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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我爱毛泽东

2017-09-05 09:23:00 作者: 宜兴紫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主干,如果离开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几乎任何主要的历史事件都很难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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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个说不尽乃至说不清的话题,本文不是学术论文,本文只想以散文的方式宣泄作者热爱毛泽东的主要理由,并希望探讨认识理解毛泽东这一独特历史人物和时代象征的角度与方式。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主干,如果离开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几乎任何主要的历史事件都很难说清楚。固然,有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即使是这些事件,如果不参考毛泽东参与的其它事件,此类事件的要么前因要么后果,也是说不清楚的。仅就20世纪而言,离开了毛泽东,中国历史就会出现严重的断层,他就像秦始皇、唐太宗一样,你可以不喜欢但绝对不能回避。

毋庸讳言且无需讳言,我爱毛泽东,用当今非常流行的语言说,我就是一毛粉。公开亮明自己的毛粉身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对于毛泽东的怨恨之中,还笼罩在三年饥荒和十年文革的噩梦之下。我爱毛泽东,我从毛泽东的一生看待毛泽东,并把毛泽东放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坐标和中国在现代社会的位置的空间坐标上理解毛泽东。

一、 跻身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一代风流才子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屫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志向,从不讳言对自己的评价。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绝对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沉淀出来的一代独领风骚的风流才子。一位来自台湾的《易经》大师曾对我说过,从来没有见过比毛泽东更好的生辰八字,要什么有什么,几乎是呼风唤雨的神仙。《易经》被张之洞定义为万书之书,毛泽东熟读《易经》,不知他自己是否也洞悉这不可泄露的天机。我知道的这位易学大师,自幼随父母颠沛流离至台湾,承系父辈的反共传统,批出此言应当不是出于奉承。

在毛泽东离世已经将近40年的今天,如何评价作为个体人物的毛泽东都不过分,因为,抛开社会影响暂且不论,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实在是成功地无以复加,无人匹敌,“高处不胜寒”。这一点,连最热衷于攻击他的人也难以否认,因为,这些人选择的攻击点都是毛泽东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非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各种出类拔萃的成就。好比当今社会,你可以不喜欢比尔盖茨、巴菲特,但你不能否认他们已经占有的财富。攻击比尔盖茨、巴菲特们的品行有人会迎合,但是如果提出不承认比尔盖茨、巴菲特的财产,恐怕是曲高和寡了。

作为一个个体人的成功,至少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人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从偏僻的韶山冲走出来的不太富裕的农家子弟,成为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文治武功、博学多才,无人可望其项背。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传统继承者,从学业修养渊源上看,他承袭了岳麓书院学派。他曾在岳麓书院研修,受到过岳麓书院千年文化积淀的熏陶,师承岳麓书院出身的杨昌济先生,深受杨先生青睐和器重并成为杨先生的东床快婿。在延安时期,他为中央党校和抗大题写的“实事求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都脱胎于岳麓书院的校训。尽管在其晚年,出现了批孔和破四旧的现象,但是,从一个个人的学业知识脉络上讲,毛泽东的国学根基是非常牢固的,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正宗。

毛泽东的诗词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毛泽东的书法淋漓尽致,随心所欲;毛泽东的文章酣畅淋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一生极少挎枪,在井冈山他曾说过,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在重庆,当他亮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绝唱,即令蒋介石哀叹,比大了一个打败仗还难堪。在他年轻时,和杨开慧的一段恋情,可谓中国文人情史中的绝佳桥段。这段恋情的文化含量极高,属于才子佳人型的经典之作,不仅哺育了真情的大树,也结出了真爱的硕果,那就是毛泽东的几首倾诉对杨开慧恋情的不朽诗篇。“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的这些诗词和他的政论文注定会典藏于中国文学史的瑰丽宝库。

