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张文木

摘要：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国崛起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能够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具备更为进步的世界观和统一的地缘政治环境，在中国对内要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外需要坚持“不称霸”原则。研究和总结英国、美国、苏联等大国及更多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本文主要内容发于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全文目录

一 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两大前提

二 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三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四 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五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我们做国际政治研究首先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服务；：不仅要研究和总结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更要研究和总结大国，特别是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挫折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曲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

一、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的两大前提

文明是怎么产生的，文明就是在阶级的反抗和压迫中产生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3]没有国家，革命便没了方向，而没有革命，国家则不能出现。西方是如此，东方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是如此，无产阶级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4]

大国崛起——比如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的崛起等——都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革命都是新兴大国崛起和旧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因而，否定革命、从而看不透甚至否定国家的本质——这无异于否定自己的身世——无一例外地都是造成大国衰落重要原因。为此，列宁在十月革命临近爆发的前两个月专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告诉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学习资产阶级，也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本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说：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

列宁注意到，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刻，革命、从而革命的目的即国家问题都会出现激烈的理论斗争，为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开篇便声明：“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7]

戈尔巴乔夫看不透这一点，在他治下的苏联意识形态告别了革命从而否定国家的本质，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说：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8]

英国人立即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捕捉到了战机。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讲话中认为，苏联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中国就叫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9]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倒向了西方普世价值。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与此相反，而每逢历史出现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总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并由此将引导中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与十月革命前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告诫新一届领导集体：“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1]

历史表明：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国家理论的本质是革命和专政的问题，而放弃了革命，也就放弃了构成苏联文化自信最基础的原则——列宁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打倒苏联的正是向苏联人灌输普世哲学的西方英美国家。他们在打倒苏联时，一点也不手软。

学问要与国家的前途共命运，只有如此，我们的学问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入。中国古代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研究治国理政学问的地方，而小学是研究具体技能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国才能具体技能的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在它失去国家后还能够有尊严，有发展。苏联亡国后，技术工程人员大多流失国外。所以，《大学》中没有所谓的纯学术，在这里，“家”与“国”是联为一体的，学术与国家也是同命运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

国家崛起仅靠“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斗争，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大家知道犹太民族是相当聪明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也只是小聪明，公纪元初犹太民族被罗马人屠城，而后便失去国家，就流浪于世界，因此也没了国家观念。2007年有一个长期侨居法国的华裔剧作家叫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记得他当时说祖国是随他走的，可犹太人的“祖国”也是随个体犹太人一起走的。结果走到哪里呢，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去了。犹太人的耶和华大神，是在犹太人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出现的，但这个救世主并没有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多少犹太人。就个体而言，犹太人是相当聪明的：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也能赚钱。但是钱也没有能拯救他们。这说明那只是小聪明，如果没有国家，那他们的命运将是很悲惨的。

新中国是经过革命洗礼诞生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13]

革命是古今大国崛起的一般路径，谈国家就不能不谈革命。与此相反，鼓励或诱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放弃、自我厌弃继而否定自己革命的“身世”并由此失去文化自信，是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推行殖民文化的重要路径。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放弃革命、继而放弃斗争是西方殖民文化中最隐蔽的内容。

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包括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再看看曾经历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天空中刚起飞往比西方某国的飞机为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前几年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香港人讲实惠，实惠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说找工作，人家说“找事做”；我们这是“说相声”，人家说是“搞笑”；说香港人看问题一下就看透了。我说这说明英国的殖民文化是有战略的。英国给自己的民族讲的是莎士比亚，讲唐璜，讲拜伦，讲雪莱，有主义，有理想，但是对香港人什么呢？他们让香港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只能向西方人讨“饭”吃，自己不能有自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遑论自己的国家。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是把殖民地人变为“找食”者，而把英国人自己变成“造食”者。造食得要有造食的文化，这个文化是殖民文化，其核心是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从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正当性：他们自己可以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丘吉尔等占领道德和学术至高点的人物，至于殖民地，英国人告诉那里的人民：你们是出不了——当然也不允许——这些人物的；你们没有伟大、崇高、英勇、正义等，这些东西只能去西方找。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4]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5]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6]，英国给了印度塑造了一个最大的“英雄”，这就是甘地。甘地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殖民者仅突出地宣传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将甘地塑造成一个任人欺负，但绝对不还手、不反抗的“圣雄”。这样做在的结果是为印度人民树立起放弃革命的标杆。英国人在南非也是这样做的。英国人不会在其治下的香港鼓励毛泽东精神，正如美国人不会在美洲鼓励格瓦拉精神一样。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放弃武装，一天坐在那里“阿弥陀佛”，但靠这解决不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问题。《武训传》在中国受到批判[17]，甘地则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印度什么东西都保留着，就是不保留并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这对印度的未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可以将印度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人民的解放非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18]黑格尔对印度文化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大体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政治行动。”[19]所谓“无声无臭”“没政治行动”，就是说印度没有革命。

革命，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如此重要以至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美国也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美国人深受英国压榨，更懂得剥夺殖民地的自主生产能力是英国实现对殖民地压榨的奥秘。1773年，英国殖民者通过了茶税法，引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于1775年4月的在莱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殖民主统治的第一枪，驻波士顿英军奉命去康科德查抄殖民地民兵的军火，往返途中在列克星敦附近遭民兵伏击，损失286人。列克星敦之战揭开战争序幕。1775年6月14日，决定建立大陆军，次日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上台就任时，特意穿着本民族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以后不能再作“找食”的民族，而要成为“造食”的民族。我们要有自己的生产，我们得穿自己的衣服，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但早期的美国人有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身就是华盛顿，尽管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前也没有多少独立意识。他曾给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写信说“我对我的国家又是太热爱了”[21]，“我不求别的回报，但图为国效劳的满足”[22]，表示对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利益，“我将尽力维护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3]，以此忠心乞求“让我留任现职”。亏得当时的英国殖民官员忽视了在殖民军中只是小小“上校”[24]的华盛顿的乞求，没有给华盛顿予以重用，不然美国历史上就少了这个开国总统。英国是不允许在美国出现英雄，但美国革命却将普通的一个英国殖民军的“志愿军”[25]和上校，变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和开国总统。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用普世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就会抽掉了这个国家价值基础及建立其上的国民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现在看来，在革命、从而国家问题上“使劳动者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26]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在革命之前，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国家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承认还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建立的国家的必要性，都是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兴亡的关键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2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醒全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