题”的和平与发展对立起来;三是否认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的本质一致性;四是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前不会有和平与发展时代,因此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只能是非和平的;五是把和平与发展时代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完全对立起来,否认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时代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化性。就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以来的人类社会而言,时代的延续性指世界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整体质变,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在总趋势上仍在持续;而时代的变化性指这期间世界主要矛盾的转变导致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多阶段性,意味着“大时代”延续中有“小时代”的更替、递进。换言之,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是延续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如同任何事物的性质由其内在矛盾决定一样,“大时代”的性质由该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或者说基本矛盾决定,其中不同的“小时代”的主题和性质由反映这个“大时代”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世界主要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决定。就世界整体而言,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体上没有改变,从而决定了资本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延续性,但是这期间世界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导致了世界历史的三阶段(即“小时代”)变化:战争与革命阶段、冷战阶段(实际上是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和平与发展阶段。既然无法否认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延续中的世界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也就无法否认在“大时代”延续中具有不同主题的“小时代”的递进。这好比中国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从党的十八大起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第二,“时代主题”包含该时代“有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和“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两层含义,前者由世界主要矛盾决定,后者决定于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两者辩证统一地构成“时代主题”,不可分割。“主题”包含“问题”在内,虽不等同于“问题”,但也不与之对立。因此,把“主题”的两层含义分割、对立起来,违背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作为部分的“问题”否定作为总体的“主题”。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并不表明他不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因为他同时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处的国际环境总体是和平与发展的。换言之,邓小平是以唯物辩证法判断时代主题的,在他的理论中,和平与发展就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正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的理论依据。

第三,“小时代”的性质与主题完全一致。正如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由其内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一样,当今时代的性质由当今时代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经济协调、平衡、普惠、包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妨碍其协调、平衡、普惠、包容、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以及竖立其上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要求与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和平稳定、平衡发展与战争动乱、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合作发展的正义力量与威胁和平稳定、妨碍合作发展的非正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且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由此决定了当今时代性质也是和平与发展。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世界主要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就有什么样的“小时代”主题和性质。因此,把“小时代”的主题与性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和平与发展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的第三个演进阶段,是其最新表现形式。和平与发展时代并非与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不共戴天,其诞生、存在并非以其“母体”的消亡为前提,恰恰相反,它以自身发展推动后者的艰难曲折演进,而后者根本上规定着前者的发展方向。相对于社会主义在未来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后的理想化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而言,当今时代是一种现实的总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尽管基本上是消极和平与非理想化的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结束以前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时代,是无视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的第三个“小时代”的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中心问题与主流现实、总体态势这一客观现实的否认。若此,怎能认清当今世界的中心问题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战略任务是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殊死较量或者以非和平方式促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若依此逻辑,中国和平外交方针与和平发展大战略岂不是与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相悖?

第五,虽然在定性依据、战略任务和根本目的方面,作为“小时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同于作为“大时代”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它们在最终价值追求和发展总趋势上是一致的,是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这个矛盾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定性依据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总趋势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显示出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的客观历史事实。这个历史“大时代”的长期根本任务是促进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坚持人类社会总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有利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坚定社会主义最终必胜的信心。而和平与发展时代定性依据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以及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特征、主流现实、总体态势,其战略任务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提供正确理论依据。

但是,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历史“大时代”中的消极和平与不平衡发展,并非独立于它之外的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理想目标的积极和平与平衡、和谐发展。在认清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在经历了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战争与革命阶段和冷战阶段之后正处于和平与发展阶段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经过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另一方面,在以人类历史大趋势的视角认定人类社会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同时,必须在当今世界剧变中把握当今时代脉搏,认清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的主流现实、基本特征、总体态势和中心问题、战略任务。因此,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冷战后表现出和平与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的背景下,既要坚信这一过渡终将完成,又不能否认这个历史“大时代”在当今世界的演进表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要承认这一过渡在现阶段及可预见的将来采取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方式,不能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方式和手段去促成这一过渡的完成,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总之,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今时代无疑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给这一存在了近30年并总体上可望持续下去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应有的“名分”,既符合当今世界主流现实和时代基本特征,也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把握仍然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4、结语

大变革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当今世界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主要方面,而大变局是次要方面。在充满机遇和挑战但机遇总体大于挑战的当今时代,既不能只看到机遇而过于乐观以致忘乎所以,更不可只看到挑战而过于悲观以致失去前进的动力和信心。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理论引领和行动纲领,努力化挑战为动力,变机遇为成就。

虽然当今世界各种新旧矛盾错综复杂且趋于激化,世界很不安宁,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没有改变。换言之,“全球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依然没有改变,而且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密切关注世界剧变及其趋向并适度未雨绸缪的同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和平发展战略定力,不惑于暂时乱象,不为一时一事所扰、所动,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非常必要且极其重要。世界局势越是趋于动荡,中国越要坚持和平发展时代观和和平发展战略;世界局势越是进入十字路口,中国越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引领世界走上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中国和平崛起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不仅有赖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持,而且有赖于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有赖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科学定性。40年来,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为基本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今天,作为世界大变革的首要推动力量和当今世界的主要战略力量之一,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符合中国最高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愿望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支持与贡献。倘若中国放弃这个科学判断和战略选择,沿袭“国强必霸”的传统国际关系逻辑,势必与剧变中的外部世界形成恶性互动,不仅中国和平发展必将功亏一篑,而且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命运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在世界剧变中,中国更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继续推进和平发展战略,继续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邓小平说过,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科学认识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确立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中坚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观的同时,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20世纪初以来世界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进行三阶段划分,由此确立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性质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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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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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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