二、 中国二十世纪的绝对一哥

理解毛泽东并评价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地位,需要寻找到的准确的横向坐标,本人理解毛泽东时,横向坐标是蒋介石和张国焘,此二人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里都不是善茬儿,其地位和实力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又同毛泽东有过极为密切关系。毛泽东在此人二人面前,都曾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悬一线的地位,毛泽东都以绝对劣势起步,但最终都笑道最后。此二人在九泉之下遇到毛泽东时,肯定都在感叹:“既生瑜,何生亮?”不谈此二人与毛泽东的恩怨情仇,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地位。

张国焘此人像极了毛泽东,都是文人出身,后来秀才领兵,都对于骁勇善战的武将们有超凡脱俗的统御能力,都承担着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集睿智与勇猛为一身的开国将领们的精神领袖的使命。张国焘早年和毛泽东又几次相遇,每次张国焘都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在北大,张国焘是正牌本科生,学生领袖,毛泽东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张国焘是一大主持人,毛泽东是省里的代表,负责会议记录;在两河口,张国焘率领十万精兵强将,毛泽东的手下只剩下万把疲兵惫马。但是,毛泽东最终还是胜利者。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就是连夜率部北上,脱离张国焘。对此,时至今日不少人仍颇有微词,特别是那封是是非非的电报,但是,如果毛泽东留下,等待他和中央红军的只有末路,整个一部中国党史就得重写了。

对于北上一事,不少人试图从整体红军的前途和毛泽东率领的江西红军的前途的二者分离的角度,说明北上目的及其作用中的瑕疵。但是,我认为,中共历史最终选择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是正确的,北上一举与北上的前因后果,说明了毛泽东的大局观、战略眼光、危机处理能力和敢作敢为弃常理于不顾的大智大勇,绝非张国焘可比,而这些要素都是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袖所必需的。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假设有时可以更好地阐明观点。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选择毛泽东还是选择张国焘,中国的抗战都得八年,但是如果当时阴错阳差选择了张国焘,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则绝对不可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以共产党获得全胜而收场。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史中,蒋介石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蒋介石政治手腕绝对上乘、城府极深、运气不错。他这辈子得感谢两个人,一是姐夫孙中山,二是太太宋美龄,这两人把他从一个黑道人物转变成一国之君。从20年代出道至49年离开大陆,除了毛泽东,国内的所有政治对手被他一一收拾地服服帖帖,此外,还幸运地成为中国的抗战领袖,在1945年个人威望达到顶峰。重庆谈判时,他完全有机会除掉毛泽东,但他没有,不知他本人是否对此后悔,但是,许多蒋介石的追随者着实地对此追悔不已。

蒋介石为什么会败给毛泽东?1946年中原突围的时候,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军事家召集在一起搞沙盘推演,我相信假如有人当时就得出推演结论:两年之后,共军完胜。那么此人一定会被所在单位立马炒了鱿鱼,但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太不可思议了。蒋介石败在哪里?两条,一是蒋介石没有毛泽东那样相信寻常百姓可以在战争中起到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蒋介石对中国文化的精髓的理解程度明显落后于毛泽东。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更不是武器装备这些硬件的数字化对比;战争,打的是民心、士气。武器装备可以靠物质力量摆平,但是,民心士气则考验着最高统帅的最大智慧指数。

蒋介石黑道出身,最初介入政治时,身份是一刺客。蒋介石一生尊孔,以捍卫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正统为己任,但实际上,他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融会,远不如岳麓书院走出来的毛泽东。蒋介石一生推崇同样是岳麓书院出身的曾国藩,但是,毛泽东的视野早就超出了他的这位学长。当年,秦始皇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他已是自古第一人了,为什么天下竟还不是他一人之天下。毛泽东对于此问题的理解PK掉了中国历史上的全部那几百位皇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此,毛泽东由此深入,说出了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比毛泽东更深刻地理解普通百姓在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地位,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比毛泽东更具有对于普通民众的动员能力。对于人民的力量的认识能力和动员能力,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区别,毛泽东把人民战争演绎到了极致,而正是人民的力量最终决定了他们二人的成败。

