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洋一：美国针对中国学者的技术战早就开始了

岛津洋一：美国针对中国学者的技术战早就开始了……

原创： 岛津洋一

博通公司垮塌与帕克兰披萨门事件

——并非中国制造

前 言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大肆利用对六位天津研究人员及其他中国学者的指控来转移公众注意力，使国人无视发生在美国本土对国家安全更为隐秘的巨大威胁——即奥巴马执政期间涉及官员的披萨门儿童贩卖丑闻。

2015年5月，主管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联邦调查局长官凯文·霍格（Kevin Hogg）在机场使用“钓鱼执法”的非法手段拘留了来自中国天津大学的科学家张浩。而他采取这种非法手段的深层动机主要源于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试图转移媒体对联邦调查局在“速度与激情行动（Operation Fast-and-Furious）”中向墨西哥贩毒集团销售半自动武器的严重违法行为的注意力，以及对“披萨门”丑闻的注意力，企图掩盖涉及白宫高层恋童癖的性交易活动，特别是对来自海地等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无监护人儿童的性交易；

其次，美国国会2014年网络安全法案（Cyber-Security Act）实际上是对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的非宪法扩充，即对被认为具有潜在安全威胁的任何人和所有人进行“未经授权的”窃听和无线监控，法案措辞极为模糊，甚至包括涉及美国企业（不仅仅是政府机构）知识产权（IP）侵权的“灰色地带”。

当然，洛杉矶国际机场正是犯罪分子贩卖儿童的主要门户，也是大学教授、科技界研究人员、硅谷高管往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交通枢纽。

我在rense.coms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特别向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支持者强调披萨门事件，其主要原因是右翼记者领袖安德鲁·布雷巴特（Andrew Breitbart）在调查民主党幕僚涉嫌为上层政客和商业大佬贩卖儿童这一事件时被谋杀。

另一个值得特朗普支持者关注的观点是，已退役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凯文·霍格（Kevin Hogg）是媒体明星学生大卫·霍格（David Hogg）的父亲，大卫·霍格是枪支控制支持者，也是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尔堡（Fort Lauderdale）帕克兰学校枪击案中所谓的幸存者之一。事实证明，凯文·霍格一直担任一家安全公司的顾问，该公司负责训练美国特种部队、中央情报局团队以及警察突击部队如何使用自动武器，这足以说明这个家庭“支持枪支控制”的主张是极为虚伪的。就霍格家族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来看，已充分表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张浩的逮捕是基于非法外国情报的行动，是2014网络安全法案（Cyber-Security Act）的测试案例，根本不存在基于宪法层面的公平审判机会。

颇为讽刺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大肆利用对六位天津研究人员及其他中国学者的指控来转移公众注意力，使国人无视发生在美国本土对国家安全更为隐秘的巨大威胁——即奥巴马执政期间涉及官员的披萨门儿童贩卖丑闻。事件以联邦调查局特工凯文·霍格（Kevin Hogg）于2015年5月以非法手段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留天津大学教授张浩为开局，三年后又欲掩盖他的儿子大卫·霍格（David Hogg）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中扮演的胆小懦弱的小鸡仔角色, 其动机已昭然若揭。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后，大卫·霍格作为枪击案的幸存者，参与组织了一系列控枪运动，遭到极右势力的攻击。

事实证明，霍格家族唆使福克斯新闻（Fox News）公司放弃原有广告供应商，而与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广播公司建立联系的活动，正是披萨门事件的头号嫌疑人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精心策划的。大卫·布洛克是美国媒体监督组织“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和希拉里民主党网站 “True Blue”的老板，并且这个满头白发的共谋者布洛克不仅是吉米·阿莱芬特（Jimmy Alefant）的同性恋情人，而且因Cosmic Pizza而臭名昭著。帕克兰专业枪击事件和重新点燃的中国威胁论皆源自存在于美国政府的暗深势力集团害怕其黑暗秘密被曝光的恐惧，即国会议员、联邦高级官僚和政府高层承包商参与的绑架少年儿童的变态娱乐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勒索和操纵）。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受害者的泰迪玩具熊

