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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表现与影响——来自美国共产党的分析

2018-10-07 21:21:00 作者: 艾米尔•斯奇帕斯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21世纪的帝国主义即新自由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新自由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它利用结构调整计划、债务陷阱和跨国垄断性机构等机制来剥削贫穷国家。但看似强大的新自由帝国主义并不稳定,它在利润、经济金融化、粮食、世界公共卫生、全球移民、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上带来了严重危机。鉴于新自由帝国主义带来的危害,我们必须终结新自由帝国主义。

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表现与影响——来自美国共产党的分析

作者:  [美]艾米尔•斯奇帕斯

21世纪的帝国主义即新自由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新自由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它利用结构调整计划、债务陷阱和跨国垄断性机构等机制来剥削贫穷国家。但看似强大的新自由帝国主义并不稳定,它在利润、经济金融化、粮食、世界公共卫生、全球移民、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上带来了严重危机。鉴于新自由帝国主义带来的危害,我们必须终结新自由帝国主义。

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表现与影响——来自美国共产党的分析

【编者按:苏东剧变以来,新自由帝国主义逐渐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给世界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此,新自由帝国主义也成为各国共产党研究、批判的对象。2017年4月13日,美国共产党网站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国际部书记艾米尔·斯奇帕斯(Emile Schepers)撰写的《21世纪的帝国主义同样也影响美国人》,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在当今世界的表现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本译文略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发表。】

一、欧洲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崩塌与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

我们无法从所有维度谈新自由主义及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国家的应用。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所谓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由跨国垄断资本统治)、放松管制的经济(或自由放任政策)、公共企业和服务私有化以及紧缩政策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抛开“新自由主义”一词的使用,这是一个全球垄断资本项目。

新自由帝国主义开始时,正值反帝国主义斗争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并在一些地方取得胜利。美国支持的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政变为美国和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验他们的邪恶想法提供了舞台。

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历崩溃过程之后,帝国主义控制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富裕和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交替执政的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积极推行,它甚至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思想潮流。

很快,非洲的贫穷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困境,不再有贸易来源和发展援助。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那些试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贫穷国家发现自己逐渐陷入来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及其地区盟国的经济扰乱、政治破坏,甚至直接的军事入侵的困境。

随着世界越来越向单极化发展,美国和其他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他们相对于亚非拉穷国的优势地位并未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他们利用各种机制来使这些贫穷国家依附并在经济上从属于跨国垄断资本。

二、新自由帝国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

“结构调整计划”在西半球的表现被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涉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计划(即允许跨国垄断资本渗透到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经济紧缩政策以及货币政策、高基准利率和其他东西。贫穷国家为了换取相应援助,必须接受“结构调整计划”。

贫穷国家需要这些东西来换取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原因在于,这些东西可能会鼓励私营部门在贫穷国家的增长,而这一点也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真正的要求。进一步来讲,结构调整的提出是为了确保穷国不被排除在未来的经济援助之外,因为制定的预算措施应该是腾出资金以迅速还清现有的债务(包括通过债务重组协议),从而使贫穷国家的信誉完好无损。

贫穷国家屈服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不理想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些国家远未摆脱贫困,接受了这些新自由主义规则的国家发现自身社会保障大幅下降,并且淹没在无法偿还的债务中。尤其是在非洲,结构调整计划已经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卫生和教育系统,导致无数儿童和成人过早死亡。

然而,这些计划继续由美国和其他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从中获利丰厚。通过迫使贫穷国家专注于出口廉价的原材料以及把他们变成寻求外包生产的大公司的低工资天堂,结构调整和新自由主义计划完全关闭了穷国有效减少贫困的发展路径。这些政策既没有在贫穷国家创建内部市场(因为他们使广大的消费人口太贫穷),也没有创造有利于更加平衡的工业发展的技能(因为他们使穷国缺乏必要的教育系统)。在没有制造业发展的情况下,出口廉价商品意味着贫穷国家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进口各种制成品。

跨国金融资本从其投资中获得高额利润。垄断的采掘业(石油、采矿等)通过贫穷国家政府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环境和劳动法规来保证廉价原材料的供应。美国农业企业的利润来自墨西哥和海地的农民,他们能够向墨西哥和海地的农民出售政府补贴的粮食,而这一价格,墨西哥和海地的农民是无法与其竞争的,因此他们被迫离开土地。富国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部门都从结构调整政策中变得更加富有,这是新自由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

三、债务陷阱

2000年,当时的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贫穷国家的债务增长是巨大的,简直是无法偿还的。他呼吁取消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全部债务,大幅削减其他许多国家的债务,并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赞同他的提议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但当时的政治条件并没有使这些要求取得进展。只有很少的贫困国家以及当时的负债国家的领导人愿意站起来抵制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压力,来与新自由主义决裂。