三、建立现代中国的重要奠基人

毛泽东从出生到去世的这83年之间,中国正处于被李鸿章定义为“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问题从草原转向了海洋,很不情愿地融入了全球社会及其价值体系。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和社会价值观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社会任务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过去的三千年中,中国所处的世界是东亚世界,而到了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全球化世界里定位自己,如何改造中国而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毛泽东生活在中国从封建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重要转折点,他的所作所为必须在中国现代化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评价毛泽东首先要在这一大背景下研究毛泽东对于整个民族的贡献。

毛泽东前期的贡献和成就不必多说,大家清楚,争议也不是太多。争论比较大的是建国之后,毛泽东的贡献和成就。我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最大贡献,恰恰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他在1949以后的活动为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那句著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出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最大的中国梦。伴随着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脚步,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终于有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雏形,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可以自主决定中国的基本问题了。这是一个让中国这一曾经在世界上承担老大角色的国度,拾回历史顶峰记忆的最基本的起点。

评价毛泽东的对于中国的改造和建立现代国家的奠基作用,必须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的进程的高度,追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纵向历史坐标,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其中,许多毛泽东的贡献,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但是,在建立之初无不充满艰辛,无不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1、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中国

一个现代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一个有动员能力的国家。在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就不用说了,像美国这样一个极端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度里,其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比起德国和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二战以前基本上属于孤立主义占绝对上风的社会,对于外界的纷争,除少数政客热心参与之外,广大民众基本上在享受上帝赋予的天堂般悠闲和自得的世外桃园生活。但是,如果认为当时的美国就是没有组织的国度,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立国之日,美国《宪法》就强调联邦政府规制州际贸易的权力,任何人都不的妨碍州际贸易的自由,这样就把全美国在经济利益上紧密组织在了一起。美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是通过法律和宗教道德的力量实现的。美国的法律虽然各州不同,但区别主要是形式层面而非实质层面,区别较大的部分在非商事流转领域,商业法律更是大同小异。宗教方面虽然百花齐放,但是,其主流道德标准和价值理念基本一致。在美国,法令一出,公众自觉遵守,鲜有钻空子人士。充分显示美国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例证是珍珠港事件,总统一个讲话,举国上下一夜之间放弃孤立主义,建立了全球第一流的军队,投身全球各个角落的战场。如果说,这只是在战争时期的非常现象,那么在和平时期,美国的税收征管制度,就是经济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最典型体现。在美国税收制度下,99%以上的公民,除采用合理避税的手段外,基本上是照章纳税的,鲜见对税收制度视而不见的漠视。

在中国,全国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秦始皇建立的,手段是建立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组织动员本辖区之内的资源。这套制度实行了近2000年之后,到了晚清,中国已经彻底沦为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盘散沙,被世人称为“东亚病夫”。此时的中央政府职能管理到县一级(其中还不包含西藏,也不完全包含新疆和蒙古),再下面的社会完全是宗族化的乡绅自治,天高皇帝远,不知生存着多少土皇帝和独立王国,关起门来做皇帝。涣散的、封闭的、毫无组织的、各自为政的、麻木不仁的民众主体,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障碍和摯肘。

毛泽东在96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全国范围内,成功地建立了从位于首都的中央到全国各个角落的村庄的组织动员体系,把中央政府的管理落实到乡、村,把中国人真正组织起来了。其结果是中国在行政层面统一起来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的乡村政府或机构的建制与民国时期的有一些类似的组织完全不同。这些机构真正成为有动员力量的实质性机构,着着实实是在毛泽东时代成为现实的。

从历史上看,这种有完备全面的组织动员体系的统一的中国,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统一大业。从地域范围上看,只有元朝和清朝超过新中国,但是,成吉思汗的统一如过眼烟云,从现代国家的标准上看,实际上没有来得及真正统一,充其量叫做势力范围。大清的统一更像是邦联,对于蒙古主要依赖联姻,对于西藏主要依赖宗教信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2、军队不再属于个人

