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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还要有重工业(上)

2018-06-30 19:31:00 作者：张文木评论：字体大小 T T T

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史鉴（之一）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上）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史鉴之一

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上）

1、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准备停止对南方的战略进攻，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国宣战。当日，蒋介石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2]

1940年6月，德国人已横扫欧洲，占领法国，10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怜也。”[3]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便向苏联宣战并于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4]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5]

1945年，日本人和德国人均因其“事尚彻底”和“不懂政治”而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不堪一击”的中国顺势而为反成了后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并于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间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日本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基于大哲学和大历史且充满辩证思维的文化素养。

2、资料显示，1951年“美国政府是倾向于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艾奇逊“一直坚持地要求杜鲁门同意尽早承认共产党中国”。杜鲁门说艾奇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的问题不在他本人，而在于“国会和其他不主张承认的团体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目前看来，这种压力来自华尔街，国会只是它的附庸——的惯性，使得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还无奈地在朝鲜战场失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读史至此，再联想起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迟钝反应，只能对西式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民主体制”扼腕唏嘘。

3、史书讲1918-1919年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这一灾祸夺走了百万人的生命。[6]这可能是2003年中国“非典”的较早案例。

4、两条史料及其评论：

　　史料一

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当然，正如各位所知，我对世界的未来——这是指它的真实情况——非常忧虑。我不是属于那种学派，即认为我们可以沿着本国边界划一条防御线，并应该完全孤立地生活。我总是想着另一个政府中发生的事。

接着他谈到欧洲即将发生的战争及美国的应对战略。他先谈美国的两洋战略任务：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即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即“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的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当欧洲被控制时，下一步当然是所有的小国都自动就范，因为对它们来说抵抗是愚蠢的，它们不投降就会被消灭。非洲会自动陷落，那是很明显的，因为非洲的百分之九十是殖民地。

这些陷落的国家将实现非军事化。

再下一步，希特勒老兄在昨天的讲话中已作了暗示，非常明显的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就是美国。因此，保持欧洲破碎及由此产生的彼此战争而不是“非军事化”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在座资本家的利益。罗斯福警告在座的同僚：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应为英法宣战后必然要“碰到的武器问题”做好准备，加紧武器生产。让美国在这场“50:50的赌局”中，大获其利。但在德意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让英法倒下。英法倒下，意味着欧洲的统一；欧洲统一才真正是美国的、特别是美国军工资本家的灾难。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慌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四十或五十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7]

罗斯福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前提。罗斯福让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义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欧洲大陆“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独立的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

美国就是这样从局部上将德国和意大利列为欧洲战场的对手，其原因不是它们“极权”而是因为它们要统一欧洲；在全局上英国和法国是美国的对手，其原因并不是英国和法国“民主”而是美国要取代它们的世界霸权地位。正因此，美国在德、意、日崛起后利用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击倒英、法，而后再联合英、法击败德、意、日，这样既获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即“拯救我们的文明”），又保证了欧洲的破碎性（即“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及由此必然引起的欧洲内部冲突，而后者恰恰又是前者即美国世界霸权存在及保证美国军工资本大幅增值的前提。

史料二：

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像守望已久期盼见面的“恋人”迅速与斯大林约会。对此，丘吉尔——据哈里曼回忆——“显然感到懊恼”，因为“首相曾要求在上午或在午餐时与罗斯福见面，以便事先处理好他们预定于下午四点钟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与斯大林讨论的那些军事问题。但罗斯福毫不动摇，他希望首先与斯大林见面，只留两名译员波伦和V.N.巴甫洛夫在旁”。谈话直抄英国的“后路”即印度的前途，据档案记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8]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而现在罗斯福——与1940年底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所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9]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奋斗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的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这可真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10]，可现在同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在丘吉尔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内容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11]

就在这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失恋”似的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12]

与两年前斯大林对待希特勒承诺的“印度洋”的诱饵[13]无动于衷一样，这次斯大林也没有对印度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更多地关心的是苏联力所能及的周边，尤其是从波罗的海西岸到黑海区域的控制权这一在张伯伦、希特勒、艾登谈判中始终死咬不放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私下会晤使斯大林明白了罗斯福愿与他为最终击败英国结成暗盟的底牌。这次“智者的会晤”后，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没有“正式协议和宣言”而只有心领神会的反英暗盟，事实上建立了。

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致“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14]。在雅尔塔的五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15]。

