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4）

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带头人习近平在身体力行调研方面也堪称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从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河北省正定县委，再到厦门市委、宁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一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调研。2002 年10月，刚到浙江走马上任，习近平便展开了密集调研，头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工作的一半左右；头九个月，他已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70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71五年间，其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722007年3月27日，他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几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开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其后，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就把上海市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73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74在十八大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依然坚持到基层进行调研。75不仅习近平是这样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届常委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76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77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78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79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80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81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82但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83因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的”。84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85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86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87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88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对决策者负责任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89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90包括“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91更具体地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9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群众就不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93只有“和群众做朋友， 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94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95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96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97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98“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99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100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101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02“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03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104没有认真的研究，调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105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近年来，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两项有关中国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一项是关于中国医改决策过程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中国《十二五规划》形成过程的研究。它们都清楚地表明，调研是中国决策模式的最大特色。106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

六、结语

通过与代议型民主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梳理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也许国内外有不少人仍会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民主”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历史已经终结，民主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代议型民主。既然，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与代议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不是民主的。这种武断与霸道是典型的“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则》）。如果中国也有人也持这种看法，那只能叫做“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表4：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治制度性质的判断

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践行的就是某种民主。如表4所示，中国大陆有27％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些小问题；持这两种判断的民众加在一起高达77.3％。认为中国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极少数，仅占民众的1.7％。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在越南，认为本国是完全民主的民众比重比中国更高。107如果有人对此断言，中国老百姓把本国政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种误判，那么他们自己才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如果有人断言，中国老百姓太愚蠢不了解民主为何物，那么他们根本不配谈论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谈民主首先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民众看作扶不起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启蒙者、救世主的人实际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绊脚石。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呢？因为民众把政府是否回应老百姓的基本诉求作为判断它是否民主的标尺，而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表5显示，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认为政府对人民诉求的回应程度“非常强”的大陆民众最多，达28.2％，比越南高4.7％，比台湾高25.8％；加上认为回应程度“比较强”的人，中国大陆还是排第一，达88.1％，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的蒙古（25.0％）63.1％。

表5：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府回应性的判断

如果我们尊重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相信中国老百姓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本文开头提到的“悖论”便迎刃而解了：中国人偏重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对民众基本诉求的回应性较强，民众自然将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这种民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代表型民主；对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民众没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发现，“要解释中国人民对政府为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最重要的原由”。108“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负责人、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也完全吻合：“这个政权显示出保护贫弱者、保障其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与能力；它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对自身需求的回应性。这一切是人民对政权机构持续信任的最重要原因”。他并断言，“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正在建构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109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全十美。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需要下大气力改进，没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不经过深思熟虑便盲目“接”别人的“轨”是愚不可及的。如果听信他人忽悠，自废武功，到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人世间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的立场，才能“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2013年6月4日，作者出席了由巴黎第八大学等法国学术机构举办的主题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的学术会议，并以“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vs. 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为题做主旨发言。这篇发言便是本文的基础。作者衷心感谢各国学者在会上提出的评论与建议。

【注释】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 Paul Kingsnorth， One No， Many Yeses：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3 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4 英文即legitimacy，内地学者往往误译为“合法性”，但legitimacy与合法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在香港常用的译法“正当性”更为贴切。

5 这项研究调查了来自26个国家的超过31000人，其在中国部分调查了1500人，包括1000名普通公众，500名“有识公众”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