为了掩盖其父亲凯文与一家以实弹训练政府雇佣的枪手如何使用突击步枪的安保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虚伪！），年轻的大卫试图把他的父亲－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机场支队前长官描绘为一个善良的人，他把泰迪玩具熊送给移民孩子，欢迎他们来到美国。亲爱的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美国，保证你迫不及待想看到更多的惊喜来试图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接下来，大卫，我想知道布洛克叔叔（专挑小男孩或青年男子作为性伙伴的男人）打算和你做什么呢？小男孩，请记住，当结束后，你要说：“谢谢，先生，如果您需要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学校会不录取你吗？如果这样，你可以到媒体监督组织“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申请做一名办公室服务员。

大家看看：“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披萨门（Pizzagate），深暗势力的“孤独枪手”校园枪击事件，奥巴马-霍尔德（前司法部部长）-科米（FBI前任局长）时代的联邦调查局。通过恐吓学童，阻止他们向当地警方举报袭击者。关于布洛克再多说几句：从已故的调查记者安德鲁·布雷巴特（Andrew Breitbart）（在调查Media Matters期间神秘死亡）开始，调查记者们开始接近以美国首都为中心的高层恋童癖圈子，联邦调查局随之掀起了一场外族威胁运动。运动针对来自中国的访问教授和200,000名学生，他们因在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从事薪水极低的实验室工作而被定为“有罪”。转移公众注意力是政治生存的第一步。

社会威胁论

最近，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一次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他之前任职于亚特兰大，另一个DACA中心）指出，“整个中国社会”已构成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即便情况如此，拿中国13亿人口和美国3亿人口比较，比例为4比1还高，那么克里斯·雷如此愚蠢的言论就意味着抵抗是徒劳无益的。就我个人的愚见，这种疑神疑鬼的偏执妄想症才是对国家安全更大的威胁。

在睡衣男孩部落的总司令离开白宫之后，这些打手（瓦坎达魔力（Wakanda，美洲苏族印第安人认为无处不在的一种魔力）的双关语）又抛出了俄罗斯门事件，加之他们的尿液档案已经受到怀疑，因此他们再次盯上了中国科学家。反华宣传运动也是民主党和他们的沼泽盟友的蓄意行为，加剧了与中国紧张的双边关系。而此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贸易代表罗伯特·莱希泽尔（Robert Lighthizer）正在努力调整两国的贸易逆差，并且声称需要中国做出牺牲。

贸易问题对美国未来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需要彻底清除执法部门中顽固的麻烦制造者和人贩子，将他们送进属于他们的联邦监狱中。披萨门（Pizzagate）尚未结束。对那些异乎寻常的背叛毫无概念的读者来说，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检索我就披萨门（Pizzagate）事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会逐渐搞清楚沼泽政治，也会明白为什么香肠披萨是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Broward County）的最爱。如需更多信息，请阅读我在rense.com发表的佛罗里达学校系列文章。

也就是说，这些成为替罪羊的中国科学家所涉及的财务和经济问题很复杂，在此我会深入探讨相关主题。随着与中国贸易谈判的推进，是时候捅开这个马蜂窝了。

搅乱天下的博通公司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了安华高（Avago）公司控股的科技巨头博通（Broadcom）公司对竞争对手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公司的收购同时，还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指控六名中国科学家涉嫌商业间谍的案件搅局阻挠。在圣何塞审判的司法部案件中，安华高-博通公司是主要原告，被告方为两位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在天津大学工作的四位同事。他们不仅被指控涉嫌盗窃商业秘密，而且更严重地被指控涉嫌犯了经济间谍罪，会被判处15年监禁。既然原告安华高-博通公司也被指控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那么其对在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 CA）软禁的研究员张浩及其缺席审判同事们的指控就应该是无效的。

抛开法律程序不谈，我们先搞清楚案件的背景问题：究竟哪一方是有罪的（或更有罪的）？ 是一家在美国和中国拥有垄断历史且热衷诉讼的公司呢？还是具有独立思想自己创业的研究人员呢？