评论：

（1）读懂了上述资料，就对斯大林下面的话有了更准确的理解。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6]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17]

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有了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2）引发欧洲内斗是英国继而美国控制欧洲的传统套路，欧洲人对此已有惨痛的教训。为此，2015年2月15日，在明斯克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美国的反对于5月10日到访俄罗斯，到无名烈士墓献花后到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会谈。这让美、英两国十分尴尬。

（3）这表明今天的欧盟已吸取当年因张伯伦的阻止而使法国总理达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苏美联手并由此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明斯克会议将美国和英国完全排除在外，其“自家的事自家处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罗斯福、张伯伦，今天是奥巴马、卡梅伦——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

（4）与此相应，2016年6月24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了公投，结果有51.9%的人同意脱欧。

5、关于1937年所谓的苏联“大清洗”，有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维诺夫外长职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1937年发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在革命以后我们左砍右杀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存在着各派敌人的残余，在面临法西斯侵略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多亏了1937年，在战争期间才没有第五纵队作怪。[18]

如果说莫洛托夫是这次“大清洗”的“获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对斯大林主义持激烈反对立场的米洛凡•杰拉斯对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评价则更为客观。米洛凡•杰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中说：

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像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者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19]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鉴于写这本书时的特殊背景和作者的非党员身份，以及作者在写《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时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苏联也已经历了反斯大林运动的暴风骤雨，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作者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评价，应当比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更为客观；而作为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杰拉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拥护者的莫洛托夫的观点在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不谋而合，其说服力不需赘言。

现在看来，所谓“大清洗”是西方对斯大林1937年推行且对巩固苏联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军队体制改革的妖魔化说法。事实上，正是1937年这次比较彻底的军队体制改革，才使苏联军队中像朱可夫这样有创新才能的青年军官获得大批提拔；也正是这些干部及其战法创新，才使苏联军队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入侵并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6、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当天的三则消息：

（1）人民日报消息：“上海世博会今开幕”。

（2）日本共同社中文网站发表文章《上海世博会开幕中国致力弘扬国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文章祝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20]

（3）环球网消息：据美国世界新闻网4月29日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敦警察围捕，期间美国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被送往医院。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态称正在调查，并非常严肃地看待此事。

7、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21]

在阅读这段托克维尔于19世纪中叶写下的文字时，我们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在批评今天中国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托克维尔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经过法国革命后，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他写道：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22]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而非仅仅是“坏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是这种“改革”反成了他们垮台的加速器。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有左右两种“激情”合流，他说：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23]

结果，王权被打倒了，可皇权建立了。托克维尔说：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在全书结尾，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做了如下评论：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致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24]

托克维尔写出这些文字时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运动，上述认识反映了19世纪中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思考和新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欧洲人比较合理地消化而不是抛弃（只是“扬弃”）了欧洲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将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亲眼看到苏联在“新思维”运动中迅速解体的中国人来说，合理地扬弃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8、今天的美国政治家真的需要读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像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25]分别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26]定位的刻意淡化。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7]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像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28]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29]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30]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31]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32]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33]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34]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分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35]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36]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地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37]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38]的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美国小布什时期的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又被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而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果断改换素食“食谱”，其结果将是“综合并发症”，即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

9、仙台有仙，福岛无福。说福岛无福，这是因为在2011年日本发生“3·11”地震海啸中,福岛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大面积核泄漏；说仙台有仙，这是因为尽管遭遇九级大地震，但在仙台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鲁迅纪念馆仍完好无损[39]。

10、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9月21日，台湾便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相隔时间为76天。

2010年12月3日，日美两国在冲绳东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传达出明确的核信号，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被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40]三天后即3月11日，日本便遭遇了9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漏与大面积核污染。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

这次日本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重挫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

11、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41]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被打掉，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一个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42]。《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43]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羊与狼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国的是前者，而他们自己则可以是后者。这在中国方面看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12、1958年10月23日，毛泽东写信周世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44]这意思是说，选拔干部，尤其是选拔政治干部，有别于推选名士，更不同于推举牧师。曹操力主“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导向，建安八年（208年），他痛斥那种用名士的标准遴选政治干部的认识：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以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遵，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45]

曹操多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得明确：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风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46]

