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道隆：从竞合到竞争 中美准“冷战”的可能前景

邱道隆 : 从竞合到竞争：中美准“冷战”的可能前景

近年来，西方世界正在兴起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与过去的中国威胁论集中在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军事力量等议题有所不同，新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看成一种全方位的威胁，这种威胁更因为中俄在战略上的接近、西方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吸引力的下降以及自身的危机而增添了浓厚的对立色彩。从欧盟和德国指责中国“一带一路”分化欧洲、澳大利亚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再到中美之间的龃龉，无一不印证着西方对中国的忧虑。

在这种威胁论的论调下，从东方到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在辩论爆发一场新“冷战”的可能。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在2018年的5—6月刊上，以“一场新冷战”（A New Cold War）作为封面专题。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这期杂志上以《美国交锋中俄：迎接第二次冷战》为题发表文章，从经贸竞争、军事联盟对立、相互间谍活动和意识形态竞争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冷战。 

从决策层面看，冷战的可能性似乎也在增加。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其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报告》针对中俄两国，但是又在其中作了区分。中国是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俄罗斯仅仅扮演了军事和安全挑战者的角色。 因此，尽管新冷战的提法缘起于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但是很显然，要达到当年冷战在全方位对峙的效果，俄罗斯似乎还够不上成为一个与西方等量齐观的掰手腕的对手。而这项“任务”似乎只能落在中国的头上，不管中国自身是否愿意充当这样的一个竞争较量对手的角色，但是对手已经将中国摆上了竞技的舞台。

在所有有关新冷战的论述中，中美之间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中美是否会成为冷战的对立双方，即中美之间是否陷入美苏式的冷战。可以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不至于爆发类似美苏对峙时期的全方位“冷战”，但是过去主导中美关系在竞争中合作的许多因素正在发生改变，中美之间将出现一种准“冷战”的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对中国观念的态度转向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或特朗普本人的行为，相反，其背后是整个美国精英界对中国观念的整体转向。仅从特朗普政府或特朗普本人来看，其对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更多是从国家利益本身出发进行的，正如特朗普所言，许多问题该谴责的是美国历任政府，而非中国，特朗普政府及特朗普只是办成了许多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而已。换言之，即便对面换了一个国家，只要面对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也依然会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与对手是不是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应对措施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样，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但是从美国整个精英界的角度来看，这种针对中国的举措却显得别有意义。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府采取接触（engagement）手段来应对中国的兴起，试图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倾向于西方的变化。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也确实如美国所希望的一样在发生许多变化。在开放国内市场、开放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领域，中国确实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甚至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曾经对美国就较为敏感的问题进行了让步，使得美国看到了改变中国的可能性和实际的效果。

但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的想法。特别是中共十九大牢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统领一切事务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发展之路。在国际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倡议实施过程中潜藏的国家发展模式，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不仅使得美国人感觉到变革中国体制的幻想破灭，而且发现成长起来的中国正在建立一套有别于美国和西方发展的体系，这套体系甚至大有取代西方现行秩序的趋势。

而且长期在国际上话语权羸弱的中国也在这一领域发生变化。2017年12月5日，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锐实力：威权主义日益见长的影响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报告认为，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媒体、学术、文化和智库倡议领域进行大力投资，旨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大众舆论和观念。《外交事务》杂志和《经济学人》杂志这两份在西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刊物也随后跟进，对中俄两国的“锐实力”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美贸易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压舱石的美国商人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呈现出商品结构性互补的特性。根据中金公司的研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仪器（主要是家电、电子等类别，占出口总量47%）以及纺织品（11%）、金属（8%）、鞋帽伞（5%）等。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仪器（31%，主要是资本品）、运输设备（21%）、植物产品（11%）、化工产品（8%）等。概括来说，中国对美国出口偏消费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偏资本品和科技产品。中美之间的贸易具有“异极相吸”的特点，贸易作为团结的纽带，将中美两国牢牢捆绑在一起。

然而，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中美在互联网产品和应用上呈现出了高度的同质性竞争。目前来看，只有淘宝和亚马逊这一类的电商企业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传统中美贸易的延伸。即便如此，在全球化方面，阿里巴巴CEO张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直白表示：“很多人问我，阿里全球化跟亚马逊最终难免一战，我说怎么难免一战，我们已经打上了。”

而在社交、出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互联网产品上，中美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由于互联网产品的用户黏着性，使得习惯于一类产品的用户很难在短时间内改用其他产品，因而同类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此外，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高度平民特性，使得互联网产品本身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色彩，大部分网民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会首先更多选择接受本土的互联网应用，这也为互联网产品打入其他国家市场增加了困难，从而使得商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更强。 

