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需要在贸易谈判中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3）
目前，“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灵丹妙药的观点在我国甚嚣尘上。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经验却显示了相反的现实——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贝罗奇给出了证据：1890到1913年是欧洲在整个19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保护主义全盛时期；相反地，在19世纪欧洲贸易最自由的1870至1890年间，却正值其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大衰退时期[35]。美国的情况亦类似，在1870至1914年间其工业增长速度极快的时段，当地政府是采取了极高的关税政策。更重要的是，那些受保护最多的产业，也正是增长率最高的。相反，在其关税大幅降低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如“自由贸易”理论所推测的不断增长，反而大不如前，而出口更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这亦是为什么美国保护主义声浪近年得以盛行的根源。这就说明外贸规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贸易结构。因为贸易扩张本身并非目的，它仅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由外部一体化而非内部一体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发挥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事实，但增长未必有发展。普遍的自由贸易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即坎宁安所谓的“人间天堂”，也即保罗·萨缪尔森所谓的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在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之下，世界上所有的工资收入者都将同样地富裕。但在“世界并未联盟”的时期，普遍的自由贸易的古老理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望[36]。
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东亚模式误读的结果。实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胜利，也不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胜利。相反，东亚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冷战，得益于美国对其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大量资本援助和技术转让。尤其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军需采购以及半导体技术对日本的转让。冷战结束后，这一重大的国际情势是无法复制的。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核心就是贸易逐步自由化的过程，GDP取得了明显的增长，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虽然已达到95%，但其中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最高不超过5%，许多行业的出口实际上是通过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维持着生存[37]。
在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我国这种贸易结构实际上是与历史上“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相类似的“坏的贸易”。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压缩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从这种“坏的贸易”结构逐步向“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转变[38]。但这种转变受到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自由贸易信条的严重阻碍。而这种自由贸易信条在我国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然而，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各产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然而，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对我国的长期利益是有极大伤害的。在“走出去”战略中，我国对外投资也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上，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部分，这非常类似于19世纪末英国的情况[39]。因此，目前的“走出去”战略很可能对中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投资于传统产业只是将国内传统产业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外，反过来会导致国内创新资本不足，不利于我国技术提升和领先市场的建设。为了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企业应该把投资重点集中在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设备制造业方面，吸取英国全球化战略失败的教训。
可行的办法是倾力于培养提高本国高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并打造其领先市场。即使是开放，也涉及到开放的次序问题。比如台湾在汽车产业中的例子就非常值得学习，台湾先是开放高端市场、关闭低端市场，等到台湾汽车需要产业提升时进行了政策转换：开放低端市场、关闭高端市场。同时，在开放中，要引进智力进行自生发展，而不是仰赖引进资本（本文指FDI）。引进智力资源是生产主义，目的是使民族工业获得竞争优势，它将促进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而引进FDI是交易主义，是GDP主义，它所来带来的仅仅是“担水劈柴”的就业，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最终造成国家生产力的衰败。因此，我国应该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避免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重蹈英国全球化战略失败的覆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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