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传光：警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起点。那么，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必须要回答“问题”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去。当前中国理论研究中“问题”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在调查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中发现的，另一类则是基于所谓“世界理论”甚至是意识形态“观照”中国发现的。“问题”走向也有两类，一类是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理论生发地”，另一类则是复归到以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为中心的“世界理论”。

可见，我国的理论研究还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需要警惕。所谓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指通过利用“西方理论”对比中国现实来发现“问题”，并赋予“西方理论”中的先验理性、模型、观念等以最高优先权，为了追求先验理性的完满，肆意或剪裁或否定中国社会的“硬成就”。利用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普世价值”、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西方理论”炮制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分权制衡问题”、“一党专制问题”等等，就是理论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概括地讲，理论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第一，沉溺于对“西方理论”的迷恋，把西方理论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认为其对“中国问题”有着具有不言而喻的规范性作用。第二，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把“西方理论”当作终极立法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答案。第三，去历史性、去境遇性地移植“西方问题”作为“中国问题”，并且对二者采用双重标准的逻辑进行叙述。

一些理论工作者为了追求“加入世界主流”，并“与国际接轨”，盲从“西方理论”，并没有在对其进行足够的批判与警醒之时，就将“西方理论”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中国实践的解释、指导与批判之中，并认为可以无须辨别就把“西方理论”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先验标准，导致理论研究受制于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成果沦为洋思想、洋理论的“跑马场”。

当然，我们并不是将“异域理论”拒之门外，而是反对用它作为至高标准来制造“伪问题”，具体来讲，我们反对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所折射出的独断论式“问题导向”。当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不同西方历史实践的发展模式，并提炼了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盆景”的中国经验，因此中国的“原创性的问题”必须植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植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之中。“问题的提出”必须跳出西方世界历史时代的固有解释框架，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提出和阐释“中国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惟由此，理论研究才能摆脱各种空疏散宕和肤浅贫乏的议论而显示其深远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伟大的人类实践进程中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应对和研究的中国真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成为“西方理论的实验地”。中国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自觉的“中国问题意识”，把“中国的现实问题”提炼为“思想中的问题”，构建中国真正需要的理论关怀与重大主题，回应与解决中国正在发生的真正的重大课题，并使“中国问题”展现出世界意义。

（作者：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广东省优秀青年理论宣传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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