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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正本清源——析美国抹黑中国的多重逻辑

2018-12-09 19:29:05 作者：杨承训评论：字体大小 T T T

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用“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图谋，在理论上必须正本清源。

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正本清源——析美国抹黑中国的多重逻辑

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用“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图谋，在理论上必须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分两个层次：一是揭示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作用，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典型的高端形态；二是扬弃“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用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私人资本，由列宁提出、毛泽东丰富和运用成功，在中国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美国此时抹黑中国也有两个层次：一是以荒谬的逻辑歪曲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对外开放，把垄断专制加在中国头上，而虚伪地标榜自己为“自由市场经济”样板；二是极力推进其真实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和实施霸权主义，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我们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逻辑应对、挫败其以“国家资本主义”欺凌、统治世界的垄断逻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大逻辑）指导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正本清源——析美国抹黑中国的多重逻辑

近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又老调重谈，以“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妄图达到一石三鸟的图谋：亵渎中国对外开放、渗透颠覆意识、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朗普首席顾问竟然说它的“最大的威胁是国家资本主义”。其论点荒谬绝伦：编造事实、歪曲理论、混纂逻辑。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出自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列宁，成功实践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这里存在两个双层面：科学理论的双层面；美国逻辑的双层面。为彻底廓清真相，有必要对这一理论正本清源，揭穿美国抹黑逻辑的荒谬性，挫败它的真实逻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任务。

“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高端形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20世纪初，列宁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此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又加以扬弃，借用这种形式改造资本主义经济。

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端形式。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贡献是揭示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演进规律和特征，写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他说：“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②]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③]

在研究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时，列宁特别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形成一种新的力量或者说新的经济形式，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高端形式，它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列宁研究了这种经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早在19世纪后期，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出现了国有企业，首先是邮电业由国家统一经营，尔后扩展到一些军工企业，进入20世纪形成一些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国有企业。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快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突起，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④] “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某些民族的改良”，[⑤]以适应实际生活的要求。如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实行辛迪加化（联合成为大公司）等等。这样，就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从一般垄断变为国家垄断，实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又一次调整，从而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

按照列宁的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目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⑦]它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不断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的过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⑧]他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英、俄、美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以及当时实行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从中也发现了可以为无产阶级利用的形式和经验。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垄断组织与政府实行“个人联合”，通过这种方式与国家建立联系。垄断企业为了摆脱危机，并凭借政府的力量谋取高额利润，纷纷收买国家官吏，使政府官员在垄断组织中任职成为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在德国，各银行和各公司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列宁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描述的这一情况：垄断企业“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⑨]通过这种个人联合，垄断组织与政府间的联系或融合日益密切。垄断组织在凭借国家力量渡过危机、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实现了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过渡。

（2）通过企业国有化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往往是战争期间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又一方式。如德、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与军工生产、战争相联系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工业国有化。列宁重点分析了德国通过国有化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当时的德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本，资产阶级“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⑩]因而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虽然“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11]战争期间，工业国有化首先在德国得到发展，然后其它国家如英国、俄国也相继实行。除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外，垄断国家还直接投资兴办国营工业、铁路等。战争期间，主要是兴办与军工生产、战争相联系的企业，如俄国的官办铁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工企业等。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统计监督的方式，统一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调节社会生产和分配。如英国和德国“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德国强迫实行辛迪加化，法律责成同一地方或全国某一行业的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俄国的糖业辛迪加把许多设备良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组合。它“早在沙皇时代就已经处于‘国家’（也就是为资本家效劳的官吏）的监督之下了”。[12]

此外，不少国家采用建立各种组织的方法，将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以集中使用人民的力量通过垄断企业与政府间的“个人联合”，国有化和有关监督调节措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大发展。不仅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国家在调节、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国有企业或大量增加，或转归私有，但国家通过种种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一直呈增强趋势。

既然国家垄断是资产阶级不得不适应社会化高度发展的要求所做的调整，因此，它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和调节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方面，它调节社会经济，起到宏观调控的某些作用。

不过，总体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扭曲，它由大资本巨头（尤其是金融资产寡头）利用国家机器抑制市场交换、流通和资源配置机制，加速资本的集中。迄今为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国有经济一般占10%左右，有的国家占40%以上；更严重的是利用国家力量控制市场，利用信息手段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市场混乱；以偏斜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畸形发展，特别是加速经济虚拟化。由此而来，形成经济危机的新特点。以前的经济危机多为规模小、时间短、影响面窄的危机，而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势形成以后，不仅发生几年一次的小型经济危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发生十几次这类危机），更突出的是发生大规模、长时期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如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 2008年-201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而美国正是两次大型经济危机的策源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为大垄断资本巨头更需要国家机器之力，乃至控制整个社会。这种趋势连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相继出现（至今在一些独立了的原殖民地大国还有它的影子）。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四大家族控制、占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大体控制整个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但这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带有鲜明的买办性、封建性特点，又受国外大的垄断资本控制、联合、供给，成为制约本国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羁绊。现在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十分发达，其国家机器不仅垄断全国，而且垄断全球，到处以国家力量推行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可以说，美国才是真正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控制全国全球的市场和经济政治（下面还要具体分析）。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私人资本的一种形式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用非剥夺的方式改造旧的私人资本企业。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强大的政权和公有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成功的条件是私人资本能够接受改造（虽然多数是被迫的）。实践结果在苏联未获成功，因资本家拒绝接受，中国则获得成功，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奇绩。