曹操的用人导向是针对东汉末期名士们“臧否人伦”的人才选拔标准而做出的，其矫枉过正的特点不言而喻。它在相当程度上为曹魏政权及后来统一中国准备了更加厚雄且有质量的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满口仁义且又以书生（诸葛亮）治国的蜀汉和只看重荆州芝麻小利而不顾天下大义的东吴两家的气局，合加一起也不是曹魏的量级。

竞争乃境界之争。

13、1854年美国总统任命麦莲（Robert M.MaLane）为美国驻华公使。此前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给麦莲下达训令，要求他针对中国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内战现实，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如果太平天国胜利，“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如果中国分裂为几个政府，而且形势稳定，则“分别地谈判”，多向攫取权益。[47]4月麦莲到达香港，在与英法公使会晤后，直接由香港至上海，次月由上海溯江而上，“悍然无视太平天国规定，率舰闯入镇江上游，直驶天京江面驻泊”，但未能获准与太平天国方面会晤，6月14日返回上海后即向美国政府提交《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建议美国与清政府合作，遏制英国独霸上海，乃至中国的野心；利用中国内乱压迫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使美国商人可以进入长江腹地，自由经商。[48]

14、外资拉动型经济发展与沙俄帝国的大毁灭

在俄日战争之前，俄国国内经济政治因迅速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获得巨大的发展，同时也因这种片面发展而形成巨大危机。

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世界经济高涨，是重工业空前加速发展推动的：世界煤的采掘量增加了65%，生铁熔量增加70%以上，而钢产量增加将近两倍。[49]从1890年到1900年，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跃进”[50]时期，这次“工业跃进”可以说是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的先声。“在维特推行的俄国经济政策中，对重工业的鼓励占有突出的地位”，“财政部负责进行庞大的铁路发展计划中，钢铁工业的发展受到特殊的重视。俄国消费和重型金属制品市场的稳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由于俄国于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同时又借助法国贷款对财政进行了全面调整，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有利和可靠的投资市场”[51]。

但是，这时俄国工业的巨大发展并不是基于国内民族资本和国内消费的拉动，而是“整体上得益于外国特别是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慷慨资本流入。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将会十分缓慢。”[52]1891年至1903年间的资本投资总额达30亿卢布，1900年投入工业的外国投资有9.11亿卢布。[53]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在回忆录中说：“在我管理财政期间，我增发了将近十亿卢布的国债，用于修筑铁路和向国家银行支付无息债务”；“我国借到了数十亿（不少于30亿）卢布的外资”。[54]当时有人反对外资大量流入，维特回应道：国家银行中能够发放的工业贷款“总共不到五六千万卢布，想用这么些钱来人为地兴办俄罗斯帝国的工业真是贻笑大方”。[55]

另一方面，俄国将这些巨量投资兑现为内化的国内生产力的效果却是有限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大，但它多是靠政府大量的铁路和海军军事设备和原料订货维持的。“如果没有政府设备采购的刺激，市场仍然是有限的”。作为支撑工业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地区是用木头建立起来的，“它们的扩张是工匠的事而不是现代工业的事”[56]。结果导致俄国工业能力严重过剩。“外国贷款的过分膨胀和突然紧缩，当然会引起经济的衰退”，“这种不景气或经济衰退虽然不是很急剧的，但却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之时”[57]。关于19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国的这场工业化运动的后果，美国历史学者巴巴拉·杰拉维奇评论说：

虽然俄国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也进入工业化时期，它的内部结构反而迅速地退化。经济上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安，而没有增加国家的力量。导致1917年俄国政权崩溃的正是这种军事上的衰弱和政治上的失调。[58]

15、列宁论工业化改造对俄国的意义

与19世纪维特依托外资和国外现成技术推进俄国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应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思想既汲取了俄国近代——实际上从彼得大帝就开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维特时期主要靠资本和技术引进带来的教训，同时也吸收了德国李斯特经济理论及在德国产生的成就[59]。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著名的利用国家垄断强力推进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60]那么，新的俄国将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发展经济呢？列宁回答说：

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61]

列宁将这个电气化计划称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个党纲”，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

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62]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63]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贫穷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的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64]

列宁把发展重工业看做是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告诫俄罗斯：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65]

列宁在临终前还口授日记，对苏维埃俄国的新发展道路从哲学的角度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说：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66]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67]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68]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体现在“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9]的资本之中，对于共产党来说，如果不能学会驾驭资本，那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并实现共产主义。今天中国共产党将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器化”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其成功经验的理论结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6、斯大林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对于苏联的意义