(目前张浩教授仍然在美国的圣荷西处于保释状态，并在法院的监管之下，等待进一步的审判）

EE 新闻网站源引科技杂志HIS的报道，对原告的声誉表述如下：“知识产权对于快速增长的微波滤波器市场至关重要，促使安华高公司使用‘行业间谍、诉讼和恐吓’等手段，控制射频滤波器市场。”

行业间谍？以美国安化高－博通（Avago-Broadcom）的体量（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统计，其年收入69亿美元），来指控天津六名研究人员的创业公司诺思微系统（ROFS Microsystems）是一个威胁，荒谬至极。换言之，安华高公司在美国司法部针对张浩教授的起诉案件，用IHS术语讲，是一种恐吓手段。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更为明智的办法，不是野蛮地妄加指责，而是用风险投资支持张浩教授组建一个由天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支持的合资企业，以防止安华高公司垄断中国的声波滤波器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生产商）。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优于竞争对手之间的怀疑猜忌。天津张浩等六人被起诉的案件是在奥巴马-霍尔德-科米任期内立案的，他们公然发起“重返亚洲”新国防战略，加剧北京对华盛顿的厌恶，恶化了双边关系。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是遗留给特朗普团队的一个棘手问题，应该通过减少煽动性言论来积极应对。

从贸易战争演变为版权争斗

在美中贸易争端中，接下来要出场的便是版权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小心不要成为“美国反对”的冲突对象。特朗普团队必须承认，版权保护已经偏离了奖励研究人员的最初意图，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扼杀公平竞争的诉讼武器。正如IHS指出的，安华高-博通公司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正是其滥用专利保护来证明其垄断行为的合法性，进而扼杀竞争，抢夺科研人员在研发成果中的公平份额。

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是通过盗版诉讼打击小公司的受益先锋，从中获得启示，竞争残酷的科技板块新生代力量如安华高公司的陈福阳（Tan Hock Eng）及其合作伙伴博通公司的亨利·萨缪尔利（Henry Samueli）等在压榨员工合法权益的同时，无情地歼灭了与其竞争的小公司，进而在电子行业取得市场垄断地位，同时获得巨额利润并赢得大量机构投资者的青睐。2016年与安华高合并之前，博通公司在亨利·萨缪尔利的直接领导下收购了50多家科技公司，其中包括NetLogic Microsystems（39亿美元），LSI（66亿美元）和Brocade Communications（59亿美元）。简直就是一头对版权如饥似渴、悄悄觅食的饥饿暴龙。

发明就像在黑暗中闪烁的明灯，激发了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研究助理的创意。而公司并非创造性实体，其存在仅仅是为高级管理层和投资商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产权已经被动脱离了人类智慧，退化成野蛮的侏罗纪公园，霸王龙驱赶食草的雷龙，迅猛龙追赶并撕咬惊恐的科学家们。这种盲目贪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已经到了小型哺乳动物反击的时候。在天津张浩六人事件中，这六名科学家就敢于收回属于他们的、源于大学实验室的成果。

因此，特朗普对安华高攫取之爪的碾压，实际上是一次拖了很久的反垄断行动，以遏制其市场垄断行为，同时，也是与他对亚马逊和社交媒体巨头制造虚假新闻的批评如出一辙的重要一步。

博通公司对高通公司的攻击已经让美国人尝到了苦头，这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泽尔（Robert Lighthizer）对中国的指责同出一辙，即对高昂版权费的无理苛刻要求，这是向收购本土公司迈出的第一步。当增加的费用转移到产品成本上时，美国消费者最终将为企业的贪婪买单。

另一种办法是，在理想的国际市场上，知识产权法的改革应有利于并为利益相关方所接受，包括发明人、研究人员、许可证持有人、制造商、消费者和投资者。安华高-博通提供了一个卑劣的教训，即如何避免吃相太难看，不要像食槽里的肥猪一样把别人拱到一边。每个人都要学会如何分馅饼。

