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之前的以色列

原标题:基辛格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之前的以色列

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原来和平相处的国家之间打起来的。而中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在严格意义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之间爆发的。这是中东特别反常之处。

文｜亨利·基辛格

言论和幻影：中东战略的演进

文｜亨利·基辛格 译｜方辉盛赵仲强等

摘自｜《白宫岁月》之第十章（有删节）

我在就职时对中东情况很不了解。我没有到过任何阿拉伯国家，也不熟悉中东谈判的格式。到我任职结束时，我也变得像其他所有中东问题老手一样：语言成了现实，形式和实质已融为一体。我也沉浸在这个令人发狂的、神异的、使人振奋的地区存在的那种含糊不清、激情和沮丧之中去了。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对这个地区的直接了解仅限于六十年代对以色列的三次短期私人访问。我对加利利海岸边吉诺萨尔集体农场的访问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伊加尔·阿隆的家乡，他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哈佛大学开办的国际讲习班的学生，后来担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成了我的同行。那里的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信念和痛苦、从与人作对的地理条件和冲突的环境中夺取过来的。在加利利海的那一边，我记得曾看到停在戈兰高地陡岸边的一只孤独的渔船，叙利亚人用步枪一下就可以打着它。当时我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多么不理解人类的动力啊。这里的人民依靠信念的支持经受了两千年的迫害，现在在重新实现他们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始终比他们悲剧的现实更加强而有力。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在英勇地保卫可能变成又一个被围困的犹太人区的国家时，可不能把这种信念的力量消耗尽啊。他们迟早必须同那陡坡上的男女们实现和解。中东和平不仅是现实的必需，而且也是精神的要求。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也会参加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战斗中来。

当时我也没有怎么意识到，用来为各种要求辩护的滔滔不绝的言辞是怎样掩盖了根本的立场，而不是使这种立场更能让人看得清楚。这块不毛的沙漠和光秃秃的山地，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里有一股使人抒发宗教狂热的深沉的诱力，这里的地理环境没有束缚人类的想象力，因而这股诱力更加强大。在这样困难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只有虔诚的人才能够活下来。人的主要乐趣不是自然，而是信仰和人类的情谊。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这样多性格如此鲜明的领袖人物，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家的信念起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是通过信念把自己同同伴们连在一起的，而语言在这里常常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在以色列人的犹太教法典注释中，还是在阿拉伯人的史诗倾向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很容易从实用主义的西方认为可以直接体验的现实中进入激昂的谈吐和人类灵感的领域。如果一个粗心大意的局外人竟从字面来理解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论，并想通过查问这些互相敌对的人的真正要求来找到解决办法，那他就倒霉了。

中东冲突各有关方面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深深地埋藏在信念、愤怒和梦想的混合体之中。他们的正式立场，就像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幻影，只是一种超自然现实的反映，而这几乎不可能用谈判过程中那种枯燥的法律措辞来加以表述。

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产生的，它们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只是在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让位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从而使巴勒斯坦自决的前景出现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经过几代人的和平共处后，才开始为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前途进行生死的斗争。现代产生的教族之争，把其一切恶劣的东西都带到这块土地上来。纳粹的大屠杀，使得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道义上更为急迫。但是，这个国家在一九四八年刚一建立并得到国际上的赞同，它就被迫为保卫自己的独立、不受阿拉伯邻国的侵害而斗争。这些阿拉伯国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由它们作出牺牲来赎回欧洲人犯下的罪过，它们可并没有参与这种罪过。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给阿拉伯民族主义火上加油，因战败而信誉扫地的那些旧政权，于是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控制。这个地区变成了冷战对立的焦点，从而不仅加剧了当地的冲突，而且可能把外部国家拉进到一场严重的对抗中来。

到一九六九年，以色列已成立了二十年，但邻国不承认它，游击队骚扰它，国际讲坛上攻击它，阿拉伯的经济联合抵制排挤它。以色列的形状本身也表现了这个国家的脆弱性。它的国土，从地中海海岸到约旦边界的最狭窄处，只有九英里宽。从分裂的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主要公路，有些地方距离阿拉伯哨所不到一百码。由于边境周围到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就变得无法区分。它的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起点——争取邻国承认它的生存权利。因此，以色列很自然地把它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看作安全的保障，从立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在谋求这种保障，但是没有成功。它力求既得到领土，又得到承认，它不愿承认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但事实也许会证明是这样。