一个现代的国家必须有一只现代化的军队。这只军队必须隶属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个人,它属于一个主权实体还是属于执政党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这只军队首先必须有统一的号令,必须脱离某个具体的个人。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就不断地折磨着每一位皇权统治者,到了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了军阀混战无法控制的阶段。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具体措施就是军队归党领导,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政治委员制度。

中国军队的政委制度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监军制度和苏军的政委制度。中国古代在汉唐以前的时期内,管理军队主要是皇帝亲自御将,“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军队掌握在皇帝手中,依赖最高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武功统治军队。此时实施过的监军制度,主要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耳目,仅仅是天子御将的一种工具。这种做法与现代的军人政权非常相近。到了唐末,这种手段出现的根本性的危机,其背景是中国逐渐在从军人执政向文官执政的阶段转化。唐末藩镇格局表明,军人在文官执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失控。唐朝放任藩镇实力,最终被藩镇力量吞噬。宋太祖军人出身,但是他立志要组建文人政权,于是,杯酒释兵权,彻底取消了军人对军队的管理权。此举结束了藩镇势力,彻底结束了军人对于部队的统御,结果把自己剥夺地孱弱无力。元代再次实施马上天子的军人政权,结果不到一个世纪,就被汉人推翻。明清两代在探索文人政权与天子御将的结合,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遭遇到东亚以外的强力挑战,同时,周边政权基本上模拟中国实施内部管理,因此,这种体制仍可维持。直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军队体制已没有了生存空间。清朝在面临危机之时,仍试图维系传统思维,小站练兵,结果为自己培养出掘墓人。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军队走向绝境且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的神来之笔。后来,这种制度逐渐演化为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以上单位设置政委的完善制度。这一制度无疑受到了苏联红军的影响,但是,与苏军政委制度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苏军政委制度是一个时有时无的半途而废的制度,而中国军队坚持下来了。其次,苏军政委制度从来不承担军队内部的核心作用,而中国军队的“双长制”确定了党对于军队的完全领导和绝对控制,从而避免了中国军队的私有化。第三,政委制度使一只军队从单纯的军事组织转变成为一个有理想的群体,这种精神力量使得这只军队变得无比强大。苏军中从来没有政委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中国军队中三湾改编的第一位连指导员,一位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专职政委的罗荣桓,最终成为共和国元帅。

政委制度是中国军队独一无二的制度,通过政委制度,中国军队不再属于任何个体的人,从而杜绝了军阀的产生。在建国以后,以彭德怀、林彪那样的军功、背景和根基,尚且不能完全控制军队,直到毛泽东过世,也没有出现军队的失控,相反,中国军队一直是在中共的牢固掌握之中,足见中国军队不属于任何个人。在军队中建立完备的政委制度,解决了唐宋以来中国人建立文官政权所遇到最大难题,从而使中国完成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政委制度不仅成为中国军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也深为民众所接受。国际打工友人马布里由于其在金隅篮球队的精神领袖地位,被球迷们誉为“马政委”,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三、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普通百姓心中播撒了哲学的种子

一个现代的国家是一个有主流精神寄托的国家,这种主流精神寄托成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如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宗教意识、法制精神。主流精神寄托的内涵可以不一样,中国的国情也可以不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主流精神寄托,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民族,才能发展图强。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拥趸,一生坚持五四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提出的激进理念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四运动的主旨是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这表明了这一代人对于创建一个现代中国的基本出发点和立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都来自精神层面,足见五四精神的出发点在于从精神层面改造中国,无情地抛弃旧的精神寄托,大胆地探索和构筑中国人的新的精神世界。五四先贤们试图从重建国人的精神世界,夯实一个现代国家的地基。