从开始就是棘手的问题

正如澳大利亚方言中所说的那样：“努力做到这一点，伙计”。去年11月，安华高公司登上美国头条新闻，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来西亚大亨陈福阳（Tan Hock Eng）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帮助美国重回巅峰，他将把公司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特朗普总统对此非常满意，可总统先生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口蜜腹剑。这一搬迁承诺实际是一种巧妙的诡计，策略地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允许安华高-博通对竞争对手半导体制造商美国高通公司（互联网路由器设备制造商）的恶意收购。

自今年农历狗年伊始，高通公司董事会坚决拒绝了恶意收购，尽管其主要投资商和蓄意收购者在博通公司提高收购价的同时，也在馋涎欲滴。意识到资产流失对国家潜在的危害后，特朗普和这位厚颜无耻的马来西亚大亨翻脸，制止了这项交易，成功阻止了世界第五大半导体生产商被业内第三大外国公司所控制。这并非无稽之谈（杞人忧天），因为安华高-博通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超越微机电系统（MEMS）市场的领军企业德国博世（Bosch）公司和美国德克萨斯仪器（Texas Instruments）公司。

那笔巨额交易在被特朗普公开羞辱炮轰后，颓靡的安华高刚刚宣布将其总部从新加坡迁往美国，或许还会发起其他尝试。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大获全胜，并开创了先例，即政府应该成为商业交易的监管者或裁判员，而不是支持赢家通吃的牟利的促销员。 

群猪夺食（Hogg双关Kevin Hogg的姓氏）

在呈现博通公司创始人亨利·萨缪尔利（Henry Samueli）丑恶行径之前，我们需要先将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南加州大学毕业生的案件梳理一下，尤其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凯文·霍格（Kevin Hogg）所涉及的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诱捕”张浩的案件，凯文·霍格正是在帕克兰校园枪击事件中自封“英雄”的可疑人物大卫·霍格（David Hogg）的父亲。事发当天这位所谓的想成为CNN实习记者的年轻人要么不在学校，要么躲在课桌下，反正小大卫怎么说怎么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两人都是天生的谎言家。

利·萨缪尔利与小布什在一起

表面上看，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逮捕了张浩，指控他窃取十年前未被估价的“重要技术”，就因为他过去曾在思佳讯（SkyWorks）通信技术公司工作过，而他的合作研究伙伴孙文（Wen Sun）曾受聘于安华高硅谷分公司。第二原告马萨诸塞州思佳讯通信技术公司一直以来都保持了相对低调的姿态，他们参与此次诉讼很可能是因为其70%的股份来源于五角大楼的承包商洛克威尔（Rockwell），换句话说他们是迫于霍尔德-林奇（Holder-Lynch）掌管的司法部的压力。然而，张浩“被诱捕”事实上直接指向美国中情局（CIA）预先计划好的一项对华经济情报行动，详细阐述见下文。

这件并不显眼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是目前唯一一起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和中国合法科研机构（天津大学）之间的纠纷。要验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声称的“中国威胁论”，即“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只能从这个案子下手。未来超过20万（人数取决于签证是否能够通过）的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的命运将取决于圣何塞加州北区法庭对这起案件的审判，而与这些学者和学生支付学费、从事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最近，另外一起涉及中国植物遗传学者的案件是控告中国学者走私转基因试验的大米种子，而且目前尚不清楚该走私案的目的是否是对美国出口中国食品进行无歧视安全性实验。果真如此，这位植物遗传学者应该受到嘉奖而不是被判入狱。）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参加国会听证

为什么要对这样的小角色如此严苛呢？其原因是安华高-博通公司的声波滤波器在包括苹果和华为在内中国移动电话制造商中占有巨大的份额，如果在这起硅谷案件中陪审团判决被告罪名成立，就能压制当地竞争对手，独霸利润丰厚的市场。这就是炮舰经济学，是由愚蠢至极的美国中情局经济情报委员会直接主导的科技帝国主义。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