认识上的鸿沟——像一切悲剧一样，双方的看法都有道理——是使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变得极其难以驾驭的原因所在。双方各执一词的结果，首先就是无法取得妥协。只有回避一些问题才能达成协议。双方一接触到具体问题，进展就会烟消云散。这种情况在我就职时变得越来越明显。中东依然陷在“六日战争”留下的泥坑里。双方更加坚持己见，外交活动处于僵持状态，对立情绪日益激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突然越过了边界，事态变得极端恶化，阿拉伯人所用的措辞像他们的意图一样激烈。一九六七年五月，苏联警告埃及，说以色列马上要对叙利亚发动进攻。苏联这个警告不是真的。无论是故意发出这个假警告来制造紧张并谋求得到某种廉价的信任，还是它自己真的把事情搞错了，它的这一举动触发了一系列致命的事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一冲动，就命令军队开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实际上已经非军事化的西奈，并宣布封闭红海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要冲的蒂朗海峡。他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撤走在国际边界上隔开以色列和埃及军队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纳赛尔不见得是要在军事上摊牌。他甚至有可能被吴丹那样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所吓坏。他这样做，也许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他的英雄姿态。

有时候，事情的发展不顾当事人的本意而变得不可收拾。一旦埃及军队代替了边境上的联合国部队，以色列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动员起来，因为它的领土太小，经不起第一次进攻的打击。而以色列一旦动员起来后，它就必须在几周内作出打的决定，因为以色列的经济经不起把人力无限期地耗费在动员上。埃及的军队在边界上，以色列的军队就不能够裁军。国际上的外交活动是慢条斯理地进行的，在磋商和安抚之后，继之而来的便是探索。世界上的政治家讨论了各种解决封锁蒂朗海峡的方案。不得要领的来回商谈还在进行着，直到以色列在六月五日早上发动突然进攻，一举消灭了埃及空军。这场战争六天便结束了。以色列占领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新夺来的领土为以色列面积的三倍。

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阿拉伯的激进主义飞速地在增长。在阿拉伯国家中起关键作用的埃及的政策，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仍然还是由脾气暴躁的纳赛尔在推动。约旦境内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日益增多，使温和而亲西方的哈希姆王朝侯赛因国王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由于巴勒斯坦人闹事，因而使得黎巴嫩在一九六九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了政府。苏联给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运来大量军事装备，这就使它比较深入地插手这个地区。阿拉伯的前线国家，由于在一九六七年切断了同美国的联系，这就在物质和外交上都要依赖于苏联的支持。不管苏联表面上的外交立场怎样，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阿拉伯政策中要收复失地不妥协的特色，这表现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些人士逐渐开始明白，持不妥协的态度，会使以色列抢去的土地被长期地继续占领下去。叙利亚对谈判是不予置理的，而埃及和约旦则试验性地、勉强地伸出了触角，想谋求某种形式的和解。它们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边界，但是也示意可以考虑发表一个非战宣言，承认每一个国家有安全生存的权利并承认以色列。这比起阿拉伯人二十年来的敌对态度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可是距离以色列所宣布的要求——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划定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这是修改边界的委婉的说法)；开放边界进行贸易和旅行；保证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航——还很远。甚至阿拉伯人当中的温和派，也不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完全撤出占领区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拒绝进行直接谈判。（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说的。在那段时间里，约旦实际上同以色列保持着秘密的直接接触。）阿拉伯激进派拒绝在任何基础上的和平进程。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法塔赫”一九六八年十月发表政策声明，拒绝“一切以停止武装斗争为目的的妥协”，警告阿拉伯各国政府不要采取这种方针，并宣告它所主张的“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自由的、开放的、非教派的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消灭以色列国家。

