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36年来首变！听专家如何说

2013年11月，北京市中心，一名中国妇女走过外国沙龙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上述重大判断。

在此之前，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提出，至今已沿用36年。

36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已上升为对一个更加民主、公平、正义，法治更加健全，环境更加宜人的美好社会的向往。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恰逢其时。

而从经济领域来看，我们应如何理解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秘书处第一时间采访了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人，来听听他们的见解。

黄益平：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 就收入公平等建立针对性政策机制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比较典型地反映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差距拉大，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全球危机之前有所缓解，但近年来这个矛盾又变得比较突出。而环境的破坏，也在本质上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突出？我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过去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对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特别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整体落后，很多地方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因此改革开放开始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如今，这一政策目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增长目标定得比较高，就需要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总量越来越大，到2008-2009年时，投资占GDP比重甚至接近了50%，这对资本投资效率带来了很大影响。而且，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地区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些问题不够重视，导致了一些问题，现在可能需要修正。

第二个原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举例来说，金融行业一直强调要解决中小企业、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资源的配置总是偏好国企、大企业，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对于国企和大企业有一些偏向和兜底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不彻底。为什么金融机构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除了风险比较大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率不够灵活，回报不能覆盖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过去的资源配置不当，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问题。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岗位和提高老百姓收入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这方面的政策一直没有很好落地。

第三个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很多新的社会政策、环境政策没有及时跟上。市场化的确重要，但是单纯依靠市场化也不能解决像环保、收入分配等一些关键问题。由于环境污染的成本不能完全内部化，就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加以管理。再比如收入分配问题，欧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很突出，这不是单纯靠市场就能解决的。因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社会、环境这样一些外部性问题，采取政策措施来保障公平、公正。

过去在这些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包括社保体系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而现在有一些技术发展、经济变化还可能导致新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升，这对收入分配改革有着正面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也正因此，资本加速替代人力劳动，这一方面使得劳动力短缺问题得到缓解，但可能也带来一个潜在问题，即技术和资本的高速发展，可能会对就业甚至居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如何化解？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在重视经济平衡，尤其是收入公平，确实非常重要。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只不过政策似乎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使得现在矛盾变得特别突出。

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政策手段。一方面，既然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了一些问题，下一步就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应当加快建立针对性的政策机制，包括收入再分配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等。

彭文生：税改建议降低流转税、增加财产税

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去几年有很多讨论，但是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是第一次，这是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大论述，必将对未来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我自己有三点理解和体会。

第一，如何理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不平衡在不同领域和层面有体现，比如城乡差别、地区发展差异，宏观层面消费弱、增长过多依赖投资，产业结构上工业占比高、服务业发展落后，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等，但经济发展失衡的根本是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抑制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可以说是其它层面不平衡的主要源头和载体。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当期收入分配的差异，还体现在财产(代表永久收入)占有的差距。

第二，如何理解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传统上，一般认为难以做到公平和效率两者兼顾，所以存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争议。但是，现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平和效率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兼顾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尤其是下一代的教育，最终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仅促进公平，也促进效率。

第三，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这一发展不平衡的主要问题？收入分配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的分配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发挥二次分配调节作用。我们在两个阶段都需要改进。第一阶段分配受市场条件下一些扭曲因素的影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尤其重要，在金融领域规范综合经营、加强监管则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在收入分配第二阶段调节上，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普及高中教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涉及公共资源使用的调整，尤其是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我们的税收制度过度依赖间接税比如增值税等流转税，本质上是消费税，对低收入阶层不利，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税制改革的大方向是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我认为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降低流转税，增加财产税尤其是房产税。

李迅雷：长期发展方式有待充分转变

对于不平衡问题，我的理解是：一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平衡，表现为东部沿海比较发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的投入较大，但与东部沿海依然有差距；二是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比较明显，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福利等不平衡；三是全国居民收入不均衡差距有所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6年国内的基尼系数有所上翘，这与房价上涨给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差异扩大有关。

