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 段雨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军事支出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军事支出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作者：赵峰 段雨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扩大军事支出来吸收过剩产能，增加有效需求虽然暂时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延缓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不断扩张的军事支出不仅挤占了生产性部门的资源、限制了福利支出的增加，还造成了支出成本由工人阶级承担同收益由垄断资本占有之间的矛盾。军事支出的增加不但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矛盾再生产出来，扩大矛盾的范围、深化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随着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性质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在生产和消费上表现为由于规模经济和生产成本的降低，社会过度积累产能趋于增加，但有效需求不足使得产能的吸收也日益困难。同时，垄断资本以更快的速度集聚，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也不断加重。矛盾的深化会使经济陷入停滞甚至是危机当中，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在此情况下，对外经济扩张和控制海外市场成为垄断生产者的必然选择。开拓国外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可以提高总需求增长率减少过剩产能，还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稳定国内劳资关系。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活动需要大规模军事支出的支持。

历史事实表明，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军事支出大幅增加，远超住房、教育、医疗等其他支出。以美国为例，如表1所示，在二战之前，美国军事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以下；随着战争的进行，军事支出占比逐渐增加，但是在二战后，军事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回落到二战前的水平，而是较二战前有了明显提升。二战后至19世纪70年代滞胀发生的时期，年均军事支出占GDP比重为8.6%，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军事支出占比为3.7%，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大规模军事支出已成为其财政支出的一大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正是在二战后，美国经济逐渐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实现复苏和繁荣，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愈加稳固。

庞大的军事支出和美国经济崛起之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为何资本主义政府会如此偏爱军事支出而非住房、教育、医疗等其他支出？庞大的军事支出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并没有对军费支出进行具体分析，与战争相关的活动只是被简单地看作经济危机的衍生物。列宁曾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角度来分析军事扩张，提出

【“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大的军事支出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的持续关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都对军事支出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论述。[2]奥康纳认为军费支出由垄断资本的需要和垄断部门的生产关系决定，产能过剩会对政府产生压力，迫使政府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是唯一一种与促进经济稳定、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政局稳定目标相容的国家财政支出方式。[3]巴兰和斯维齐认为，与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相比，用于军事部门的支出在生产过程中只吸收剩余，而不产生剩余，在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的扩张，推动了技术进步、生产率的增长、失业率的降低，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危机和崩溃的趋势中立化。[4]诸多经验验证工作也由此展开，但由于不同研究选取的国家、时期、方法各异，所得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研究结果表明，军事支出能够降低失业率、阻止利润率下降、促进经济增长，也有研究发现军事支出拖累了经济增长，还有研究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5][6][7][8][9]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军事支出与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希望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军事支出的特征、财政来源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揭示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暂时缓和基本矛盾、促进资本积累的军事支出最终是如何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研究军事支出的特点和财政来源，分析为何是军事支出而不是其他财政支出能对经济产生如此效果以及军事支出的财政来源；第三部分从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及一般利润率的角度分析军事支出的直接经济影响；第四部分探究为何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军事支出的扩张只能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不但无法根本解决矛盾还会使经济陷入依赖支出扩大的循环之中的根本原因；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军事支出的特点和财政来源

奥康纳提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具有双重使命，一是通过社会资本支出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积累；二是进行社会费用支出以减轻资本积累过程中私人生产带来的外部性，保证其执政的“合法化”。无论是促进资本积累职能还是稳定社会秩序职能，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财政支出方式来执行，而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也不同。[10]军事支出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对经济能够产生何种影响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特点，对于军事支出的特点和财政来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军事支出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一）军事支出的特点

为何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偏爱通过军事支出，而不是住房、教育等其他公共支出来促进资本积累呢？因为与其他公共支出相比，军事支出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对于政府来说，军事支出易扩张、易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容易被接受。军事支出的易扩张性体现在军事产品通常消耗快、贬值快，军事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需要不断更新，因此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而一般的社会支出，如住房、城市建设都具有耐用性的特点，投入后消费慢、贬值慢、更新周期长，进一步投资受限。[11]军事支出的易控制性体现在政府对军事支出有很大的话语权上。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支出项目，会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往往需要经过多方论证才能实施。在经费投入使用后，政策效果易于评估，受到的监督和质疑也会更多。但军事支出由于专业知识壁垒和信息不对称，民众难以对军事支出的效果进行评价，也难以有足够的信息和证据来质疑政府的支出决定，政府对军事支出的增减拥有绝对的话语权。[12]另外，帝国主义有对外扩张的趋势，军事支出作为对外扩张的保障，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非常重要。[13]