结构调整计划、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否已经使贫穷国家摆脱了这些高额债务?没有。相反,许多贫穷国家的债务却增加了。即使在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对债务进行大幅缩减,但债务很快就又堆积到相同或更高的额度。在许多非洲国家,债务堆积得比以前更高。

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华盛顿共识为亚非拉穷国提供的所谓健康“发展”路径的彻底失败,导致许多国家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穷国家的贷款机构和统治阶级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失败的自新由主义方案。

1982年,墨西哥处于偿还债务危机的阵痛中,大幅远离其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将国有化的银行重新私有,并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进程。1994年,在新自由主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立不久,墨西哥又经历了另一场危机,其影响范围超出墨西哥,但并没有偏离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每次危机都有其具体特征(1994年的危机由于有选择性地泄露墨西哥比索会贬值的信息,造成墨西哥比索大最挤兑)。但无论如何,墨西哥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为其脆弱的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网络和其他保护机制。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通过跨国垄断资本对经济的渗透,都不可避免地向前推进。这里列举了太多这样的危机,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迷失的十年”,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迷失的五年”,这两次危机都是由于无力偿还国际贷款机构的债务引起的。

随着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动力起,世界各地推行“社会主义”措施的贫穷国家的领导人发现自己国家在后退,并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牙买加就是一个例子,在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第一个任期内(1972—1980),他将牙买加与社会主义古巴结成联盟,在谴责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试图建立自己的国有化经济,扩大公共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牙买加迅速遭到了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导致曼利的人民民族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权力。1989年,曼利重获权力,他发现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在曼利的第二个任期内,牙买加被迫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一揽子计划中的大部分,以换取外国投资和援助,结果牙买加陷入了无尽的债务陷阱。这使得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政府对牙买加政府的决策产生不容置疑的影响力。然而在牙买加和其他贫穷国家,巨大的债务耗尽了国家收入的相当大部分,结果牙买加人民的需求只能得到很小的支持,牙买加和类似国家的平衡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也无从谈起。

这一模式在一个又一个贫穷国家中反复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富有的资本主义政府和垄断资本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措施,从未使任何国家摆脱贫困。相反,使得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和贫困之中。这种不发达,我认为圭亚那的学者沃尔特·罗德尼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将这种不发达看作是富裕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动造成的,是愈演愈烈的,这是无法通过新自由帝国主义强加在贫穷国家的“解决方案”得到解决的。

贫穷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他们可以通过出售商品或吸引外国投资来为人民的基本服务提供资金,也可以通过两者的结合来筹集资金。依靠大宗商品的销售使得贫穷国家的价格出现波动。这些都可以被跨国垄断资本和那些渴求廉价能源、矿业产品的帝国主义富裕国家所操纵。这就是委内瑞拉今天所遭遇的困境。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委内瑞拉在改善其贫困公民的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对美国保持了独立的立场。但2015年全球油价的突然下跌对委内瑞拉的这些努力造成了严重损害,导致其政治严重不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委内瑞拉的右翼利用这种情况恢复力量,美国政府利用这种情况帮助反对派,宣布委内瑞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图动摇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政府。

贫穷国家希望通过对大规模外国投资进行开放,来吸引足够的资本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带来的也是糟糕的结果。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实施以来,墨西哥所遵循的就是这种开放战略。其他许多国家也采用了这一策略。麻烦的是,外国公司只根据贫穷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私有化和紧缩政策的接受程度来决定如何投资。如果工人要求的工资外国公司不愿支付,或者如果该国政府通过太多的监管法律(包括那些为了保护工人权利和环境的法律),外国公司会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和环境法规更宽松的贫穷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后没能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不得不对新自由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原因。只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才能够顶住巨大的压力,但即使是对古巴来说,这也是极其艰难的。

四、新自由帝国主义的机构

新自由帝国主义是通过由资本主义富裕国家创建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密集网络来维持的,并使大公司受益。这些机构不仅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安全”机构,也包括参与经济一体化的跨国实体。除了跨国公司,政府的角色在每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国际贸易实体,包括大的新自由主义贸易协定,由参与的国家来创建并维护,参与的国家越强大,对贫穷国家及其居民生活的影响越大。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负责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支持资本主义强国的大型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呼吁世贸组织阻止欧盟国家,特别是英国,越过美国对中美洲国家香蕉贸易的主导权来牙买加采购香蕉。美国赢得了这场争端,结果牙买加香蕉农民遭到毁灭性打击,因为美国公司在中美洲所拥有的香蕉种植园的奴隶般的劳动条件,使得香蕉生产更便宜。这个骇人的故事是斯蒂芬妮·布莱克的扣人心弦的纪录片《生活与债务》中讲述的。