对于“不充分”问题，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长期发展方式有待充分转变。

一是世界工厂型的外需拉动方式仍未充分扭转。中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所形成的，更为严重的是，企业采取透支型生产，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要素的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二是二元化发展方式仍未充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政府扶持部门与市场部门、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等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在不同程度导致了市场的分割，资源、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存在壁垒，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垄断现象尚未根本改善，二元结构导致多重问题相互叠加，进一步形成结构性矛盾的演变和不断积累。

2. 体制机制改革有待充分推进

一是市场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环保收费机制尚未建立；市场主体质量不高，尤其是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市场准入开放度有待提高，部分领域仍存在准入的隐性壁垒，部分准入要求已不适应发展新趋势；现代市场体系发育不够充分，各类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不充分，区域合作及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亟需提高，社会诚信环境亟待完善。

二是财税制度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地方政府身负保增长的重任，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增长；宏观税负总体较重，间接税占比偏高、直接税占比过低，消费税、营业税、农业税等重点领域税制设计还需要加快完善，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税收收入和财政预算收入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有待推进。金融机构体系有待健全，融资机制问题突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绝大部分长期资金需求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导致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也推动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仍有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3、调控有度的政策体系有待充分完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指明了政策调控的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实现需求侧政策与供给侧政策的有效配合至关重要。如前期基于需求的刺激政策虽然取得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显著效应，但也相应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产业政策的过度使用，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且产能过剩矛盾从传统产业蔓延到一些新兴产业，从产能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区域扶持政策的过度使用。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但在部分地区政府催化下，大量资本流向了落后产能、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低生产率的部门，反而抑制了长期经济增长能力。

十九大后可能会在经济领域推进哪些工作、出台哪些政策？

（一）着力提升资源要素效率

1、促进人口红利释放和供给质量提升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情况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人力资本红利，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重点要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错配现象，使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在质量上相互适应。按照“十九大”的要求，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2、着力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纠正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探索优化国内基准利率确定方式，让基准利率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当前经济状况及市场利率价格水平。综合平衡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协同推进渐进式的资本项目开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体系；积极发展和规范多层次债券市场；鼓励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创新。

3、加快科技创新及其效益释放

“科技实力大幅跃升”是从2020年到2035年第一阶段奋斗目标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活力，鼓励更多企业主体和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加快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优化国家科技政策，改进科研环境。提高企业通过市场手段配置创新资源要素的能力，使市场机制成为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4、改善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建议后续探索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完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退出机制，推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二）完善体制机制

1、完善市场机制制度建设。完善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资源高效配置的运行机制，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

2、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建议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创新调控方式，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各种调控方式有机结合、灵活运用，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稳定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

3、推进重点领域的制度改革。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外商投资管理新制度，构建促进外贸升级发展新机制。 

（三）加快推进结构优化调整

1、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推进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2、推动城市群建设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空间布局调整优化、培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

鲁政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供给侧改革一脉相承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在我看来与供给侧改革思想一脉相承。过去我们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能满足了，但可能并不充分，这一问题在服务业尤其普遍，比如大家在国内的旅游感受通常会比较差。所以，我们的供给要和需求水平能够平稳对接，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供给侧改革接下来如何推进？从过去几年执行的情况来看，去产能是当前效果最明显的领域，针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在棚改货币化等政策支持下，基本也已经完成。去杠杆今年已经见到了初步成效，降成本今年也出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利率又有所上升，可能没有其他几个方面明显。补短板则要看把哪些问题放在这一类目下考量，其实制度层面的“补短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类似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问题、严肃财政纪律的问题，48号文等等，实际影响都很大。补短板也包含很多民生问题，如解决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还有绿色金融、绿色发展等问题。

从最近的政策来看，下一步的重点可能还是降杠杆，另一个就是绿色发展，可以看到今年的环保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一个月前，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保护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出奋发有为的实干氛围，有利于持续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而这正是将技术和制度创新从条件转化为结果、转化为现实的最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