和垄断博弈，就进监狱吧

事件回顾：在六位来自天津大学的嫌疑人中，美国司法部直指毕业于南加州大学谢明电气工程系（Ming Hsieh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的两名研究生：一名是毕业后曾就职于马塞诸塞州思佳讯（Skyworks）通信技术公司的张浩博士；另一名是毕业后曾就职于硅谷安华高实验室的庞慰博士。两人被指控盗取薄膜体声波谐振器（FBAR）相关技术，该薄膜滤波器可以实现选择特定频率信号，同时阻止“噪声”的功能。此类滤波器广泛应用于麦克风（苹果手机i-Phone中使用6个扩音器实现不同的音高）和其它无线设备中，既可以用于处理声波（声音）也可以用于处理无线电波。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私立学校——南加州大学的电气工程系是由谢明（Ming Hsieh）先生捐资3500万美元成立的，谢明先生出生于中国大陆，后从台湾移民至美国。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声称的“中国人偷窃”的说法相反，谢明先生是成千上万的美籍华人、（在美）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代表，他们通过发明创造、努力付出，造福了美国社会，其社会贡献度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如果张浩和庞慰没有因他们的研究被冠以商业罪犯的话，他们应该也会如谢明先生一样。

美国科进公司的创始人、南加州大学校董谢明

张浩是唯一被拘留的嫌疑人，其余五人都在天津大学，皆因该案件而保持沉默。2015年5月，张浩从中国赴美国凤凰城参加一个技术会议，飞机刚一抵达洛杉矶机场甚至尚未停下，在机舱内就被逮捕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将他从飞机上押走，只留下了他的妻子。张浩被带进一个光秃秃的房间进行询问，在此之前他并未被告知被逮捕，这说明联邦调查局特工也没有向律师陈述他的米兰达（Miranda）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究其原因，她以不可告人的利益诱使张浩作为一个友好的线人（美国中情局反华间谍）与其合作。违法通知书完全不符合规定，包括洛杉矶机场案件的凯文·霍格（Kevin Hogg）在内，所有涉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都应受到谴责和调查。

凯文·霍格在洛杉矶机场制造的诱捕骗局表明，美国人试图利用间谍活动渗透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在中国的研究声望相当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或麻省理工学院MIT）。在美国间谍实施技术偷盗之前，奥巴马-科米（FBI前任局长）-霍尔德（前司法部部长）时代的联邦调查局是要渗透到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吗？凯文·霍格在此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今帕克兰事件所做的掩饰至少说明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高层阴谋。调查者恰恰应该被调查，因为“整个美国社会”不会卷入这些违背美国宪法的、千夫所指的阴谋。

顶尖大学，顶级人才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之一是，他们在南加州大学的部分研究经费来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DARPA 的经费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其资助范围不限于纯军事技术，因为互联网等发明也是在其资助下产生的。当然，军事通讯部队对任何通信技术都颇有兴趣，例如摩托罗拉对讲机就是历史上军民两用设备的一个范例。然而，薄膜体声波谐振器（FBAR）主要应用于包括移动电话和无线设备在内的民用领域。无线电滤波器可以抑制信号干扰，但与加密系统相比，它只是防御技术的一个次要因素，绝不是案件中检方所控诉的一个巨大安全威胁。

在去年的庭审前听证会上，圣何塞地区法院批准了张浩的要求，即从主要原告安华高（Avago）公司获取其指控被告盗窃版权的文件。然而，安华高公司拒绝提供任何证据，这意味着其对被告的指控是无法核实的。可以确信的是，无论张浩和孙某在南加州大学从事什么研究，其研究内容远远领先于安华高专利库中的现有技术。当安华高畏缩不前时，本应驳回对六位天津研究人员的起诉，并要求原告在法庭上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道歉。

拒绝撤销指控的行为表明，科米-霍尔德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的幕后黑手正试图拖延六位天津研究人员案件，从而破坏特朗普-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罗斯（商务部长）与中国同行的贸易谈判。如果事实成立，那就是叛国。

目前，张浩正在接受审判（审判今年2月下旬开始，距他被捕约33个月），他被控犯有阴谋从事经济间谍罪（最高刑期15年）和窃取商业机密罪（10年监禁）。尽管这些指控很荒谬，但对每一位为促进美国科学进步而殚精竭虑的外国研究人员而言，潜在的判决都意味着是一种威胁。研究人员倾其所有努力，而后被扔进监狱，这不应该是“美国风格”。