哲学是民族精神大厦的框架,单单把框架摆在那里,是没有半毛钱意义的,只能让人望而生厌,但是,没有了框架,所有的砖头瓦片和钢筋水泥都只是一堆建筑垃圾。民众的哲学理念和意识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特征,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哲学的命题无非是两个,一、我是谁?二、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以中华文明长达四千年的文字记载的积淀,这些问题我们的祖先们都反复考虑过了。古诗中,比较有哲学思辨代表意义的句子很多,比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哲学,但是文史哲不分家,类似于西方意义的专功哲学的大家只有老庄、王阳明等。其他人,比如屈原、司马迁、朱熹、二程等等,都对哲学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是,很难以现代的分类方式把他们单独归入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伦理学家。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上看,我们这个民族更倾向于具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这种传统无疑有其优势所在,就是我们有了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唯美主义作品,比如《逍遥游》、《桃花扇》。但也有劣势,就是我们太过务实,不善于去思考一些极度抽象的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果我们依然可以紧锁国门,享受我们的田园牧歌,不去考虑哪些烦心事儿,也不错。但是,无奈“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总是离人泪”,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思辨能力和资源,否则,在精神层面永远是懦夫。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曾努力在中国人心中播撒哲学的种子,试图解决五四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危机问题,特别是他努力把哲学移出精神贵族的象牙塔,把哲学演化为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毛泽东的时代,曾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当时被视为学哲学的先进典型),一位资深农妇早晨起来去自家鸡窝收鸡蛋,换作平日这点活计不到一分钟即可完成,但是前一天晚上听了哲学课的农妇,今天升华了。站在鸡窝前发呆,家人以为她发癔症了,她回答说:“世上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这些努力的是非成败固然是众说纷纭,但我并不觉得荒唐。一个民族的哲学意识体现在一个农妇的鸡窝之前并不是民族的病态与灾难,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了民众在精神层面上的久违的思考。雅俗共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之一,没有什么不能上纲上线,也没有什么不能流落成泥。我们民族的经典《易经》,即是哲学书也是卦书,它指导了登堂入室的政治家、军事学家、理财家、哲学家、文学家去建立不世之功,也为许多街边摆摊算命卜卦的社会底层人士提供了一家的口粮。

由于毛泽东对于建立民族的新的精神世界努力过于激进,最终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震荡,故而对于这方面给予毛泽东正面评价的人绝对沦为少数派。但是,毛泽东的时代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回味。在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里,有雷锋,一个圣徒;有焦裕禄,一个苦行僧;有刘胡兰,一个圣女贞德…

四、在建立了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完成社会实验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拥有现代的产业体系。当1949年毛泽东刚刚接手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如何将战时经济转入正常的平日经济;二、如何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同时对于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合作化改造和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造,是毛泽东在建立现代中国的过程中,进行的两项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对此事的是是非非,是评价毛泽东功过的最大难题。

在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要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这本身就是一次亘古未见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要求通过实验来验证抉择的正确与否。在那个时代,历史没有留给中国人以一种常规的方式,实现战争经济向平日经济转型并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时间与机会,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物质基础是必备的。面临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方式,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精神力量的手段,去努力完成这一重要的过程。

自1840年国门被坚船利炮敲开之后,中国的传统的田园牧歌就逐渐地向战时经济转变,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被各色战争打断,政府财政就一直被高昂的军费所困扰。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困扰了清政府17年,包括在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在内的各项对外赔款,最终成为清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才得以喘息了大约10年,接着就是日本大规模入侵与3年内战。在将近1个世纪的期间内,中国的各个政府,无不在战争经济的阴影内挣扎。战争经济将中国拖累的苟延残喘,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平日经济,同时,如何化解战争经济的强力惯性。这个任务对于任何人和组织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毛泽东对此的基本应对措施是,一、建立健全国有经济,集中精力办大事;二、给予民营经济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历朝开国君主的修养生息国策。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最大进步就是从战时经济的困扰中得以解脱,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平日经济条件下的发展问题。这一重大转变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

建立健全国有经济,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思路到底对不对?时至今日,经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国企发展到现在这种具有统治力的地步,争论异议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如何认识毛泽东并评价的历史功过的重要议题。对于这个问题研究,我认为应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历史传统,二是当时的环境。

