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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钊：对毛泽东时代农业纲领的评析（2）

2018-10-08 19:44:23 作者：唐青钊评论：字体大小 T T T

毛泽东时代我国合作和集体化农业纲领，是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既有重大差别又本质上根本一致的纲领性文献组成的。

首先，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和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求。我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诗经》中吟唱的周人早期“十万维耦”的农业劳动场面，就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业的早熟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农业的早熟和高度发展，虽然催生了中国社会的早熟和高度发展，但同时催生了中国社会“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

其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中国农业，在它的土地比较公平地分配的时候，社会就走向稳定和繁荣；而一旦社会豪强并起、土地兼并不可抑制的时候，就成为了社会动乱之源；而社会的每一次动乱必然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摆在我国面前发展农业的道路无非是欧美式的道路、印度式的道路和新中国式的道路可供选择。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道路，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但这样的道路，对于我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原因有二，一是欧美资本主义农业早就抢得了发展的先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后发国家的农业除非具有“超常”的本领，否则受伤的必然是后发国家的农业。其二，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实际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多地少、水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以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农业，必然走上“羊吃人”“棉吃人”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并且是不可能再复制英美发展之路的老路，其结果只能是半死不活的中国农业、贫穷落后的中国。即使有所发展，也不过是中国拉美化——像巴西、阿根廷一样，成为被国际垄断资本切断的“血管”。

印度的道路，根本不是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后面我们将涉及到，印度这种企图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既在他们的“柴达明”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设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在封建所有制的破麻布上绣上现代工业之花，不过是“马屎面光，里面粗糠”的憨货。

中国几千年农业发展的历史、欧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历史、当代印度农业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农业。它体现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规律，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求，而新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献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规律和反映了这一要求，因而它是科学的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已然证明是科学的。

其次，它经典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智慧和意志。当代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于大洋彼岸耸立自由女神的地方具有谜一般的宗教情结，以为那里是民主的灯塔；在他们眼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来就是缺位，甚至根本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忘了：社会主义，必然人民民主，不人民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农业三个纲领性文献形成的过程和确立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

我们上面只是粗略地涉及到三个农业文献形成的过程，而实际的情形要比这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即便如此，也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要优越得多、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

这三个农业纲领性文献，向人们昭示了：文献的形成，首先是初步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拿出主题、提纲，其次是发扬制度民主——在国务会议上进行演讲、讨论、修正，再次是进行全民的讨论——广泛征求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才形成《决议（草案）》。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而是循环往复再进行一次、甚至几次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在试行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党的全会上通过才成为纲领性的文件。

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实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施过程，实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体现，实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不仅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形式，而且更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正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和意志，因而“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起到了调动亿万农民“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效果。

再次，它是理论原则性与具体操作性的统一，较好地指导了农民的具体实施。这束农业纲领性文献，既高屋建瓴，又通俗大雅，用农民群众听得懂、记得清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和集体化理论，规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文既不深，辞更不涩，明白如话，催人奋进。

比如，农业“四十条”，基本就是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具体要求。再比如，《人民公社六十条》，实际就是规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公社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大队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生产队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社员家庭副业怎么搞；社员做什么，怎么做；干部怎么设、做什么，怎么做；人民公社的监察组织、党的组织怎么设，做什么，怎么做。虽然有六十条之多，但由于分门别类，就显得要言不烦、通俗易懂了。

新中国的农业纲领的精神，可以精炼地概括为：政治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农技上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具体指标是粮食“四、五、八”、农业机械化，真的是好记易懂。惟其如此，才能更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并为之奋斗。

最后，它的特优点和缺点并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束农业纲领的特点和优点是很明显的，以上所指出来的就是。它的缺点也是存在的，比如，将提出的农业各项指标太具体化和绝对化。这可能在当时，对于说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和鼓舞他们的斗志是必须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然而，实在不幸得很，有些指标确实是机械地规定了时日，而且更不幸得很，有些指标确实规定得太高了，到期却没有完成目标任务，以至被某些人抓了辫子，打了棍子。这是个缺点，应当承认。

