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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2017-10-24 20:35:00 作者: 王绍光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十九大报告的第六部分就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文中“民主”一词更是出现数十次。任何严肃的观察者都能注意到,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提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人究竟有怎样的民主观?王绍光教授的这篇旧文,今日读来仍有启发意义

【十九大报告的第六部分就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文中“民主”一词更是出现数十次。任何严肃的观察者都能注意到,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提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人究竟有怎样的民主观?王绍光教授的这篇旧文,今日读来仍有启发意义,特此重刊,以飨读者。】

一、前言

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断言:“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1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明天。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One no,many yeses)2;“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3。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他“威权主义”政体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受性”,把它叫做“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二、一个“悖论”?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会享有认受性,4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新报告于2013年初公布。5这份报告发现,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2012年上升6个百分点,达到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48%。6实际上,在过去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度的信任感。7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归纳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8又如,2010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有力的支持”。9 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10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11总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12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13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代表型民主。

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4,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5,中国的民主观也有其独特之处16。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1:亚洲各地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表1:亚洲各地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表1对比了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民众的1 / 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比2 / 3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泰国超过2 / 3。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1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情况如何呢?

图1:亚洲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

图1:亚洲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

依据最新的(即第三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图1显示了年轻人(即生于1980年以后)心目中的民主。17在中国大陆,分别有30%的年轻人把民主理解为“良治”或“社会平等”,两者加在一起占被调查人数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为四成。中国台湾的情况依然与大陆不相上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成年人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8除了大陆与台湾以外,多数年轻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只有蒙古、菲律宾、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后三个国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与在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当。

表2:中美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表2:中美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仅仅与亚洲邻居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实质性理解还不太突出。但如果与美国人相比,这个特点就十分明显了。表2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10年在美国所做的民调以及2011年在中国所做的民调,它包括了两组、四个选项,测度人们到底是在形式上(A组),还是在实质意义上(B组)理解民主。很明显,美国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国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内地研究机构的相关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境外研究机构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中国人的民主观对内容与实质的重视远超过形式与程序。19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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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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