从历史传统上看,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秦始皇之后,中国更是维持了2000年的大一统局面。中国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到底对了还是错了,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根本点所在。如果没有秦始皇,中国很有可能像现在的欧洲,无数主权国家林立,无数国别语言鼓噪,大约为东汉同期的罗马帝国,没有出现一个秦皇一个汉武,所以欧洲才得以形成今天的多主权结构,并蹉跎于向一个统一的实体演化的艰难跋涉之上。

有人希翼用欧洲近几个世纪的成就彻底否定秦皇汉武的功业,但是,要知道在过去2000年之间,中国领先于其它地区的时间将近90%,故而,在这个问题上,否定秦皇汉武不能轻易地说服大多数人。欧洲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比较,应当放在2000年的时空之中讨论,不能只看这300年。对于倾向于大一统格局的人来说,建立健全国有经济的思路是正确的,是有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的。在50年代初,以当时的中国的国力积蓄而言,集中精力办大事是在现代中国草创阶段是必经之路,也是战时经济向平日经济转型的必要过渡。否则,政权就不能维系,和平就不能长久,主权就会被再次吞噬。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非常清楚,如果沿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农民的命运必然会落入破产,农村的未来必然是两极分化,而二者相加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动荡,这一循环模式也被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于是,他开出的药方是合作化运动。同期,城市里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造反应了这种思维的惯性。

一些人武断地认为并同时诱导年轻一代相信,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生产资料改造是通过强迫甚至是强力剥夺的手段实现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毛泽东进行的这次社会实验过程中,无论其原因如何,毛泽东的确拥有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民众的真诚自愿。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上海的民营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不错,这是真实的,但是忽略了两点。一是,在毛泽东明确了定息15年不变之后,大多数民营资本家认可了这种赎买方案,他们意识到,若非此举,他们将在不断壮大、全力加速的国营经济的车轮之下,被碾的粉身碎骨。二是,社会氛围。当时许多资本家是受到子女的鼓动才主动要求进行改造的,大部分子女的鼓动是真诚的,而不是被迫的。80年代末,有一位已经步入中年的当时的资本家子女找到我,要求我为他打官司要回被改造的资产,他流着泪对我说,当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起劲儿地与父亲抗争,主动要求改造。30年后的悔恨并不能否认当时的真诚。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对于大同世界的向往,造成了50年代的真诚与冲动,而今天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真诚下的冲动是多么的稀缺的资源。

从物质成果上看,到毛泽东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矿山、能源、交通、制造等初步的现代工业的体系。这些产业虽然可以从洋务运动、民国建国方略乃至日据遗留中见到许多前人的影子,但是,真正的工业体系成于毛泽东的时代。前年,我在内蒙赤峰,遇到一个我的同龄人,他对我讲,赤峰连年干旱,至今支撑当地农业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在的时候修建的。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事实上都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而在当时,正是这些企业最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为中国进入另一个现代化的阶段做出了贡献。

在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迎接这一挑战,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有进行社会实验的勇气、魄力、威望和智慧。这种社会实验只有毛泽东才能发动的起来,只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存在,在整个社会实验过程中,虽然正面和负面的民族特性都被淋漓尽致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不仅避免了亡国,而且可以期待那凤凰涅磐的一天。

五、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人重拾自尊

自从乾隆帝因礼节问题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之后,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越来越低,直到1900年辛丑条约时跌至谷底。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多世纪的贱民角色,全无自尊可言。最先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开始找回些面子的人是蒋介石,凭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对了队,国人付出3500万生命代价的浴血奋战,再加上有深厚美国背景的夫人宋美龄的努力,在开罗蒋介石得以和罗斯福、丘杰尔平起平坐地商议一些大事了,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收回了台湾。但是,蒋介石所能找回来的面子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中国在列强面前的最大资本,是坚持抗战拒不向日本人投降。仅凭这一点,可以赢得的更多是同情,而非实力杠杆支撑起来的尊重。相形之下,毛泽东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人争会了更多的自尊,而且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硬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过程,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赢回自尊的自强过程中的一个亮点。中国就进入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近乎苛刻,要求联合国驱逐蒋帮恢复中国大陆的联合国会员资格。这些条件和俄罗斯承袭前苏联的联合国地位没有可比性。在汉唐时期乃至明朝清初,中国历来是地区老大,对于其它国家提出要求时,从来就是居高临下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列强的淫威之下,仅仅习惯于面对国际社会的苛刻要求,这次终于反过来了或者说是回复到从前了。