追溯历史，列宁最早产生这种想法，也是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现的。他在1916年准备写《关于国家的作用》（未完成）一文的材料中，特意写了这样一句话“论国家资本主义。很有意思。实际上可以公开。”[13]这是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创新。他说：“以前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14]

列宁特别强调能够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他说：“以前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内，政权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定范围的资本主义”。[15]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16]

这个论述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第一，凡是国家资本主义都与一定的政权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资产阶级国家支配，为那个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则为无产阶级政权相联系，受无产阶级国家所支配和控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17]第二，这种资本主义不能任其自发地无限发展，而是要受定的限制，受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调节。列宁比作是汽车，由无产阶级政权掌握着方向盘，决定它的方向、道路、发展速度、活动范围等等。第三，由以上两点决定了它的性质，按照列宁的说法，“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金钱，而是社会关系，”[18]决定这社会关系性质的不是它的形式和外壳，而是它的内容，最关键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不同，就决定了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一新政权有意识地利用和组织的，它虽然仍带有资本主义的特性，但是用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又带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可以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成为我们的助手”。[19]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在革命胜利前，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这是他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最直接的历史基础。垄断资本建立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垄断进一步发展则变为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阶段在1918年春天，着手进行建设的3个多月。在实行大企业和银行国有化的同时，列宁曾想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中小资本和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实行无所不包的计算或监督。当时，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五种成分之一，比作由资本主义成分通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站”。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指责说：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危险”，是“布尔什维克向右转”。列宁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专门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他辛辣地讽刺“左派”：“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不过，当时尚缺乏实践经验，列宁的思想还未充分展开。

第三阶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已经成熟。1921年3月，在组织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中，列宁重新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接着，在《论粮食税》和其它著作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22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又对此展开争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林、施略普尼柯夫等人重弹“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老调，列宁在同他们的辩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全面地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实行的必要性、具体形式和具体政策，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和阶梯，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内容之一就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为了澄清党内的种种糊涂认识，列宁在理论上多次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明确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有：租让制、合作社、代销商、租借或租赁企业，此外，国家还允许私人办小型企业。

1921年后经过两年的实践，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又有新的变化，集中地表现在1923年1月他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他把合作社从国家资本主义中划出来，认为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了。

列宁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一再指出，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新的范畴。它“不是资本主义下有过的那一种，而是新的概念，因为是新的现象。国家=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它凝结成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20]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和其它客观条件，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苏联没有继续推行下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有创新，并获得成功。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是：第一、社会主义有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家资本主义采取三种逐步过渡的形式，即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公私合营，最后以国家付“定息”的办法赎买，使之变为全民所有制。付“定息”是每年拿出其总资产的5%，20年完成。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21]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成功，具有世界意义，找到了一种和平改革的新形式，但是有条件的。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就不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通过正本清源，从列宁到毛泽东创造和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于实际，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不同（只是批判地借鉴一些作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迥异的两回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无关系。把两种概念混淆起来，是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篡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美国“国家资本主义”双重逻辑：黑化中国以垄断全球

在弄清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之后，我们再来剖析美国用“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的逻辑。全面看，美国在这方面存在两类逻辑两个层次：一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击，一类是它本身演化和实行的自身逻辑。这两种逻辑既是两条线，又是同根生，有着内在的联系。

前一种逻辑编造的本身是混乱的，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概念。用通俗的话说是“贼喊捉贼”。它本身是最高层次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到世界垄断，而又偏偏说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把“国家资本主义”帽子戴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是用国家“垄断”的市场。

第一，它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为“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本质还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南辕北辙。以往，过渡时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时，经济上也是公有制居领导地位，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政治都处于大垄断资产阶级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政治上更加优化了人民民主制度。他们给我们带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无非是要把我们纳入资本主义范畴，曲解我们的根本制度，完全是有意黑白颠倒，有意在全世界范围内亵渎我国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里需要特别明确，世界上国家所有制有多种多样，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过一定的国家所有制，但其性质由国家所决定的，因所有者是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政权。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私人资本特别是大垄断资本家服务的，有的是直接服务，有的是间接服务，制约市场经济运行，将剩余价值大部分以各种渠道交给资产阶级分享（因有不同阶层派别、分享多少会有不同），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总体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环境条件）。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属全民所有制，为整体劳动人民提供财富，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和整体基本制度的主体。美国的喉舌以“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是故意混淆国有经济的性质区别，而我们必须泾渭分明地区分二者的性质。

