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论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一、从主权安全到政权安全

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国家安全关乎核心与重大利益，主权利益是最优先的核心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冲击了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动摇了殖民主义体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广大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解放斗争而纷纷获得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刚刚破壳而出的新独立国家，对国家主权倍加珍视，主权安全鲜明地摆在第一位。然而，发展中国家所珍视的主权，集中于政治主权、领土主权，对于经济文化主权尚没有清晰地认知，不能正确认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恰当维护。

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基本上停留或集中在政治与领土独立，当然他们似乎也最珍视政治与领土的独立，解决政治依附的问题。由于殖民主义的国际分工根深蒂固，过去长期形成的单一的、畸形的产业经济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所以还比较地甚至严重地依赖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实质就是国际殖民分工体系，继续充当原料产地或商品销售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与西方国家(昔日的宗主国)进行不等价交换。

另外一些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苏联发展模式(亦说是美国—德国发展模式)，通过一定的贸易与市场保护政策，扶植民族资本，发展民族产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取得了较为明显成效，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西方国家重新积聚力量，并率先在英美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革命，该套理论先后被包装成“弗里德曼金马甲”与“华盛顿共识”一组政策，通过扶植(极端的如智利那样的军事政变)或培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济与军事人才)代理人，输送到相关发展中国家，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此，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蔚然成风，新生的民族工业嫩芽很快被强大的跨国垄断资本所掐灭夭折，初步的经济独立被新的经济依附所替代。

政治独立与经济依附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社会与政治的分裂。经济依附，使得发展中国家始终直不起腰来，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外交等，处处仰西方人鼻息。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尝试用“和平演变”而后“颜色革命”等方法，来变更苏东国家政权，此后变本加厉地用于他们所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政权，确立新殖民主义分工体系。如此，政权被由境外势力渗透的境内反对派所颠覆，从而让所谓的主权独立名存实亡。

因此，在当今的国家安全实践中，政权安全相较于主权安全更加凸显，主权安全要落实到政权安全，若是没有政权安全的有力支撑，国家主权便徒有虚名。

二、从生存安全到发展安全再到治理安全

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格局出现大分化，世界历史出现大分野，西欧国家一鞭先着，耀武扬威于国际，殖民剥削与掠夺于广大亚非拉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独立建国后，缺少发展良方，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一直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

近代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苦难深渊。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先后遭遇西方的全面封锁、帝国主义施加的各种战争威胁、中苏关系恶化、中印对峙冲突等多方挑战多种困境，新生政权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解决落后挨打、生产力低下(挨饿)、敌对反动势力破坏等一系列内外压力风险，生存问题始终摆在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才横生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理路线。公允地说，这些后来看起来不无极端、失之偏颇的发展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共和国政权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正常积累与发展，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取得了质的飞跃。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历经“站起来”、“富起来”的发展进程，正在迈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国家安全随之也经历了“相当危险”到“相对安全”的态势演变，避免了“被开出球籍”的危险。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我们既要高度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安全，又要高度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安全”。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利益，直接涉及生存安全;军事安全、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多个重要安全领域，直接或间接关乎着生存安全。

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除了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之外，更重要的是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国家只有更好更充分发展，才能有更充足的物质基础、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去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挨打”问题，实现站起来，立起来;第二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挨饿”问题，实现富起来，大起来;第三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将经历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努力解决“挨骂”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基础上，实现强起来，壮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国家安全经历几个阶段：“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解决挨骂问题，不是一般的生存安全问题，也不是通常的发展安全问题，而应是一类新型的治理安全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集中应对的问题。

三、从维护安全到塑造安全

安全与发展是一对矛盾，一定时期与既定条件下，国家资源有限，过多地用于安全就会影响发展，安全与发展很多情形下难以得兼。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充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才有可能确立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发展所采取的积极进取态度不同的是，安全受底线思维的约束，通常更多地选择一种倾向保守的态度，采取守势，重在维护。

维护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稳定，维护大局稳定，维护好过去的发展成果。对外，其一，维护世界和平。其二，维护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其三，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当今世界，少数大国始终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大国博弈实现相互制衡，保持战略平衡，决定着世界和平、安全、稳定。

在维护安全上，可以极大化的安全政策就是积极防御。同时，安全战略上，再好的防御都不可以替代适度而有效的进攻，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御，积极防御中的“积极”就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跳出内线，转入外线。因此，在维护安全的同时要审时度势，兼顾塑造安全。塑造安全往往比维护安全更加有利有力。

塑造安全要立足“国家利益至上”。维护既得既有利益，拓展潜在利益，前提是不损害他人他国正当合法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安全保障(维护与塑造)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有时候，安全工作要做在利益拓展之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肯定要对世界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要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援助与帮助;另一方面，对于频繁出现的地区与国际热点事务，如战乱、动荡、暴恐、灾害、疫情等，不能一味地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而应在尊重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的前提下，加强战略预置，推进建设性介入，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建设性介入，承担与中国大国身份相适应以及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塑造规则秩序。国家间竞争的制高点在于标准秩序的博弈。现行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美苏主导，主要几个战胜国参与而一起制定的。但是，现行的国际规则秩序，虽然也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战胜国的利益，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更多地体现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的利益。对中国而言，虽然仍有一些“剩余价值”，但是该秩序几十年不变，没有与时俱进地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因此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力尝试。

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发展机遇，这不仅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利用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而努力地发展自己紧密相关，而且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周边地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战略决断紧密相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拼善战紧密相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开国奠基之战，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塑造安全的典型范例。 

四、从一般安全到特殊安全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定位首先是大国国家安全。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且只有大国强国才能真正而鲜明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共性一般性的同时，彰显国家安全的个性特殊性。中国的国家安全既体现一般国家安全尤其是大国国家安全的共性，又突出中国的国家安全个性。

在重视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传统安全与自身安全的同时，还要甚至更加重视内部安全、国民安全、非传统安全与共同安全，尤其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中国特色的大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定位。

五、从局部安全到总体安全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国防军事安全，传统安全，成为最突出的国家安全，核恐怖悬于头顶，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作为新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政权性质、国家属性与时代特征、国际环境，中国能够选择的其实很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民众勒紧腰带，成为一种战略与策略组合的必然。后人以变化了的时空条件，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去苛求、责备前人，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成分更多。

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新一轮全球化大潮开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传统安全褪色，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而且往往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全球化中，经济自由化与社会信息化，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远。

总体安全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类新表述新透视。总体安全约略包含以下内在逻辑与主要原则：坚持底线思维，防止资源错配，出现安全短板;使国家处于总体安全状态，不能形成由经济社会政治等风险交织叠加而引发综合风险，不能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消极，最低目标);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积极，最高目标)。

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发展与安全有对立，也有统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与此同时，安全工作又不能计较一时一域得失，要确立底线思维，不仅要算经济账，算小账，即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而且还要算政治账，算大账，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必须考虑党的执政安全与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更要算战略账，算长远账，算总账，处理主要矛盾问题，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必须要有利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