在圣何塞拘留所监禁一段时间后，张浩被软禁在家。与此同时，在犹太复国主义盟友博通公司的帮助下，通过国防技术窃取的物品被以色列封锁，而五角大楼的要员也从中得到了回扣。优先的种族待遇，对犹太教的偏好，赤裸裸的犯罪集团腐败，无论怎么表述都不为过，总之一切都很糟糕，完全违背了宪法保证公平审判和人人平等的精神和文字。

梦幻之城（洛杉矶）的阴谋诡计

耶稣受难日当天，似乎是为了弥补媒体对失败的高通（Qualcomm）收购案的负面报道，陈福阳（Hock Tan）宣布安华高公司总部的确将从新加坡搬回美国。尽管他是华裔马来西亚人，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学位，但安华高背后的投资来自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

安华高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是新桥（Newbridge）集团，其中包括优步（Uber）背后的救主、美国德克萨斯州太平洋投资集团（沃思堡）的大卫·邦德曼(David Bonderman)，以及资深政客、民主党捐助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森·戴安·范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的丈夫理查·布蓝（Richard Blum）。这个面向亚洲的基金会中另一位合作伙伴是由乔纳森·金恩斯（Jonathan Ginns）领导的艾康（ACON）公司，乔纳森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博思艾伦（Booz, Allen and Hamilton）咨询公司“管理咨询顾问”，该公司是中情局-五角大楼的神秘承包商（也是爱德华·斯诺登的前雇主）。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想起，瑞士的中情局-博思团队如何激怒银行家，并安排酒后车祸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此类卑劣罪行促使了斯诺登的揭发行动。

博通（Broadcom）公司的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现任首席技术官亨利·萨缪尔利（Henry Samueli）将敏感技术通过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转让给以色列国防军（Israeli Defense Force）之后，情况开始变得更加糟糕。以色列国防军网络指挥部自吹“比其他任何军队都先进15年”，这要归功于从美国实验室窃取的技术，而这些从未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的调查或起诉。

安华高的同胞公司博通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程学院的“亨利兄弟”于1992年创立的，当时亨利·萨缪尔利（Henry Samueli）和亨利·尼可拉斯（Henry Nicholas）留着小胡子，身穿叶利钦时代的权力套装，在南加州郊区生产制造机顶盒。时任首席执行官亨利·尼可拉斯因其对公司工程人员行事苛刻而声名狼藉，（同时据奥兰治县居民回忆）他还因为深夜在地下室与年轻妓女厮混而臭名远扬。2008年，当地警方以毒品罪指控并传唤亨利·尼可拉斯，但他通过向奥兰治警方行贿掩盖了对他的性指控。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投资欺诈的罪名起诉亨利·尼可拉斯和他的会计，指控他们在公司报告中存在期权回溯问题。

亨利·萨缪尔利以买入当地运动队的方式，在公众面前进行虚伪忏悔。不，不是天使队！再猜！在冰上摇摆和嘎嘎叫的冰球队，阿纳海姆鸭队（Anaheim Ducks），名字来源于迪斯尼公司1992年的电影《巨鸭奇兵（Mighty Ducks）》（这也算是侵权行为，因为原形是其竞争对手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的达菲鸭（Daffy Duck）。在我童年记忆中，达菲鸭曾经尝试过溜冰，引起了兔八哥的恐慌。）

顺便注意一点，亨利·萨缪尔利家的保安已经激怒了奥兰治县水晶湾海岸线富人区的邻居们，他们跟公共海滩通道上的路人搭讪，并对附近家庭（身价百万的美国犹太首席执行官们）进行电子监视。他手下的暴徒家奴，包括在公共海滩和岩石斗篷上环绕的军用潜水艇，在当地被称为“摩萨德（The Mossad）”。（在视频结尾，他们通过搜寻海岸线的黄色针销来定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南加州基地。）

