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需要在贸易谈判中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2）

第二节自由贸易虚假繁荣背后的结构变化

在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美国一直没有向英国工业开放市场，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和西欧一些国家也大幅度加强了对其工业的保护。即便如此，英国的贸易规模还在扩大。其原因在于，当时毕竟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工业化，英国完全可以为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找到广阔的国际市场，同时英国遍地的殖民地使英国可以遁入自己的殖民地市场[8]。但是，英国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产品贸易繁荣的背后，却发生了对美国和德国贸易结构的扭转。

英国开始大量进口制成品，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的新工业制成品。在机械、化学制品、加工食品以及某些种类的金属的消费上，英国大量地从其两个主要竞争者——美国和德国进口。最突出的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率先研制出了人工合成染料，就在短短30年间，德国后来居上成为领先市场，英国不得不从德国进口染料，并出口其原材料——焦炭给德国。吊诡的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用敌国——德国的染料来装扮自己的军队。而有机化学工业恰恰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与英国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第二次工业革命新产品相伴随的是原材料出口的增长。1860年以后，英国煤炭的出口在慢慢地增长，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煤炭进口，若不是其他国家的保护政策，出口的增长还会更快一点。统计显示，1864-1873年间，将近三分之二的英国贸易是以制成品换取原料和食品，而到1874-1903年间，该比重已降低到不过三分之一。同时，英国的出口规模随同其工业生产一起，大约从1870年开始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地扩大。还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进口却从1870-1875年间占进口总额的18.4％升高到1890-1895年间的24％[9]。这种贸易结构变化的结果是，英国工业耗尽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由创新集群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加准确地说“它把大量财富消耗殆尽”[10]。

英国贸易结构的扭转反映的是其产业结构的变化。铸铁和棉纺织品是英国当时的拳头工业产品。英国铁产量占欧洲的比重从1838-1842年的54.2％又提高到1851-1862年的58.5%，棉织品占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则一改1846年前缩小的势头而重新扩大。无可非议，1870年前自由贸易的账面记录对于遥遥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而言是十分有利的，这一点正好符合英国决策者的初衷[11]。然而，相对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铸铁和棉纺织业无疑属于夕阳产业。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在新兴工业发展上要缓慢的多[12]。在英国，“电力出现的情况很少见。虽然各个方面都承认电力的好处，但是由于私人电力企业的绩效微不足道，因此难以引起政府的主动性和公共计划”。而在德国，电气工业已经领先于英国，尽管许多原创的发明和创新源于英国。同样，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造船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落伍了……英国贸易的3/4被美国的船只承载。……铁壳汽船的出现重塑了英国的竞争优势地位[13]。1880-1913年英国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770万吨，而同期，美国的钢产量却由100万吨攀升到3100万吨，德国从70万吨增加到1890万吨[14]。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德国和美国产量的增长非常明显。

大约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英国形成了“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对外出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的工业贸易结构。但是，向其殖民地出售制成品并未促使生产商的产业升级，反倒因为忽视在国内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投资，对英国工业竞争地位的削弱“助”了一臂之力。英国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掩盖了这种质变的潜流。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阿什利看到了英国面临的危险，他针对英国在战略性新兴工业发展上的滞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财政受惠，但却忽视了英国的工业发展。然而，由于当时英国主流经济学的喧嚣，英国的精英们听不到、更听不进被视为异端的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声音，他们坚信“维多利亚繁荣”就是纳索·西尼尔所指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胜利”[15]，并为这种表面的繁荣所陶醉。

1876年，在纪念《国富论》发表100周年的斯密晚宴上，英国终于揭开了关于是否终止自由贸易的斗争序幕。首先，在经济理论上，催生了与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英国历史学派，他们意在复兴英国的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坎宁安看到了自由放任时代自私的个人对利润追求的威胁[16]，他对都铎王朝大加赞扬，支持经济发展时空特定性的政策和国家的作用等，并公开仇视马歇尔；1885年，英国翻译出版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17]。其次，在经济政策上，自由贸易怀疑论者于1881年组成了公平贸易同盟，要求先制订外国制造品的适度的进口税，豁免允准英国制造品自由进口国货物的进口税；1886年，著名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指出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再继续下去，英国将回归到与英伦三岛的面积相称的国际地位上去。他呼吁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税改革运动。然而，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没能扭转英国的政策方向[18]。只是到了后来，经由1915年的“产业保护关税”，再到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制”，英国才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重新回到贸易保护的老路，但到这时，英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这个国家风光不再，霸权旁落已成定局。

