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山：走出芯片困境要选最理性的路径

敬一山：走出芯片困境要选最理性的路径

我们要和美国企业竞争，同样要坚持在开放的环境中，在相互“利用”的状态中彼此竞争。

图片来源：海洛创意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敬一山

美国商务部近日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主要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管制一旦生效，就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这对于芯片严重依赖美国的中兴来说，堪称“灭顶之灾”。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美国商务部的制裁令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舆论的诸多不满，事态的最终走向仍在持续商讨之中。就目前来看，这一事件触发的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反思，是中国互联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争端矛盾，对于企业来说就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很多人突然关注中兴、关注芯片，则是因为从一家企业的遭遇中联想到行业、国家都可能面临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都陆续刊发要“不计成本加大芯片投资”等声音的原因。当然，所谓“不计成本”只是形象的说法，其所表达的应该只是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决心。

在理论上，发展核心技术的方向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具体到执行层面，由谁来执行、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等，还是需要更多的公共讨论，以形成更有助于执行的共识。

最近，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不乏一些领域的专家表达担忧——现在举国关注芯片问题，但核心技术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可不是“人多力量大”，也不是政府有决心、敢投入就能成功，如果不能科学理性的认识该问题，盲目扩大投资、政府过多介入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这些担忧，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是泼凉水，而是值得倾听、能帮助决策更科学的一种声音。从国内外科技行业发展的共性规律来看，多数行业核心技术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或者知识精英，政府很难在一线冲锋陷阵，更多起到的是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个保驾护航往往不是直接拨款投入，而是为调动企业家和知识精英的创新积极性提供制度保障。

换言之，我们反思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的差距，更要反思有助于核心技术诞生的土壤的差距。其中政府如何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最值得思考。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在两个层面还大有可为：

其一是针对性的减税激励。对于创新型的企业，应该进一步提升减税力度，这种经济杠杆的使用同样有效果，比直接财政补贴企业或者项目更公平、更体现效率。

其二是加大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巨大，经济回报周期长，一个企业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财力，才有可能获得核心技术的突破。如果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技术，得不到充分保护，企业家欠缺安全感，类似风险会让企业家望而却步，只会尽量去购买现有技术挣快钱。

政府着眼于这些层面，也就意味着要清醒面对一个现实：核心技术的突破很难一蹴而就，政府所能做的只是创造一个适宜创新的环境，最终何时开花结果则取决于市场主体，甚至有时候还得看机遇。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现在多么有危机感、多么重视芯片研发，也不太可能短期内通过砸钱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钱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问题早就能解决了。

所以，在举国认同要下大力气突破芯片困局的当下，还特别需要一些清醒的判断。比如，因为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网上不乏很多人有民族主义激愤，要以敌对态度和美国赌气，大有要“关起门来搞突破”的气魄。但在市场高度全球化的当下，不得不说这样的意气用事有弊无利。

中兴所遭遇的危机，尽管很多中国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如果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则也是一起很“普通”的纠纷，不仅中国企业遇到，国外也有企业遭遇过。

对这样的个案更加重视是有必要的，但也不宜过激反应，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任何的应对决策都要经过更慎重的讨论，更符合长期利益、整体利益。

掌握很多核心技术的美国，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全球的人才和市场。离开了开放竞争的环境，很难想象美国企业还能取得世所瞩目的成就。我们要和美国企业竞争，同样要坚持在开放的环境中，在相互“利用”的状态中彼此竞争。这才是最理性、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路径。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