《生活与债务》还讲述了“布雷顿森林”组织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实体是为了稳定世界货币而在二战后创立的,它们已经成为贫穷国家寻求信贷和发展援助的最后手段。但贫穷国家只有接受所有或大部分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财政紧缩和私有化条件才能获得援助,而接受这些条件就会把这些贫穷国家的社会安全网撕碎,并增加无法偿还的国家债务。

最近,国际贸易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者和国家争端解决法庭受到世界关注。这些法庭成立于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条约的背景下,条约规则指责政府颁布的法律或政策侵犯外国公司的利润。这些法庭不对相关国家的法律或法院负责,当然也不对选民负责。这些法庭服务于公司支配穷国的机制,如果法庭的裁决不利于穷国,那么这些穷国将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以来,提起许多针对这三个国家的案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判决,墨西哥必须支付2.04亿美元,加拿大必须支付1.6亿美元,而美国无需支付一分钱。这些看起来无关紧要,但真正的伤害却是这些国家被禁止制定进步的环境、公共卫生、劳动和其他标准,以免违反法庭的一些判决。美国和加拿大是富裕的国家,墨西哥是一个大国,但是一些小国和贫穷国家的主权可能会受到这些侵犯的严重影响。

当然,还有美国和西欧的“外援”。但真正的援助几乎没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贫困国家的机构进行的,这些机构推动了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国家民主研究所都被指责有这种偏向。很明显,贫穷国家不能通过这种“外援”来摆脱贫困。

美元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使美国有利于保持对贫穷国家发展方面的影响。尽管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债券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国际和穆迪——不是政府实体,而是纯粹的私人机构,只对大型金融公司本身负责任。然而,它们却在世界债券市场上为寻求私人信贷的穷国充当“看门人”的角色。如果这些机构降低了国家债券的评级,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私人股本基金,有时被称为“秃鹰基金”,专门从事发现不良私人或公共实体的业务,包括整个国家,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债务,使自身获得巨大利润。其中埃利奥特管理公司对阿根廷、刚果共和国和秘鲁的财政状况产生了严重影响。刚果共和国为了满足该公司的要求,必须挪用用于医疗卫生的资金。

金融行业的大公司和零售销售可以也确实以新自由主义规则作用于贫穷国家,因为其庞大的业务规模会使亚洲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形见绌。例如,沃尔玛2010年的收入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南非和越南等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一切的唯一出路是让贫穷国家迅速走向社会主义,但这必须发生在非常不利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因此,这种两难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随着21世纪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出现,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乐施会最近报道,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

五、不稳定与危机

这种看似强大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却并不稳定,新自由帝国主义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相结合的世界体系,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危机。

收益危机。为了保持利润增长,企业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与一个老问题即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联系起来。企业试图通过新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将生产外包给贫穷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来源以及更少的监管障碍来牟取利益。不过,他们能保持多久呢?

过度金融化的危机。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在工业资本中的主导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在我们的时代,随着世界经济生活金融化的飞速增长,随着目前高达40%的资本的金融化,这个过程已经转移。全球债务的增加以及资本流动性的增长,加速了危机的蔓延,正如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地区。转入金融领域的投机资本和累积财富并不能助力生产的增加,而是仅仅成为富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极端金融化并没有按比例增加产量,而是加剧原本的高度不平等,从而成为危机反复出现的原因,就像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

粮食自给自足的危机。许多贫穷国家认为,国家养活其人民的能力在减弱,部分原因是跨国企业将生产粮食的农田调整为生产出口农业作物,或者将土地和水源转移到破坏生态的采矿业上,从而导致生产粮食的耕地被流转出去。

潜在的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如我们看到的2015年埃博拉病毒疫情的传播,西非贫穷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来保护自己的种群,作为流行病的孵化器,这对人们的威胁可能远远超出国界。

全球移民危机。如今流离失所的经济难民或政治难民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在许多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右政客利用移民危机上台执政,特朗普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反移民政客的例子。

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危机。这是最大的危机,这威胁到所有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不加以遏止,将造成全球经济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需要不断的发展,这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公司的需要,以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在资本主义那里,这是没有止境的,是野兽的本性。

所有这些都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模式的产物,或者至少是由此而加剧的。作为一种世界体系,它们是不稳定的根源。如果不采取根本性的行动,就不会有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抵制新自由帝国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贫穷国家的工人和穷人的问题,但这应该也能够作为我们所有人的任务,即使是富有的美国,因为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终结新自由帝国主义,否则它将终结我们。

【作者:艾米尔·斯奇帕斯(Emile Schepers),美国共产党国际部书记;译者李海玉,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4期,授权察网发布】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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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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