提出苛刻的条件进入联合国,并最终使国际社会全盘接受这些条件,完全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实力,而没有依赖其它大国的鼎力支持。当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意欲拉拢中国,颇有些老大拉扯小兄弟的意思。但是,此次重返联合国,前苏联由于当时的两党关系,并没有出大力,美国出于自己一贯的立场,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虽然,联大决议最终得以通过,确系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态度有转变,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广大的中小国家。这与毛泽东多年的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外交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毛泽东大胆地开展对美外交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切的努力,使得中国真实地找回了一些和全世界平等对话的感觉。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其古稀之年取得国际领域的成功,和他在49年执政之后的一系列强国努力密不可分,这一成功源于20年的努力,绝非侥幸而得。50年代初,他果断出兵朝鲜和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向全世界昭告,中国已不是当年八国联军和日寇面前的中国了,中国重拾和任何人对垒的能力和勇气。现代世界就是一强权猎场,没有勇气自卫的人得不到任何尊重。50年代末,毛泽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力挺两弹一星工程,终于搞成了。搞之前,毛泽东说:“原子弹、氢弹,我们也要搞一点。”搞成后,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是打人的。”没有人对于核武器的作用,比毛泽东认识的更清楚,两弹一星这样的大事,在毛泽东眼里如烹小鲜,如填词赋诗。而正是毛泽东的努力,中国才能成为今天全球核俱乐部和航天俱乐部的一员。

许多人对于毛泽东当年批判武训的做法大肆攻击,无论当年针对武训的批判有多么的过激,但是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在于让中国人站起来,抛弃奴性,这个出发点没有错。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发现有任何慈善家、教育家以武训自居了,由此可见,国人是普遍接受并认同了毛泽东对于武训的认识。于此同时,毛泽东大大提高了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鲁迅是一个到死都一个不宽恕的人,是一个宁死都不去洋人医院的人。二者相较,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用意所在。毛泽东就是一个硬骨头,而且他不是一个只能关着门坐天下的人,他把我们的民族带入了一个可以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挺起腰杆和各国平等对话的境界。

结束语

现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公知泛滥的名利场。任何人有了些钱,就可以为自己或者为犬奴出几本书,集结几百万几十万的粉丝,之后就可以自认为是公知了。而公知们最喜爱攻击的人就是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是公知不共戴天的敌人。其实,这是错的。什么叫公知?有知识的人才能有自称或公认为公知的基础,没有知识的人,何来公知头衔?毛泽东时代就有公知,而且在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比现在多。其中,最让人尊敬的公知之一就是梁漱溟。梁漱溟的学识人品自不待言,他将自己定义为毛泽东的“诤友”“辩友”,是毛泽东不同寻常的知音,1957年他和毛泽东当众激辩,1973年他公开在政协反对毛泽东批孔。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为毛泽东盖棺定论,“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49年后去了港台的钱穆是反对毛泽东的,但他反对毛泽东的主要理由是毛泽东搞“全盘西化”,我欣赏钱穆的学问,但我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仔细品味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不能不想到1000多年前将印度佛学中国化,创立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

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落入被外族蹂躏的深渊,从谷底爬出来重返民族巅峰是这两个世纪最大核心的民族议题。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每个毛孔里渗满污秽,在这个走出谷底的艰难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最大的。到了本世纪末,如果中华民族再次登顶,人们回首望去,在众多的民族英雄当中,人们将首先看到毛泽东,看到他对于我们民族凤凰涅磐过程中,所做出的最为居功至伟的贡献。对于那些全无历史常识的乱开黄腔的自命公知们,我只想说:“无端地辱骂一个死去的人是不道德,不管他是不是毛泽东。”

2013年3月22日记于北京。

责任编辑:翟帅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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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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