第二，他们把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统一）同市场经济混淆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衡量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说我们是混合的市场经济。从根本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仍是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社会制度所共有的，而且可以互相融通，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基础是所有制关系）为判断市场经济性质的社会标准。所以，要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从根本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像油与水一样不能融合。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则明确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市场经济的结合，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是交换关系，个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在西方则是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第一主体”。邓小平早就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关系，也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泰国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22]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一种陈旧的观念，而美国的一些人还顽固地把它作为圭臬，最害怕、最忌讳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他们笼统地把我国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混在一起，就是歪曲、否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造理论混乱，根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第三，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歪曲为由“国家垄断”，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即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也是黑白颠倒。美国标榜自己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样板，实际上是有大的资本巨头直接的或通过政府垄断市场（下面将详细分析），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强调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确定“放管服”的政府功能定位，正是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绝不是什么“垄断市场”，也不是无政府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几乎从来未有）。由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是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特别是国防，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贯彻，而不属于垄断市场的范畴。因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某些垄断现象通过改革已基本纠正。至于国有企业为贯彻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采取的一些保证措施，如对关系人民健康产品的价格、关系安全产业的专控、重大科技创新攻关等等，是完全必要的，连西方在某些方面也不得不这样做，美国则更严厉。但它对真正严重危害人民社会和社会稳定的产品，却放任自流，枪支买卖的自由是典型的痼疾，意在全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最坏的市场。由此可见，他们诬蔑我国是“国家垄断的市场经济”完全是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从历史和现实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维护公平、正义、平等竞争、稳定有序等，并且逐步治理完善，更重要的是突显社会主义本质，大力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两极分化和少数人垄断）。

以上诸点充分表明，美国用“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别有用心，理论荒谬、逻辑混乱。其目的在遏制中国，扫除最大的障碍。它的真实逻辑（它发展和运行的逻辑）乃是以自身的高端“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它的国内整体经济，进而垄断全球政治经济，用他们话说就是美国再“领导世界100年”（奥巴马）、“美国优先”（特朗普），充分显示帝国主义新特征。对此逻辑我们要从经济历史分析加以揭示。

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看，大抵经过四个阶段：（1）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前后大约300多年），其生产力的技术基础是手工工场方式；（2）自由资本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其生产力基础是机器为中心的初级工业化即产业革命的扩展，金融经济初具规模；（3）金融与产业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包括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其生产力基础是电气化、石油化为支撑的规模化工业经济；（4）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中叶以后，已70年），其生产力基础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手段，而与信息技术结合的金融资本同实体资本脱离得越来越远，以美国主导的高度集中、超级虚拟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剥削全世界，导致泡沫经济破裂的世界大危机（2008-2012年）。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已进入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美国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心。主要特征由原来的列宁概括的五个变为现时的七个：（1）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前曾有两霸相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2）美国以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实施史无前例的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形式；（3）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世界各国；（4）垄断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与连锁性；（5）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6）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威胁与空间技术控制全球，美国军事力量布满大半个世界，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7）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竭力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这七个特征中基础是其经济本质，即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互相联通，互相支持，形成一个强势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这些特征及其综合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不完全具备的，并且逐渐使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强势由顶点转入下坡路。

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列宁说过：“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3]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不平衡表现为美国以绝对优势在全球推行他的统治和剥削。19世纪前，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其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从中渔利，二战结束时它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20世纪70年代又与黄金脱钩），使之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和贸易，控制了欧洲（“马歇尔计划”）及其他战略要地。当然，与此同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之对立；原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美国又利用自身的强势，试图用武力征服新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还称之为民主国家），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相继失败。不久便与苏联以冷战对峙，形成两霸相争的局面， 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取得独霸世界的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并大力推行它的“民主”模式，使得多数国家都陷入党派相争、不断竞选的政治圈套，还制造了不少局部战争。可见，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奴役”加“捣乱”（让世界不得安宁）。

然而，历史的嘲弄是在他们欢呼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之际（1991年），却在20世纪初发生两大事端打破了美国独霸世界的美梦：一是它自身的矛盾使之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十年缓滞，削弱了自己，也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复杂化；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同一时期内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所有国家（现在等于日德英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形成世界孤立霸权主义的一个趋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使它焦虑变态。这就是它发动贸易战的历史缘由。

