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让这些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危矣

我们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另一方面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却在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如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和金融开放都属于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论坛那些人大力推动的结果。史鉴使人明智，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有言，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该论坛那些人显然不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这些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危矣！

我赞同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实际上这个论坛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言论基本上都是违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改革的精神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违背习总书记关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讲话精神，攻击和诋毁国有企业。在过去，他们看到国有企业因为各种原因面临困难的时候，就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益；但当国有企业效益好了，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逆流而上的时候，又说国有企业是通过挤占民营经济而发展的，这是罔顾历史和事实的。即以通过创新取得核心技术而论，除了华为等个别股份制民营企业以外，真正有贡献的大多是特变电压、高铁等国有企业。或者可以说，凡是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就很少有成功的；而没有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创新的成果就是相当丰硕的。即使是过去对中国国有企业持有偏见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2015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中也承认：“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发展政策的工具，促进经济增长”，这是过去国际组织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但是，这个论坛的成员没有一人提到在华外资企业对我国民营企业的挤压，更没有人提到外资企业在我国许多重要行业特别是价值链高端占据垄断地位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制，所以我认为，他们并不是中国民营经济或中国民族资本的真正代表，而是买办资本的代表。人民网2017年7月27日报道，据国际商业策略领域资深专家、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米高·恩莱特撰写的《助力中国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研究结果：2013年，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占到我国总资产的59%，在汽车制造业中达到40%，该年度外资工业企业整体占中国工业总资产的比例为22%。又据《劳动报》2017年11月8日报道，记者从上海制造业外商投资大会上获悉，上海运营中的外资企业以约占全市2%的企业数量，占上海市规模以上企业60%的工业总产值、65%的进出口额和33%的税收总额。外资在我国经济中占比如此之大，这是很危险的，难道它没有挤占民营企业的投资机会？我过去一直在讲，如果把外资降低到10%以下，在工业领域将可能腾出大约15%的比例给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的春天就来临了。

但许多民营企业家对外资却从来没有怨言，却专门攻击国有企业，就说明了不少民族资本的软弱性和买办性的本质，而且不少民企还与外资互相勾结，而某些地方政府在这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至于真正从事自主创新的民族企业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例如，芯片行业就是因为合资引进外资，自主芯片基本上得不到资助，资助的都是没有自主创新的合资企业（买办企业），比如上海的兆芯和贵州的华芯通等，以至于中国自主的芯片发展不起来。我们的互联网门户企业都到美国上市，如人工智能企业的百度、阿里巴巴的绝大部分股东都是外国人，这导致我们对其人工智能创新的支持实际上成了对外资的支持。说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这种说法罔顾我国近代史的教训。实际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互相支持的，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矛盾。但是，这个论坛却刻意强调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一些民营企业家在会上也对国有经济大肆攻击，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想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瓜分国有制资产。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论坛反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实际上是要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办大事的优势。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指出，在科技发展上，美国是世界上政府干预最强大和最多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却隐瞒了这种真相，以至于美国学者布洛克将其称为类似于日韩的“隐形的发展型国家”。人们常说举国体制是我国“两弹一星”成功的原因，但殊不知美国也是这种体制，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难道不也是举国体制吗？但美国的这种举国体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人们还不知道的是，美国在战后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来自于另一种新型的举国体制，这就是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为代表的“发展型网络国家”，有人甚至称之为计划体制，而且深入到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层次。就目前来说，美国在制定计划和进行政府干预上比我国做的多、做的强，如若不信，他们可以再读读英国著名学者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揭穿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的神话》，这是目前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一本书。这个论坛的人不了解美国现在的真相，只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本本主义”出发，极力贬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领导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使我国丧失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办大事的优势，任由自由市场特别是资本的力量支配中国经济。在美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是新型的举国体制的情况下，这些人却要我国走自由化的道路，误国误民的性质昭然若揭！

中兴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要反思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中兴事件的爆发是必然的，因为我国在1985年这一年放弃了一直在从事的芯片或者说计算机集成电路的研发。请大家注意，放弃国防工业发展和放弃大飞机也是在这个时候，甚至还要早些。直到2006年，包括芯片研发在内的“核高基”才重新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但1986-2006年决定中国集成电路命运的近20年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错过了，这个教训是何等的沉重！但有几个人考虑过这一点？“核高基”重大专项到2020年就要结束了，但在我看来，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里面很多政策都是支持外资的，支持买办了，存在的问题很值得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要重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个论坛反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就是要阻碍我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向这种发展道路的回归。

该论坛这次会议的目标就是中国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殖民地化。长期以来，这种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变本加厉了。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使我们错过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重大转型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讲中国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向经济，20年过去了，这种转型根本就没实现。这次中美贸易战又给了我们转型的机会，如果听信这个论坛那些人的蛊惑，我们又要失去这个机会了。中美贸易战为中国的这种转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会，美国禁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对我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如果我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把占据我们高端核心产业的美国企业清理出去，给民营经济创造机会，这样民营经济的春天就到来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另一方面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却在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如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和金融开放都属于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论坛那些人大力推动的结果。那么，如何解决这种两张皮的问题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进一步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去谋划经济发展。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对外资没有限制地敞开大门和金融开放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史鉴使人明智，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有言，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该论坛那些人显然不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这些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危矣！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