我以后还不断听人谈起二四二号决议，它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双方赞成后通过的。这项决议只是把一些分歧稍稍掩盖了一下。它谈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范围内的“公正持久和平”，号召停止“交战权利或交战状态”，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和承认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是，事情很快就变得明白了，双方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些含糊不清的词句，是因为它们能够被用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埃及和约旦对“撤出被占据的领土”这一条的解释，是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夺去的土地；而以色列则认为“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就是不恢复“六日战争”以前的界线。在以色列看来，撤退占领区就等于放弃具有实效的保障，它要求得到补偿；在阿拉伯方面看来，撤退就意味着收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因此，他们认为要以色列撤出占领区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以色列的让步。

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浸透在中东的纠纷之中，妨害了任何真正的谈判。每一方都想达到自己的基本目的，并把这当作开始谈判的要价。……每方在申述自己的论据时，感情激动，从中可以看到不小的激愤。以色列坚持“有约束力的和平”。只有从来没有享受过和平的国家，才会对这个词如此重视。主权的属性之一就是有权改变主意，因此主权国家之间还说得上什么有约束力的和平呢？三个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几乎每一代人都发生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以“有约束力的”正式和平条约而结束，但是这并没有防止下一次战争的爆发。一九一四年，“开放的边界”也没有能防止那场震撼欧洲根基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原来和平相处的国家之间打起来的。而中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在严格意义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之间爆发的。这是中东特别反常之处。

纳赛尔坚持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撤出全部被占领的领土，可是他从来不曾解释，他所提出的非战建议是这样含糊其辞，以色列凭什么理由要撤出去。纳赛尔也举不出一个先例来说明，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以战胜者无条件撤出它所征服的领土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但是对于纳赛尔来说，承认以色列的前景是如此触伤他个人，在他看来只要他提到一下这个词儿，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赋予它具体的含义了。

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也许会造成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其间会发生一连串战争，直到大家精疲力尽，终于出现一种靠人类智慧无法实现的平衡。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东问题是处于全球政治的漩涡中心。在六十年代后期，虽然人们还没有把石油看作稀有物资，但是人们对中东——它位于几大洲和几种文明的交汇之处——的重要性却是了解得太清楚了。……

外国所起的作用几乎和主角们一样错综复杂。苏联是以阿拉伯事业的维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它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建议，没有提出一点可以妥协的暗示。西欧国家苦于无能为力，但又预感到再发生一次冲突将在经济上造成的危险。其中最活跃的国家是戴高乐的法国。在“六日战争”后，法国实际上是赞成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至于美国，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演说中，竭力绕开争论的暗礁，含糊其辞地说了一通。在谈到边界、承认和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候，他的话后来变成了暧昧不明的二四二号决议的预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一九六七年战争的余波中，断绝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没有高级外交官，可是这些国家在谈判过程中，还是要求我们帮助的。纳赛尔坚持要我们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作为报偿，他表示可以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他以毫无根据的借口，断绝了同我们的关系，可是却要我们来为恢复这种关系付出代价，其理由何在，他从来也没有说明过。只要他的政策是继续依靠苏联的支持和迎合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激进情绪，那么，我们就更没有兴趣要恢复这种关系。

我一向认为，必须迫使苏联压缩它在中东推行的冒险政策的规模，因此，美国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危机中的做法使我大为遗憾。我们应当了解，突然撤销对埃及阿斯旺水坝的财政支持会成为一个危机的开端，而不是结束。这场危机发生时，我认为是处理不当的。不管人们认为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是否明智，我深信，我们在以后的年月里，将为我们目光短浅地讨好观众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并不认为这样粗暴地对待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能够博得纳赛尔或者那些崇拜纳赛尔的人持久的感激，相反，这倒可能会使他更加坚信不疑地推行从根本上说有损于西方利益的政策。在由英国的实力和声望支撑的温和政权(特别是伊拉克)的心目中，我们的行动只能被看作是美国站在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激进分子一边，这种做法可能削弱、甚至摧毁这些国家的政权，英国和法国的自信以及同世界事务息息相关的感觉遭到破坏之后，就会赶紧摆脱他们担负的其他国际责任。那时，力量的现实，将逼使我们去填补在中东和苏伊士以东形成的真空，从而承担起在地缘政治方面作出困难决定的全部道义责任。

本文选自《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著

方辉盛赵仲强等｜译

《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 - 19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 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 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 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

《白宫岁月》是1980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