与美国立国不久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相似，[70]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出现了大争论。斯大林针对苏联版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观点（即一些思想仍停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反对派”所主张的苏联应是生产原料和粮食并从国外输入机器的农业国，因而苏联应利用“道威斯计划”[71]压榨德国低价向国外出售重工设备制造品的时机，装备苏联重工业的观点），指出苏联工业化“总路线”对苏联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深远意义，他说：

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两条基本路线，即两条领导路线或总路线。我谈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什么是农业国呢？农业国就是输出农产品和输入装备而不能自力生产或几乎不能自力生产这种装备（机器等等）的国家。如果我们停留在只输入装备和机器而不能自力生产装备和机器的发展阶段上，那我们就不能担保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抱定在我国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72]

道威斯计划要求的是什么呢？它要求德国从国外市场，主要是从我们苏联市场榨取金钱来偿付赔款。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应得出一个结论：德国将卖给我们装备，而我们将输入这些装备，并向国外输出农产品。这样，我们，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就会处于依附欧洲的地位。这也就是道威斯计划的基础。[73]关于这一点，我在报告中曾说，道威斯计划损害我国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筑在沙地上的。为什么呢？我当时说：“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因为“我们自己要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我们应当设法使经济工业人员的全部思想和意图都集中到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国从一个输入装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这种装备的国家。因为这是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我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索柯里尼柯夫[74]不愿意了解这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他们这些道威斯计划的制定人，想使我们只生产花布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花布，而且要生产制造花布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汽车这种物品，但是这对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汽车，而且要生产制造汽车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皮鞋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皮鞋，而且要生产制造皮鞋所必需的机器。[75]

斯大林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作为弱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他曾对俄国历史上的外贸垄断制度做过积极的评价，他说：

伊凡雷帝[76]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从而防止了外来影响向国内的渗透。

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听任俄国德意志化。叶卡德琳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再往后看，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不，他们的宫廷是德意志的宫廷。

伊凡雷帝采取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这种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77]

17、如果我们将苏联崛起的原因事件放入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研究，就会认识到，作为苏联的开国领袖，列宁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是他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他汲取了近代大国崛起的成功及俄国维特改革的失败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正是维特时期大量引进的外资导致的工人生活大面积恶化和农民大规模破产，才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使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历史进程建立在独立自主生产的而非大量引进的“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一点，那苏联的社会主义命运很可能就是19世纪俄国“民粹派”[78]所主张的及后来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曾尝试并失败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拒绝依附的思想又为斯大林强力推进并由此使苏联在短期内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与19世纪后半叶维特靠引进推动的俄国工业化运动的后果形成云泥之别：19世纪末期俄国的工业化运动的结果是俄国对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严重依赖，在1899年夏天世界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俄国重工业遭受了时间最长、后果最沉重的打击：大约有一半炼铁高炉和45%的石油钻井停产。钢铁、机车、车厢的生产特别急剧减缩。[79]相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却在1929年至1933年有史以来世界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苏联——与维特的工业化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正好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考验并赢得了这场战争，成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成就，都归功于列宁提出斯大林完成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使俄国成功地避免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设计好的“拉美式”即依附型的发展陷阱。

18、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建设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80]

19、1943年年初，斯大林、罗斯福就开始考虑如何给德国以毁灭性打击的方法。1943年11月29日，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就德国战后处理问题与罗斯福交换意见：

德国能够很快地恢复起来。为此它只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如果对德国不加任何控制，德国很快会东山再起。德国不需要很多年就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在1870年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在1871年结束的。这次战争之后仅仅过了42年，也就是在1914年，德国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21年之后，即1939年德国又一次发动了战争。看来，德国为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正在缩短。这个时间今后显然还会缩短。不管我们给德国施加什么禁令，德国人都能够有办法绕开它。我们禁止它生产飞机，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家具厂。可是大家都知道，家具厂可以很快改为生产飞机。我们禁止德国生产炮弹和鱼雷，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钟表厂，而每个钟表厂都可以很快地转而生产炮弹和鱼雷的最重要部件。所以，德国可能东山再起，重新侵略。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让它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不能重新发动侵略。[81]

斯大林的计划与罗斯福不谋而合，他们是想通过剥夺德国重工业能力从根子上摧毁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几乎与斯大林相同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他相信斯大林会为此买单。美国的军队在仔细考虑占领德国的情况后，制定了彻底清除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计划。国务院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一个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但是赫尔和史汀生都不知道，在德黑兰会议上，几大巨头已经就有关问题达成过初步共识。[82]