表1 中美互联网企业相似业务对比图

除了产品上的高度竞争外，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巨头也已经呈现两强相争的局面。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在2018年5月31日发布的《互联网趋势报告》中表示，截至2018年5月底，世界互联网公司前20强中，美国公司11家，中国公司9家。如今，这些巨头在海外市场扩展、企业并购、数据争夺上，都体现出了与美国企业进行竞争的强大能力。中美贸易从互补合作到全面竞争，已经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中美此次贸易战中，对中国产业的打击集中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原因。

中美人文交流遭遇阻碍

在观念变化和贸易冲突的影响下，中美之间原本繁荣的科技人文交流和教育留学领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2018年2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以孔子学院为例向FBI局长质询中国威胁，得到的回答在暗示赴美留学的中国理工科学生都可能是潜在的间谍，引起一片哗然。随后不久，根据美国官员的不具名消息，美国使领馆收到指示，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的中国学生签证有效期将被限制为1年，而上述专业都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优先发展的领域。 

2018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NDAA），法案中还包括一项修正案，将允许国防部终止向参与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人才计划的个人提供资金和其他奖励。修正案的提出者，众议院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将中国的“千人计划”作为修正案提出的重要依据。他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千人计划”旨在吸引学者回到中国，并参与到中国的尖端研究中，以实现中国在2049年成为全球领先科技强国的目标。如果学者个人参加或正在参加此类的项目，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国防部的教育或学术培训以及研究经费。 

美国国防部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研究和发放奖学金，由于大部分通过大学投入，因而这一修正案必将对中美大学之间的学者和学术交流设置巨大的障碍。这一修正案的最终生效还需要通过总统的批准，但是无疑已经反映出美国精英界对中美人文和技术交流的担忧。

美国重拾对华安全遏制方案

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开始将一些长久以来搁置的对华遏制方案以新的方式重启，或是将原本中美之间的矛盾再度利用起来。前者表现为“四国机制”重启后的所谓“印太”方案，后者则表现为将台湾问题重新放置回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

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召开，这一“四国同盟”的机制一度被渲染为“亚洲北约”。但是随着各国领导层相继变动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机制并未得到有效延续。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再度提出了其有关“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构想，即“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引发该地区国家的关注。2017年11月12日，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的官员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四国会议，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议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标志着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或称“四国机制”）时隔十年之后再度重启，与此同时，四国还试图向本地区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另类模式”，以抗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来的影响。

2018年5月30日，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夏威夷宣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由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出任印太司令部司令。“印太”战略具有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明显目的，它是以安全机制为首的一种遏制方案。

另一方面，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再次浮出水面。还在2014年时，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弃台论”的论调，尽管这种论调并不能代表美国官方意见，但是足以凸显台湾在中美关系中地位的下降。然而在面对新的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台湾在中美关系之间地位的提升成为安全领域的重要内容。2018年1月10日，允许并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所谓《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在美国众议院通过。2月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法案。更严重的在于，2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而且是全票通过，并将其提交白宫，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署。 

2018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要求强化台湾军事实力，呼吁依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据美众院公布的法案草案，要求美国评估加强双边合作与提高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帮助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而根据《台湾旅行法》，美国国防部应派遣军种部长或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成员前往台湾，进行高阶官员往来。

《台湾旅行法》通过后的一个重要实践，是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新馆的启用仪式上，美国方面派出了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Marie Royce），她是自2015年以来美国向台湾派赴的级别最高的国务院官员。其丈夫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Ed Royce），他是《台湾旅行法》的主要推手。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涵（Alex Wong）在《台湾旅行法》发布后，也在台北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发表了倾向于台湾的演讲，批评中国大陆的政策和行为。

另外，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时，美国政府似乎也正在使用台湾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大陆也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国际舞台上压缩了台湾的对外空间，许多台湾的“邦交国”纷纷与台湾“断交”。中国监管部门也开始制裁那些将台湾列为国家的外国企业，白宫将此谴责为“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Orwellian nonsense）。这些行为无疑都表明，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筹码分量已经再度上升了。

美国对中国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已经表明，中美之间准冷战状态的可能前景已经到来。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由于特朗普本人或是特朗普政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是美国精英界的共识，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过去那些维系中美关系合作状态的许多因素正在发生宏观层面上的整体变化，这是由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所产生的客观的结构性因素引起的，难以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

但是，历史也表明，即便是具备竞争性的两个大国，也存在着许多避免恶性竞争的可能，而且也存在许多新的合作空间，例如在冷战后兴起的德国和日本与美国在工业领域存在冲突，但也以各种方式化解了。这就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调动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去重新和适应两国之间的新关系。只不过，从原有的竞合模式走向竞争模式，再从竞争模式中发掘出新的竞合模式，必然存在着磨蹭、磕碰和各种不确定性。加强双方的沟通和危机管控，积极以开放的心态协调双边利益，才是中美避免准冷战状态的最佳方案。

——（谨以此文悼念杨沐老师）

作者：邱道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访问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