第二，对私人企业来说，军事订单直接提供了高需求和高利润。一方面，军事产品通常消耗快、贬值快，生产军事产品的技术和工艺也需要不断更新，因此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而一般的社会支出，如住房、城市建设都具有耐用性的特点，消费慢、贬值慢、更新周期长，在一定时间内，需求上升有限。并且，军事生产创造出的使用价值，并不缩减或威胁民用部门所生产的任何商品市场，甚至还保障了某些商品销售的长期扩张。[14]另一方面，军事订单的价格和利润率是由国家和行业之间的直接谈判设定的，接受订单的企业通常可以获得比竞争市场上类似活动更高的利润率，对私人企业十分有吸引力。[15]

第三，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说，军事产品的生产能够将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机制扭曲”降低到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程度。政府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在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同时，会出现和私人部门抢市场、劳动力，挤出私人投资，降低私人部门利润率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干扰原有社会结构和再生产关系。但军事产品既不供应市场，也不依赖市场吸收其产品，能将对私人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结构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四，军事支出是促进技术革新加速强有力的刺激剂。[16]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产品和新技术，拥有高技术的军事部门在向非军事部门提供技术方面的作用逐渐扩大。经济中一些发展迅速的产业（如电子计算机产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的扩张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不断扩张的军事科技部门。许多国家都曾通过主动扩张军事部门来促进技术进步和扩散，例如18世纪末，普鲁士曾将国民预算中70%以上的部分用于军事部门，来改善私人部门在采纳和开发新技术上的落后。另外，在日本，一些实业家仍然认为重整军备是提高私人部门技术水平所必需的。[17]

基于军事支出的上述特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反对军事支出，相反，支持对外扩张的集团和有能力拿到订单的企业还会支持扩大军事支出。

（二）军事支出的财政来源

垄断资本主义下军事支出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那么政府通过何种方式来保障军事支出的资金来源呢？政府增加预算支出筹款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开办国有企业获得利润，以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支付；二是以国家未来税收为担保发行债券或借贷；三是提高税率或者开征新税。

政府创办国有企业是为了确保私人部门能够实现利润，许多国有企业在创办之初就被要求实现收支平衡，也就没有创造利润。即使有些国有企业实现了盈利，利润也被用来帮助私人资本获取盈利，或者限制于国有企业的再投资过程中，无法向私人部门扩张。因此，虽然国有企业的建立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但无法在财政上给予政府实质性的支持。

国家发行债券或借贷的目的和结果与创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和结果相似。与私人为了增加利润而借贷不同，国家借贷通常一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财政和货币计划权，二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支出或社会费用支出来提高私人获取利润的能力。另外，债务的偿还还要依赖于稳定的税收。因此，此举也无法直接、有效地为国家财政提供支持。[18]

提高税率或者开征新税是政府支出最主要的来源。税收由于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被占据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广泛接受。为了刺激积累，资产阶级国家的税收活动通常不会损害资本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垄断资产阶级要缴纳的许多税收（如公司所得税、赠予与所得税、商业房地产税、企业工薪税等）通常被资本家或巧妙避开，或转嫁给消费者和工人。税率和税收结构的调整越来越有利于资产阶级获取利益，而这都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和小企业主阶级的剥削之上的。实际上，为支付增加的军事支出的赋税压力大多落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以降低自身生活水平为代价，不仅维持了作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军队的运转，还为进一步拓宽资本积累领域提供了保障。[19]

三、军事支出的经济影响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军事支出不单单是一种政治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长期无力吸收它所产生的过剩产能，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关注点也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转向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刺激需求、创造和扩大市场、提高利润率日益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20]军事支出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种手段，通过如下两个途径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

（一）缓和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展开，表现为既产生生产过剩的压力，又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军事生产过程具有吸收剩余而不产生新剩余、对私人产品需求量大的特点，能在吸收过度积累的产能、缓解供给过剩压力的同时直接形成对社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一方面，军事支出能够吸收过度积累的产能、缓解供给过剩的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吸收过度积累的产能主要有三个途径：资本家消费、资本家投资和“浪费”。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高利润份额的垄断企业消费和投资积极性不足，日益增长的剩余并不能通过私人渠道被吸收。“浪费”的部分包括为销售而做的努力（如广告）、政府为私人而进行的支出（如公共交通建设、教育）以及军事支出三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于军事支出的部分，这部分不仅消化剩余最多，还有提高资本家利润率、降低竞争程度、减少失业、防止经济发展停滞的效果。军事支出能够产生如此令人满意的效果关键在于军事部门在吸收其他部门剩余（资金来源于国家对其他部门的税收）的同时不产生新的剩余。军事部门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取代并扩大生产手段和已使用的劳动力），也不与这些因素相互交换，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都没有贡献。有学者认为军事部门更接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第三部类，曼德尔也形象地称之为“生产破坏手段”。[21][22]在缓解国内过度积累的同时，军事开支下的军事扩张还能将剩余的货币、资本运送至国外，在新的区域创造新的生产力。[23]