20、在1945年2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个旨在“使德国经济上也解除武装”即摧毁德国重工业的赔偿方案，其中第三条指出：

通过赔偿应使德国在经济上也解除武装，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保障欧洲安全。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没收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冶金、机器制造、金属加工、电机工业、化学工业等）。要100%地没收飞机制造业和生产合成燃料的企业。对战前已有或战时新建的全部专门的军工企业（枪炮工厂、弹药厂等）也同样应百分之百地予以没收。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剩下战前重工业的20%，就完全可以满足国内的确实是经济上的需要。[83]

苏联提出的在经济上摧毁德国的方案最终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即《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1945年8月2日）加以确定。文件结论第二部分确立的“经济原则”第十一、十二、十三条认为：

为消灭德国之作战潜力，武器、弹药、战争工具以及各式飞机及海船之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作战经济直接需要之其他物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且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述各项目的，并经核准之德国战后平时需要为限。核准后生产所不需要之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所拟并经有关政府批准之赔偿计划，将其迁移，如不迁移，则将予以摧毁。（十一）

在实际可行之范围内，德国经济应早日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十二）

组织德国经济时，首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之展开。（十三）[84]

《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85]如果将布莱克的批评用于波茨坦公报中的上述原则，也是贴切的。英、美、苏三国摧毁他国结构的“部位”集中于重工业和技术密集产业，也向我们反证了这些国家崛起的核心“秘密”。美国人因识破英国人的这个“秘密”而崛起，此后他们又合伙诱使拉美国家和印度陷入这种依附性发展道路而不能自拔；苏联斯大林因坚定拒绝英美人设计的上述依附性道路而迅速崛起，崛起后的苏联又与英美联合起来迫使曾沿自主型道路崛起的德国陷入依附型经济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苏要摧毁的这个国家恰恰是揭示出近代国家崛起秘密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故乡——德国。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86]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李斯特告诉德国人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87]

21、占领捷克后，希特勒曾对东南欧盟国的经济政策有明确指示。1939年2月27日，德国在制定与罗马尼亚经济关系的“四年计划”中，规定德国的总任务“是要使罗马尼亚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德国”；关于农业，报告指示“罗马尼亚的农业生产适应德国的需要”；关于工业，报告提出与上述斯大林与罗斯福对德政策相同的指示，提出“限制基础工业，以保证向德国出口消费品”；关于军工生产，报告要求“罗马尼亚的武器装备将同德国的标准一致”。所有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多年制订共同规划，使罗马尼亚经济适应德国的需要，这样就能保证德国在东南欧占有统治地位”[88]。

22、20世纪的英国人对美国人有着相当深的成见。德国1933年退出国联后，美国的表现就足以让英国人断定，美国人眼睛盯着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和英国巨大的世界殖民地利益和财富。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写的《美国、英国与绥靖》一书对美国外交的极端自私性有着深刻的披露：

如果说艾登急于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那么伦敦的其他人则对英美合作并不那么重视。英国政界的上层人物往往把美国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孤立主义者”，从而把美国一笔勾销。不但在内阁大臣之中，而且在沃伦·费希尔这样的高级文官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明显的怀疑倾向。这些人士根据以往的痛苦经验认为，英国不能指望从大西洋彼岸得到多少真正的帮助。战后时期的历史表明孤立主义的舆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很大，因而要华盛顿作出真正的承诺是十分困难的。霍尔后来指出：“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是抱有很深的怀疑的，我们所怀疑的的确不是美国的良好意愿，而是美国是否准备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兑现其令人鼓舞的言辞。”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甚至亲美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林赛也说：“与美国人打交道是很可怕的。他们不会作确凿的承诺，但他们却用光明的前景使你高高兴兴地跟他们跑，然后当你承担了义务以后，他们就撒手见死不救了。看一看近期来的情况，很难想起一件与他们打的交道真正能使我们满意的。”[89]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对该区拥有主权。10月25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协定，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6日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就任首相，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0月5日，罗斯福发表倾向英法的《防疫演说》，对战争进行谴责，表示“和平的希望却在最近被预示有灾难的恐惧所代替”[90]，“仅仅用孤立主义或中立政策是无法逃脱这种现实的”[91]，他希望“身体的病毒传染蔓延时，社会同意也协力把病人隔离，这样才可以防止传染，保证社会健康”[92]。在表达了这些想法后，罗斯福话锋一转，对战火正在蔓延的欧洲和远东表态：“我决心遵循一个和平政策并且采纳各种可以免使我国卷入战争的可行措施。”[93]