第三节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原因

历史学界对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可否认，“随着海外竞争的加剧和经济增长显著减缓，19世纪最后25年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但在我们看来，英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不是经济危机的1873年，更不是1913年，而是开始全面实行自由贸易的1860年。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后出现的“维多利亚繁荣”仅仅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力量释放的井喷现象，不是其真正的繁荣，恰恰是其衰退的开端。即自由贸易是英国强盛的结果而非原因，帝国因选择了自由贸易战略而衰落，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利益算盘打错了，这恰恰给予对手——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个难得的追赶契机。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自由贸易的迷信。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英国关注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质量却在下降，从而导致了新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丢失。

1、领先市场的丢失

熊彼特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冲击的不只是现存的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因此，当我们讨论生产率时，必须区分开工业革命的旧工业与新工业。旧工业包括煤炭、生铁、纺织品和蒸汽动力，而在1880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新工业则主要是电力、钢、有机化学和内燃机。因此，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正处于新旧主导产业交替时期，这段时期的竞争不是市场规模、生产效率和原有产品质量的竞争，而是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

在1880年前后，英国旧工业的生产率远高于德国，英国的旧技术已经扩散到它所适用的每个地方。19世纪80年代，英国当时的棉纺织工业和利用焦炭制造生铁的生产率已经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运行。但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初露端倪。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工业等等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尤其是钢材在19世纪80-90年代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充足，满足了佩蕾丝“核心投入”的标准[20]。19世纪80年代，吉芬就认为衰退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呼吁英国集中精力增加生产力，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中[21]。但英国却选择了最为省事的措施——贸易[22]，并提出要么死亡，要么贸易的口号。英国长期专注于推销纺织品的自由贸易，对外依赖度增强，似乎对国家竞争力问题考虑不多，重视不够，考虑更多的则是静态的利润计算。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主导产业——纺织业上所取得的优势，长期居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并占有广大的殖民地市场，据此可以获得规模报酬的利润，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总是抵制创新[23]。英国在资源配置上任由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完全信赖资本的逐利性，而资本家由于丰厚的利润，不愿意另行耗资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追逐先进技术，从而造成了各重要工业部门技术和设备的陈旧和落后。这种路径依赖事实上阻碍了英国企业家对新生主导产业的追求，而自由放任政策则使英国在国家战略上放弃了对钢铁、有机化学、电力等新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角逐，在这些新的行业，英国发展迟缓非常明显[24]就是明证。当然，当时的英国经济也不乏“亮点”，但却集中在零售业、食品加工、家用产品、服装业等传统工业。

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英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们此时正在不断努力向海外拓展，进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投资——为世界提供信贷，以赚取更高的短期收益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货币资本输出的致命区别，在引进德国和美国的FDI的同时，大量对外借出资本。英国给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英国信贷供应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资本”[25]。对外投资总是至少有一半投放在公债方面。货币资本输出导致国内投资不足以及引进FDI是对英国在新产业上获取竞争优势的双重打击。与此同时，19世纪美国与英国进行了互逆操作：英国大量货币资本流向美国，而美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英国。这是导致英国衰落、美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英国金融机构片面地攫取利润和剪息票，忽视新技术对大规模融资的需求。接下来的境况就是英国国内投资不足，导致新技术难以扩散，生产规模无法扩大，而电力、钢铁和其他许多新兴工业如化工工业都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在基于世界性网络的产业，如煤矿的开采、种植业、炼油业（壳牌）、烟草业和保险业中，英国的大公司表现不错并在世界最大公司中保有了一席之地，但英国缺少新的工业制造部门，没有新技术和新的投资机遇，因而英国资本是贫瘠的。

由此可见，英国可谓“成也纺织业，败也纺织业”，可见并非所有的贸易都对一国有利。此时英国的主要症结已经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而是产业发展方向问题了，即产业选择问题，也即应该重视重大产品创新而非工序创新。英国商品蜷缩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庞大的殖民地市场，虽然使英国在原有产业上稳稳当当地攫取最后的产业利润，但这种保守的经济不能很快适应新科技带来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变，国内资本却一直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可见，在成熟的产业上，不但不能使后发国家获得赶超的机会，也不能使产业领先国家维持竞争优势的可能。