形势迫人，使得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矛盾指向中国。于是两种制度博弈的重点选择了经济领域，科技创新就是争斗的节点。美国利用它的经济政治力量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制裁，俨然成为世界的教师爷。经济制裁仅次于战争，但对中国又无多大作用，便选择了更加强势的最大规模贸易战。贸易战和经济制裁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施行的最高段手段。这就是由垄断全国到垄断全球的真实逻辑之继续，而为掩盖其自身霸权主义图谋又“贼喊捉贼”，用“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使两种逻辑合一。

运用中国对外开放正义逻辑应对美国“国家资本主义”霸凌逻辑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称：中国注定失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评白皮书回答，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逻辑。革命势力的逻辑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逻辑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24]时间过去了近70年，这两种逻辑的主旋律基本未变，只是具体情节、方式有所调整。人民建设新制度的逻辑应为：发展，曲折，再前进，再发展，直到全面胜利（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间也有失败，就是苏东剧变）。逆历史潮流的美国垄断势力的逻辑仍然未变。它为巩固、强化自己在全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地位，必然不断“捣乱”，又不断失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总结历史经验。

习近平同志科学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大逻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辟新时代。这个逻辑正在同强大的敌对势力争斗中取得的，包括对外开放的迅猛扩大。10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扩大开放，是能否发展、壮大自身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发展的一条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赋予无产阶级政党以超人的观察力和成长力，一方面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暂时强大，一方面分析它不是铁板一块，也不能一手遮天。犹如庖丁解牛，我们可以游刃有余。看到他们虽然强大，但其自身的基本矛盾不断以激化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个矛盾已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大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社会化的矛盾，国内两极分化与世界两极分化的联动，形成多种形式的冲突和掣肘；资本垄断势力同全世界人民构成利益共同体、要求解放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它应对不暇。这就是当年毛泽东分析的三个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广阔的“中间地带”，都在力求自身发展。所有这些矛盾错综交织，就使得暂时较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顺应全球经济社会化的潮流，利用机遇扩大开放，同世界的发展互联互动。美国不是不想在经济上掐死中国，但世界之大矛盾之多，它无法控制得了，而且它本国也需要世界交往。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对外开放的巨大空间。现在世界两大制度的博弈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节点是科技创新的竞富。

从理论说，要有以下几点认识：一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规律向广度深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孤立封闭的发展，资本主义曾靠开拓国际市场加快自身的发展（旨在掠夺剥削），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遵循这个客观规律发展自己（旨在平等交流、共建共享）。“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入、更广泛，各国互相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5]二是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在于“为人类解放”，但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身奋斗，而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成功的方案和榜样，这也是扩大开放的必然要求和效应。三是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尤其是广大新兴国家渴望摆脱贫困，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的世界治理体系，完全符合全球的利益，必然获得世界多数国家人民的响应。四是中国日益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力量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开放、制定正确方略。习近平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今天我们战胜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坚持和创新了以上基本原理。

对外经济两种不同逻辑根植于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大垄断资本主义对外侵略，不可能让受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富裕起来，只能陷于落后贫困，必然遭致多数国家人民反抗抵制；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原则是共商、共建、共赢，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必然受到欢迎，朋友越来越多。以非洲而言，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人口达12亿。四五百年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靠掠夺、贩卖黑奴致富，现在仍然在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新兴国家起来后，他们名义也搞点捐赠，但长期有十亿人口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至今有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近一半人用不上电，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最困难的大陆。正如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所说：“西方人来了100多年，我们的国家还是这么穷，中国人才来了3年就让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比如近几十年来，仅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就在非洲建成铁路及城市轨道10,605公里、公路2800公里，带动效应非常之大，其投资10多亿美元，而采购当地设备及原材料总价值超过38亿美元，缴纳税收超过20亿美元，捐赠、援建等从事公益活动总投入超过8000万美元，累计雇用非洲员工超过45万人次，培养非洲员工超过30万人次。[26]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对世界人民带来发展和幸福的例证。

我们所以如此游刃有余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习近平同志中肯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最大的优势”。[27]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所以我们在世界两大制度的百年博弈中能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进行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极力反对、丑化中国共产党。

最近，正如习近平指出，在新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28]我们不仅能够化解国内的主要矛盾，而且能够抵抗国外的一切风险。现在美国霸凌主义妄图以贸易战争来压倒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徒劳的，表现其虚弱和恐惧，我们有底气有力量有信心战胜它的一切图谋。帝国主义的自身矛盾激化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必然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两种逻辑总结论。

注释：

[①] 《列宁全集》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83页。

[②] 《列宁全集》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③] 《列宁全集》2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401页。

[④] 《列宁全集》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⑤] 《列宁全集》2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347页。（注：黑体字由引者所加）

[⑥] 《列宁全集》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⑦] 《列宁全集》2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353页。

[⑧] 《列宁全集》2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386页。

[⑨] 《列宁全集》2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357页。

[⑩] 《列宁全集》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11] 《列宁全集》2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1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