在英国和法国相对处于弱势的时候，罗斯福决心不卷入战争的表态使张伯伦丧失了对美国的基本信任。张伯伦认为：“如果在一个与美国利益直接有关的地区美国都不进行合作，那么美国人还会有能力对欧洲进行长期干预吗？”他断定罗斯福是不可靠的，他在信中表示：“除了言辞以外不要指望从美国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94]

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95]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96]

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97]

23、张伯伦于1937年5月接替鲍尔温出任英国首相。他对与美国的紧密合作的前景比艾登抱有更大的怀疑。尽管他承认英美合作在理论上是有好处的，他也认识到把这样一个政策变为现实还有种种困难。在世界经济会议和后来的海军谈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使他对美国政策产生一种很深的不信任感。他在1934年9月就说过：“美国代表在私下强调，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以这种值得赞赏的精神让我们亮牌而他们却不亮自己手中的牌。在我们把所有牌都摊到桌子上以后，他们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并且十分遗憾地表示，他们相信，如果我们不作出更加适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的允诺，美国国会是不会理睬我们的。”[98]

24、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眼中的原子弹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想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99]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100]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101]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102]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103]。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104]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他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105]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10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政治家中，对原子弹的“纸老虎”本质认识最早也最深刻的大概要数毛泽东。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107]

25、事后看来，张伯伦选择希特勒作为战略伙伴，在认识对手问题上犯了“秀才见了兵”的错误，张伯伦忘记了一个一无所有却又手持板斧的乞丐在财主家门口是不可用点剩饭打发的道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看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之后的政策和“二战”结束后欧洲屈膝于美苏脚下的政治现实，就不能不说，在基于欧洲和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上，张伯伦的思考是极为深远的。《英德宣言》签署的当天，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在白金汉宫受到英王接见后，驱车来到欢声鼎沸的唐宁街。他应人们的再三要求，在唐宁街10号2楼窗口讲了话”，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体面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在群众欢呼声停下后，他对听众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108]下院的一些议员们甚至争先恐后地去吻张伯伦的手，或抚摸他的衣边，气氛之热烈达到了顶点。[109]可以说，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张伯伦在英国的政治地位——尽管在下院也有不少人反对——几乎不可动摇，以至在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开进捷克后，面对英国朝野狂潮般的批评，张伯伦理直气壮地质问说：

我可以提醒你们，在第一次宣布我准备出访时，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对于这一努力，人人都交口称赞。只是在后来，当最后的解决方案使某些并不全然赞赏这些事情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只是在那时，才开始了攻击；即使在那时，所反对的也并不是访问本身，而是解决方案条款。[110]

张伯伦说的完全是实情，关于这一点，在1938年10月2日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就《英德宣言》在欧洲及英国国内的反响发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得到反证：

国内的情绪开始有些变化。在头两天，虽然在比较严肃的政界人士包括保守党人中很快就表现出不安以及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条件和局势的担心，但广大普通群众以为成功地避免了战争而充满了盲目的兴奋。很有意思的是，《每日电讯报》和比弗布鲁克的报纸一开始就持冷静态度，甚至是批评的调子。所有“左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闻纪事报》《经济学家》等等），迅速地、软硬程度不同地对四国条约进行了抨击。现在，庸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了，而来自比较有见识的阶层的怀疑和抗议在增长。由于和张伯伦政策不一致而引起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辞职，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如此，现在首相不仅在保守党内拥有压倒多数，而且还在选民中拥有压倒多数，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新的选举在最近几周内举行，张伯伦将可以有把握指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还指望扩大目前在议会中的多数。[111]

苏联是对《慕尼黑协定》批评最激烈的国家，因此，关于这个协定在英国的反响的情报不会有夸大之嫌，而英国人民对这个协定的支持也不完全是“盲目的兴奋”，而是对张伯伦战略思想尝试——尽管失败了——的认可和支持。

注释：

[1]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51页。

[3]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4]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5]《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7]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8]以上资料取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9]［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0]《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11]［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

[12]［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13]1940年11月13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会谈，会谈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提醒莫洛托夫回答：“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参阅《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4]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5]［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16]［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17]［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页。