2、美国和德国在新兴工业上的赶超与侵蚀

国家之间的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德国与美国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而大举进入英国市场并出售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在英国市场上与英国制成品展开激烈竞争[26]。他们赶超的共同主线就是对自由贸易的集体不信任，特点是不在原有主导产业上与老牌帝国一决高下，而是另辟蹊径寻求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寻求和发展动态的竞争力。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先是独立战争使美国政治独立；然后是1807年杰弗逊禁运和1812-1815年英美战争使北方经济得以独立，再就是南北战争事实上使美国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英国。军事上咄咄逼人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与汉密尔顿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做英国人所做，不做英国人所说，一步步将英国人洪水猛兽般的廉价制成品挡在国门之外，通过“美国制造体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英国单方面开放的市场发展新兴工业。一方面，美国加大创新力度，19世纪末，美国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英国的新工艺和新产品[27]。一系列基本的工艺创新，如贝西膜工艺、西门子工艺和吉克利斯-托马斯工艺，为美国钢铁业带来了高速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以电灯、打字机、电话以及三种技术革命——电、汽车和飞机——改变了世界。另一方面，利用英国单方面的开放，到英国设厂，如福特公司、通用电气、奥的斯电梯、杜邦公司、辛格公司等等纷纷在英国设厂生产。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与农业的位置彻底颠倒了过来[28]。……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进出口结构大大改善，反映出美国工业对英国的赶超态势。

纵观德国，一方面如李斯特所见，发达的英国工业对德国构成威胁，因而力加防范，使国内市场为本国企业家所保留；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德国可以利用外部广泛而开放的市场，因为较早工业化国家所能享有的国际市场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因此，德国利用英国敞开的自由贸易大门，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而形成强劲的工业竞争力，反过来大举占领英国市场。尤其是可以利用英国廉价的铁、纱线、机器等生产资料，服务于自己开拓市场的目的，可以说，德国有机化学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国自由贸易为其提供的市场而获得的（英国是当时有机化学工业的最大的需求国）。不仅如此，从事化学制药业的赫斯特和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公司也在英国进行直接投资。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虽然这些投资规模较小，但是这些小投资既预示了后续的大规模投资，也标志着英国的衰落难以逆转。

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加强了同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美国和德国公司对英国国内市场的入侵给英国带来了新难题。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由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英国在过去所获得的工业成功和巨大市场并未确保今后持久的竞争优势。恰恰相反，这事实上造成了英国“去工业化”的状况。英国本土企业家的行为显著落后于德国和美国同行，“在许多情况下，新兴产业在英国的投资都是外国人进行的”[29]。英国人自然地就干起了担水劈柴的活，所以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被德美“自由”地利用了。

3、社会体系的惰性和僵化：源于自由放任

18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形成了非常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制度和社会框架，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完全可以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技术引发新浪潮中那样处于领先地位，但英国却未能有效行动，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由贸易使社会体系走向了惰性和僵化。霍布森·霍布斯鲍姆也提及，英国可以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有助于英国工业和技术革新的推动力，但这种力量在英国却被大大削弱了[30]。

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发育滞后，其原因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对海外传统产品市场的依赖。

其次，管理的职业化在美国和德国迅速发展，而英国企业的小型化延缓了这种发展步伐。管理和组织创新及扩散的落后是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英国技术经济落后而美国与德国后来居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拉佐尼克指出了英国车间作业管理系统的衰退，以及美国职业管理机构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兴起[31]。

最后，英国19世纪教育改革的失败。英国教育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教育绅士化，二是英国的非全日制培训和在职教育传统越来越不适应于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虽然不断有教育家、工业家和官方调查机构与委员会倡导改革的呼声[32]，但对自由放任信条的迷信使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改革最终归于流产。

总而言之，英国因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技术领先进而致使国家强大，因为自恃技术领先和国家强大选择了自由贸易。在当时，英国出于其国家利益，选择自由贸易无可厚非，但英国国家精英们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迷信，却使得英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新的主导产业上被后进国家所超越，进而导致英国的衰落。自由贸易理论本来是英国用于出口的，但英国人谎言重复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贸易的流毒，以至于无法自拔，任凭竞争力日强的对手（如美国、德国）占据本国新兴工业的市场。正如李斯特认为的，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本意是踢掉梯子，阻止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最终把自己继续往上爬的梯子踢给了德美。

第四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教训对我国的警示

我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否可以通过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后来居上？物种异地形成理论以及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答案应该是肯定的[33]。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赶超并不是沿着既定技术轨迹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年代，赶超主要是关乎路径创造的问题，这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一新物种异地形成于德国和美国的秘诀。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试图通过全球化战略，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占领世界的各个角落，却严重忽视了抢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领先地位，导致英国企业对新兴工业的投资严重不足。目前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很相似，惟一的差别则在于英国当时是第一次技术革命技术领先国，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技术领先国[34]。因此，适当保护民族工业而非自由贸易的战略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当今所有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无一例外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ITT）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