另一方面，军事支出直接形成对社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生产能力处于充分利用的状态，政府从社会总产品中取走的任何部分，都要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巴兰、斯维齐、卡莱茨基等都认为由于私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通常无法形成足够的“有效需求”，劳动力和生产设备总是处于非充分利用的状态。这意味着，这些闲置的资源若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不仅能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还能生产出额外的剩余，有助于维持低失业率和实现足够的增长率。若政府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需求，则能够在不侵占公民收入的同时增强自身对劳务和货物的支配能力。[24][25]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根据前文对军事支出特点的分析，军事支出无疑是最理想的支出方式。首先，军事产品（如枪支、弹药）不耐用，损耗快、折旧快，因此能产生源源不断的需求。其次，军事产品技术更新快，产品的更新通常也要求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同步更新，提高了对机器设备和固定资本的需求。再次，军事支出的多少由资产阶级政府决定，既不受人们的购买力的限制，也不受经济波动影响，能够形成稳定的需求。最后，军事支出支持下的对外扩张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产品市场，同时为争夺资源而形成的各国间“军备竞赛”，反过来又会稳定国内对支出的需求。[26]军事支出在刺激有效需求方面的表现被卡莱茨基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27]

（二）延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马克思提出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对利润的追逐是决定资本主义动态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考虑军事支出对利润率的影响，我们不禁想知道，在考虑军事支出后，这一规律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长期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逃脱的命运，不以军事支出的大小而改变，但军事支出能暂时缓解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因此，本部分我们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来分析军事支出影响短期利润率下降的机制。

第一，军事支出直接延缓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首先，军事支出给订单接收部门带来了较高的利润率。军事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是通过国家和行业之间的直接谈判设定的，使得获得军事订单的公司可以获得比竞争市场上的公司的类似活动更高的利润率。[28]其次，军事支出能够提高其他部门的利润率。卢森堡提出，军事支出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其关键在于支出的用途。当军事支出用于支付军事部门官员以及正规常备军的工资时，工人消费需求的减少会和军事部门官员消费需求增加相抵消，不会对社会再生产造成任何影响，社会总需求和一般利润率都不会发生改变。但当军事支出用于制造武器时，将会建立现代工业产品的安全市场，增加社会总需求，并提高平均利润率。[29]再次，通过向工人阶级征税来支持不断扩大的军事支出的做法降低了劳动力价值，使得进行军事支出后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高于军事支出之前的水平，进而提高了平均利润率。[30]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寻找到了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如钢铁、煤炭）的垄断占有，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加工工业的统治关系，提高了利润率。

第二，军事支出通过延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地延缓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军事支出延缓了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有研究认为军事部门是资本密集的，并且随着战争和武器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军事部门会朝着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发展。因此，军事支出的增加会对平均利润率产生向下的压力。[31]但同时有学者认为将所有类型的军事支出一概而论显得有些片面，军事支出所涉范围很广，不仅涉及武器生产，还包括人员支出、军队建设支出、研究与发展支出、日常运转维护支出等，在考虑这些支出后，军事部门就呈现出劳动力密集的特点了，对于缓解利润率下降有积极作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诸多研究的支持。[32][33][34]

同时，军事部门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外溢促进利润率的提高。二战后很长时间，军事支出不但是解决剩余资本和需求不足问题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更为重要的还是促进技术革新加速的强有力的刺激剂。[35]军事产品生产过程中不断的技术革新加速推动了机器设备的重置速度，反过来也提高了使用中的固定资本的替代速度，缩短了固定资本的周转期，从而提高利润率。[36]另外，随着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愈来愈社会化，军事部门研发出来的一些新技术在直接降低应用部门的成本的同时会产生外溢效应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中去，并刺激提升这些部门企业的竞争力和边际利润率。[37][38]