下次你驾车去拉古纳（Laguna）或亨廷顿（Huntington）海滩时，如果你的手机开始出故障，就说“您好，亨利！我是唐老鸭。嘎嘎！”

安全风险在于以色列中间商

正如一位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高级贸易顾问所说，“美国最新的技术经由以色列中间商出售至印度、越南和中国，这是公开的秘密，毫无疑问美国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会从这种交易中牟利。华盛顿特区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利润丰厚的黑市操作。”

换句话说，美国国防官员的腐败是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贸易禁令的真正原因，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只能高价购买最新的技术。在取缔贪赃枉法的将军、海军将领及其新保守派雇员的回扣（这些回扣也是腐蚀美国军队领导层的祸根）的同时，相比之下，市场驱动的直销方式具有竞争性和透明性，因此更加安全。公平的技术准入条件也会降低消费者对廉价、劣质仿冒电子产品的需求。（我们希望尽职调查和公平贸易实践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版权谈判的根本目的。）

如果美国国防承包商在明确的贸易规则下直接与中国企业（甚至是武装部队）进行对接，而不是通过类似以色列公司做的背信弃义的后门交易，例如由前摩萨德高级官员领导的卑鄙的中以委员会，那么世界范围的国家安全将与和平将会获得更好的服务和保护。就目前而言，以色列的非法武器贸易使亚洲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非常可怕的。

《大国来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丁一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黄平 郑重推荐）

“让美国重返辉煌”背后的智慧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国研究人员的气势汹汹的抗议责难，以及对张浩、孙威及其在天津大学的其他未参与同事的含糊指控，都是一种粗俗的宣传攻势，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臃肿的联邦官僚机构不受民粹主义对精简政府机构的需求的影响。为避免全球经济萧条，在双边贸易（连同整个世界贸易体系）需要策略性地大幅削减的时间节点，反华言论也助长了一场非理性的“贸易战争”。针对全球生产的重新分配，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理论也促进了贸易发展，但导致了不可持续的不平衡、主权债务危机、家庭破产和劣质商品的过剩。现在，削减贸易水平是防止一波违约、银行全面崩溃和全球再一次大萧条的唯一途径。

左起第二位为张浩教授，现在仍在美国监视居住等候法院审理中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无辜中国教授和学生以及亚裔美国学者正面临着成为这些宏观经济问题替罪羊的危险，在法律起诉的威胁下，遭受美国大学不公平的降级和解雇。因遭受不公平对待而名誉受损的研究人员包括2014年已是美国公民的、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物理系主任位置上降职的郗小星，以及被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的水文学家陈霞芬。

研究人员在与美国和海外的同行进行公开交流时，本该分享他们的成果和学术论文。像美国这样一个支持言论自由和开放新思想的国家，必须勇于为更多谨小慎微的社会（国家）树立榜样。以美国的实力及其巨大的技术领先优势，这样做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

不平等待遇产生的最终输家是美国本土的大学生和美国公司，他（它）们依赖于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精英们的想法和灵感。如果这些精英无法活跃在教学岗位上，美国学生将只能接受二流教育，这样美国将不会重返辉煌。在冬季奥运会上，美国队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这种不良成绩不应该出现在美国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中。为了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美国的学生应该享有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学习的特权。迫害中国数学家和科学家相当于拒绝挪威和德国的滑雪教练。这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

希望在联邦政府的彻底改革和与中国的理性贸易谈判中，特朗普团队能阻止奥巴马-霍尔德-科米时代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公然的反亚裔偏见行为，并恢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显然，如果无辜的张浩仍孤零零地呆在嫌疑犯名单的首位，那么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真的没什么活可干了，不过是在追捕自己想象中的幽灵。让他赶紧回家，或者在作出正式道歉后鼓励他在美国继续进行研究，为美国重返辉煌战略出谋献策。同时也希望那个天生的骗子大卫·霍格（Davy Hogg）除了吃披萨，还是免开其口吧。（结束）

本文作者岛津洋一先生是长期居住在香港的日裔美籍独立调查记者，曾经担任过英文版《日本时报》(Japan Times）编辑、清华大学与香港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资深访问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