[18]［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19]［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20]《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展中华魅力赢四海赞誉》，http://world.people.com.cn/GB/11502842.html。

[2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22]［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2页。

[2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8～239页。

[24]［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242页。

[25]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2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27]［美］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28]“X先生”，即乔治·福斯特·凯南。

[29]［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30]［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31]［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32]［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33]［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9页。

[34]［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35]［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36]［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37]［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38]［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39]《仙台市鲁迅纪念馆未受损》，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3/12/9732589.html。

[40]《石原慎太郎称日本须发展核武器应对中国威胁》，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3-08/1530636615.html。

[41]薛牧青：《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

[42]［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43]［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

[45]译文：有人议论认为：在军官中有人虽然有战功和战斗能力，但是按其道德来讲还不能任郡国长官的，这就是所说的“只可以使他们走正常的路，而不可以使他们通权达变”。管仲说：“使贤能的人凭著他们的才能得到俸禄，统治者就能受到尊敬，战士凭战功获得奖赏，士兵作战就不怕死，国家施行这两条，天下就能治理好。”没有听说无才能的人和不作战的战士，都一样得到爵禄和奖赏，而可以兴国的。所以贤明的君主，不任用没有功劳的臣子，不奖赏不作战的士兵。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上面的这些议论，实在像从竹管里看老虎啊。［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6]译文：现在天下怎么会没有具备极高道德的人生长在百姓中间呢?比如果断勇敢不顾一切，遇到敌人拼死作战的；习性文俗，才能极高，而气质优异，可以作将领守备的小吏；背负受污辱的名声，有过被人嘲笑的行为或虽不仁不孝，但有治理国家和用兵打仗的本领的。大家都要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才，不要遗漏。［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47]茅家琦主编: 《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48]茅家琦主编: 《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3页。

[49]《英法德俄的历史（1830~1917）》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93~394页。

[50]［英］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2页。

[51]［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4页。

[52]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2页。

[53]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3页。

[54]参见［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页。

[55]参见［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03页。

[56]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4页。

[57]［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5页。

[58]［美］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4页。

[59]列宁从1900年起到十月革命前大部分时间在德国，并对德国的“管理制度”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60]［俄］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4页。

[61]［俄］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62]［俄］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

[63]［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9页。

[64]［俄］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1页。

[65]［俄］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6页。

[66]［俄］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

[67]［俄］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页。

[68]［俄］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页。

[69]“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70]参阅张少华著：《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斗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1]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处置德国赔款的计划。

[72]［苏］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4页。

[73]1924年秋，重新当上英国首相的鲍尔温说：“西欧文化的屏障应该强大而坚固，方能抵抗来自东方的攻势，而欲达到此目的没有什么比道威斯计划更好、更可靠了。德国过剩的产品可以倾销苏联市场，从而取得它所需要的款项，使我们得以支付拖欠美国的债务利息。同时德国的大批出口货物也不致向美国殖民地倾销了”。转引自王贵正等主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74]索柯里尼柯夫，时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负责经济和财政工作，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工业贷款。

[75]［苏］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4页。

[76]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18日），又被称为“恐怖的伊凡”、“伊凡大帝”，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为沙皇。

[77]《斯大林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1947年2月2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78]“民粹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自称是人民的精英，故有民粹派之称。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小生产仍占优势时期。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同地主和沙皇制度的矛盾愈益激化。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逐渐形成民粹派。他们都把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农奴制残余，但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认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视农民村社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1873~1874年，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服装，深入到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的广大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由于当时俄国不具备革命条件，民粹派的宣传鼓动，除了在部分农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大多数农民没有跟他们一起革命。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19世纪80年代后，民粹派逐渐蜕化，主张与沙皇制度妥协，成为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79]苏联科学院主编:《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12页。

[80]《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81]［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1~72页。

[82]［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83]［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57~158页。

[84]《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1945年8月2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882页。

[85]［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86]［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

[8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7、118、131、88页。

[88]《德国四年计划办公室官员沃尔塔特给德国四年计划全权代表戈林的报告》，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464、465页。

[89]［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页。

[90]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91]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92]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93]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94]《张伯伦致希尔达·张伯伦》（1937年12月17日），转引自［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9页。

[95]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96]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98]引自《张伯伦备忘录》，参阅［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8页。

[99]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100]［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3页。

[101]［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8~1169页。

[102]［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103]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104]［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105]［苏］格·康·朱可夫著，洪科译：《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1~1222页。

[106]［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