四、军事支出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军事支出表现得好像是一个兼具有效性和私人生产中性的政策工具，能在不损害私人生产和维持再生产过程中基本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吸收过剩产能、增加有效需求、延缓一般利润率下降。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军事支出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能根本地解决它，最终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矛盾再生产出来，扩大矛盾的范围、深化矛盾。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军事支出就是不可避免的。[39]

第一，军事支出造成了成本社会化与收益垄断集团占有之间的矛盾。军事支出作为一种为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私人积累的公共产品，其成本应由社会成员共同承担，产生的收益也应由社会共享。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军事支出带来的利益被垄断利益集团占有，不仅不能做到收益社会化，资产阶级政府还通过间接税的方式将军事支出的成本转嫁给工人阶级。一方面，由于军事生产存在信息不对称、效果难以评价等问题，国家和民众无法遵循成本—收益分析，选出效率最高的企业；同时，垄断资本还常常通过兼并、暂时合资等方式来排挤小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据奥康纳的研究，军事采购比其他政府经济活动更集中，能够拿到大额军事订单的都是固定的几个大型垄断企业，高额的军事生产利润由此落入垄断资本家的口袋中。[40]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间接税为基础的赋税结构，将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军事支出费用转嫁给了工人阶级，造成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降低。在美国历史上，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为了不影响国会对国内其他项目的拨款，采用通胀性筹款方式，将国家债务货币化来为军事支出筹款，最后还是由人民买单。[41]垄断资本将越来越多的成本和费用社会化，却没有将利润社会化，军事支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家和国防部门一起用社会成本来为垄断资本谋利益。[42]

第二，军事支出造成了政府促进积累的出发点与掠夺资源的结果之间的矛盾。政府扩大军事支出的出发点之一是促进私人资本积累，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掠夺非军事部门和其他政府支出资源的结果。卡尔多（Kaldor）发现美国在和平时期增加军事合同数量主要是为了挽救一些衰退的主导行业中面临崩溃的公司。军事支出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内部转移：一方面，从生产性行业转移到非生产性行业，另一方面，从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如住房、教育、医疗）转向军事支出。[43]不仅造成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不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还减少了生产性行业可获取的资源。莫斯克夫斯卡指出，民用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扩张依赖人民的购买力的提高，而军事支出产生的资源掠夺，限制了民众的购买力，使民用工业的发展由于缺少有效需求而受到阻碍，从而加速了经济下滑进程。[44]

第三，军事支出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与长期加重基本矛盾之间的矛盾。短期来看，军事生产能够吸收过度积累的产能、提高有效需求、延缓利润率下降，缓和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但这只是暂时的、表面的，长期来看，军事支出不仅无法彻底解决矛盾，还会扩大矛盾范围，使矛盾愈演愈烈。扩大的军事支出下，一面是获得了军事支出收益的垄断资本不断地壮大和集中，另一面是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和沉重税收负担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结果，经济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而民众不断降低的购买力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二者之间的差值会越来越大。为缓解矛盾，政府只能批准更多的军事支出，如此循环往复，资本主义经济会越来越依赖政府军事赤字开支，通过这种“外部补贴”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矛盾再生产出来，扩大了矛盾的范围、加深了其深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埋下了种子。而随着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和产量普遍增加，各国之间对出口市场的争夺越来越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依靠军事扩张来获取竞争优势地位的方法将难以为继。[45]

第四，军事支出初期可控与后期易增难减之间的矛盾。政府对军事支出增减拥有较强的话语权，是最初政府选择军事支出作为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军事支出职能的发挥，军事支出呈现出易扩张、难缩减的特点。一方面，高利润率的军事订单增强了接受订单的垄断资本的力量，毫无疑问，垄断资本会寻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票是政治权力名义上的来源，而金钱是实际来源。[46]当政府计划扩张支出时，垄断资本会大力支持，但当政府计划缩减军事支出时，既得利益集团在自身利益要受损时必然会频频设障，阻止政府削减军事支出，甚至有利益集团为了政府投入更多的军事支出故意夸大冲突、制造冲突。[47]另一方面，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的扩张导致了“军备竞赛”，结果各国争相扩大军事部门，进行军事研发与制造。正如卢森堡所言：

【“军国主义生产规律地、渐进地扩展，似乎取决于资本本身发展的意图，但实际上则是依赖于资本所不能控制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48]】

军事支出带来的这些现象，生动地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矛盾的社会，军事支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矛盾的要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军事支出是必要的，但是它的经济后果却破坏了它原本所要保护的东西。正如曼德尔所说：