当然，我们回答这些先生的责难，只引用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就够了，“不管最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二

纲领结出了辉煌的农业成果

纲领就是前进的旗帜，纲领就是前进的方向，纲领就是前进的目标，纲领就是前进的任务。新中国制定的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农业纲领，就是我国农业前进的旗帜、前进的方向，就是我国农业在一定时期奔向的目标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在我国农业纲领的指引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辉煌的成就之一就是

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现在某些人总在那里大喊大叫：毛泽东时代光讲阶级斗争、只抓阶级斗争，不管人民死活；总在那里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吃不饱、穿不暖，困苦不堪。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毛泽东早就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将全国人民的“吃穿用”三字，抓得很紧，很紧；农业“四十条”的核心，就是增产粮食、棉花、肉食、油料和其它农产品，并且像《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指导毛泽东时代整个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时代的纲领性文件。满足全国人民“吃穿用”需要的基础，是粮食、棉花、油料和其它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自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来，粮食、棉花、肉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如何呢？

关于粮食生产。自1956年全国农村合作化以来的我国粮食生产，总起来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短暂的倒退。下面以国家统计局编著的《奋进的四十年》公布的数据为据并基本以五年增长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加以说明。

1949年，粮食总产：11318万吨，人均：209公斤；

1956年，19275万吨，人均：307公斤；

1958年，19765万吨，人均：300公斤；

1959年，16968万吨，人均：253公斤；

1960年，14385万吨，人均：217公斤；

1961年，13650万吨，人均：207公斤；

1962年，15441万吨，人均：229公斤；

1965年，19453万吨，人均：268公斤；

1970年，23996万吨，人均：289公斤；

1975年，28452万吨，人均：308公斤；

1979年，33212万吨，人均：340公斤；

1982年，35450万吨，人均349公斤。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第368页）

这组数据表明：自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来，1960年、1961年，粮食总产和人均粮食是有一个倒退，但是，这个倒退基本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持平，也与当今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持平，如果比较公平地占有粮食，不会大规模地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事件。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以来，粮食总产总体上发生了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过程，从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到1982年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年间经历了一个年均粮食增产达3.4%的高速增长过程，这个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世界粮食增长速度的一倍，（同期世界年均粮食增长约1.8%，《国家统计信息网》），因而这个粮食年均增长数据足以驳倒“农业集体经济低效”的谬论。

这组数据表明：虽然在1962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从1962年的6.7295亿人，增长到1970年的8.2992亿人、1975年的9.2420亿人、1979年的9.7542亿人、1982年的10.0072亿人，但我国人均粮食的增长跑赢了人口的增长，1970年，人均达到289公斤；1975年，达到308公斤，这就是当年邓小平在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的，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07页）1979年，达到了340公斤；1982年，达到了349公斤。

因而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来说，低水平的解决温饱问题，我国197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中等水平的解决温饱问题，1982年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前也基本解决了。那为什么中国人总感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度呢？答案就在这中低水平的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上。

按照杨松林先生的比喻，就是：

如果按1982——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把这360公斤分成5个烧饼的话，那么，“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3个烧饼；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相当于吃了3.5个烧饼；1970年的人均289公斤相当于吃到4个烧饼；1975年的人均308公斤相当于吃到4.25个烧饼；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相当于吃到4.72个烧饼，也就是察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有垫到嘴里。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2年——1983年，把最后一口烧饼垫到嘴里，我们叹了一口气：‘早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前面的努力不是白干了吗？’”（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第423页）

关于棉花的生产。穿好穿暖，棉花的生产是基础。棉花的生产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即总面积和单产。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奋进的四十年》提供的数据，

1949年，我国棉花总产为44.4万吨；

1955年，为151.8万吨；

1956年，为144.5万吨；

1958年，为196.9万吨；

1959年，为170.9万吨；

1960年，为106.3万吨；

1961年，为75万吨；

1965年，为209.8万吨；

1970年，为227.7万吨；

1975年，为238.1万吨；

1980年，为290.7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