【“最终，持续的军事支出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任何基本矛盾，并且也不能排除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危机的任何压力。甚至它暂时缓解这些压力的方式，都要以有损于其他领域的方式发生。军事生产本身折射出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基本特征：努力奋斗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使不变资本费用廉价、缩短资本的周转期以及完成剩余资本的增值。”[49]】五、结语

军事支出的快速扩张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重要现象，军事支出不单单是一种政治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尽管军事支出能够吸收过度积累的产能、缓解供给过剩压力，直接形成对社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暂时延缓利润率下降，但它并不能根本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会增强政府对军事支出的依赖，扩大了矛盾的范围、深化了矛盾，终将加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

军事支出的增加是垄断资本主义为缓解其基本矛盾的挣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拥有制度优势。第一，军事部门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不仅能实现军事部门的利润全民共享，还能通过制订合理的军事支出计划对军事支出进行有效监督。第二，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将军事支出与国家经济发展更好地协调起来，处理好长期与短期中军事发展、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避免军事支出超出正常需求的范围。第三，在建设现代化体系过程中，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能够有效地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强军事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科技信息交流、科研资源共享以及技术扩散，提高民用工业的科技水平，降低民用部门研发成本，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因此，在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加强军备道路时，我们不用过度担忧，仍应坚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自身实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发展。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2]详见George M.Georgiou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litary Expenditure”(Capital and Class,1983)中的相关论述。

[3]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

[4]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94-202页。

[5]Adem Y.Elveren and Sara Hsu,“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Profit Rates: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Metroeconomica,2016.

[6]GeorgeM.Georgiou,“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the Rate of Profit:Some Empirical Result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2006.

[7]Kaldor,“The Role of Armsin Capitalist Economies”,Mimeo,1976

[8]Christos Kollias,“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the Profit Rate in Greece”,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vol.14(2),(February2003),pp.117-127.

[9]Ron Smith and Paul Dunne,“Is Military Spending a Burden:a’Marxo-marginalist’Response to Pivetti”,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8,no.5（October1994）,pp.515-521.

[10]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11]James M.Cypher,“Critical Analyses of Military Spending and Capitalis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vol.11,no.3（Jul.-Sep.1985）,pp.273-282.

[12]Michael Reich,“Dose the U.S.Economy Require Military Spending？”,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72.

[13]Kidorn,M.,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London:Penguin,Revised Edition,1970.

[14]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2页。

[15]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16]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17]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6-147页。

[18]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 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9、176-177页。

[19]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页。

[20]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5-109页。

[21]John A.Miller,“Military Spending and Economic Crises:A Comment on Gottheil and Riddell”,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0,no.2,（Winter,1987/1988）,pp.310-317.

[22]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3页。

[23]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62页。

[24]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38页。

[25]Michal Kalecki,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London: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1.

[26]Kidorn,M.,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US:Penguin,Revised Edition,1970.

[27]Michal Kalecki,Studies in Economic Dynam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3.

[28]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29]Luxemburg,R.,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1.

[30]GeorgeM.Georgiou,“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litary Expenditure”,Capital and Class,1983.

[31]Gottheil,“Marx versus Marxists on the Role of Military Production in Capitalist Economie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8,no.4,（Summer,1986）,pp.563-573.

[32]Tom Riddell,“Marxism and Military Spending”,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8,no.4,（Summer,1986）,pp.574-580.

[33]Defense Budget Project,“The FY1986 Defense Budget:The Weapons Buildup Continues”,Washington,D.C.: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85.

[34]James M.Cypher,“Military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 Comment”,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0,no.2,（Winter,1987/1988）,pp.304-309.

[35]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

[36]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

[37]James M.Cypher,“Military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 Comment”,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0,no.2,（Winter,1987/1988）,pp.304-309.

[38]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2页。

[3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40]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5页。

[41]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43页。

[42]Michael Reich,“Dose the U.S.Economy Require Military Spending?”,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72.

[43]Kaldor,M.,“The Role of Armsin Capitalist Economies:The Process of Overdevelopment and under Development？”,in Carleton,D.,Schaerf,C.（eds）,Arms Contro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London:Croom Helm,1977.

[44]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45]罗伯特·布伦纳:《繁荣的泡沫》,王升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46]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 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48页。

[47]R.P.Smith,“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Capitalism”,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no.1(March1997),pp.61-76.

[48]Luxemburg,R.,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1.

[49]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2页。

【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段雨晨（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